三、遭「北京市法制培訓中心」迫害的典型案例

第一個被「七處」劫持到北京洗腦班的人

李桂平，女，五十多歲，家住朝陽區，大專學歷。二零零一年八月二日，北京市「610」、北京市公安局國保聯合綁架了李桂平，連她的孩子、丈夫、母親也不放過，一同被抓到太陽宮派出所，當時她的孩子還是個沒過哺乳期、剛剛九個多月的嬰兒。

沒有依照任何法律程序辦理，第二天，八月四日，李桂平就被投入「北京市法制培訓中心」：一個秘密刑訊的地方。她的家人到處查找她的下落有半年之久，竟然一點跡象都沒找到。

當時這個集中營還未修好，未正式掛牌，武警也沒有派來。北京新安女子勞教所四大隊大隊長李繼榮帶若干已「轉化」的「幫教」來這裏負責給她洗腦，北京市國保、太陽宮派出所、團結湖派出所等多地警察輪流看管，直到九月份才改由女武警看管。

有一天，北京市公安局一個叫「蔡處」的和王磊等預審把李桂平帶到一間平房，那個蔡處說：「對你進行監視居住」，李桂平說：「你們這樣做是違法的」，「對付你這樣的，我們有的是辦法」，說完這句話，「蔡處」轉身走了。

接下來，李繼榮她們給李桂平洗腦。她們先是對她進行圍攻，逼她看誹謗法輪功的錄像。不見效果，就開始不讓她睡覺，罰她長期蹲著、飛著。不從就打大嘴巴，幾乎每次都是連打幾百個嘴巴。李繼榮還親自動手用厚厚的大書直接往李桂平的頭上打，打得她頭立刻腫大起來。

李桂平	李桂平被綁架時她的孩子剛出生九個月

李繼榮喜用攻心術，背叛了信仰的張小潔成為其主要幫手。張小潔被非法勞教時，她的孩子一歲半，張小潔就不斷說有關孩子的話題。李桂平那時還在餵奶期，被綁架後總有奶水流出，李繼榮就殘忍的說：「孩子想媽時，才會流奶水，你的孩子現在正在哭呢。」李繼榮還拿來了李桂平未滿週歲的兒子的照片，企圖用「親情感化」逼她就範。李桂平看過照片後平靜的沒甚麼表示，李繼榮就惱羞成怒，指使打手開始又一輪施暴。李桂平高喊：「法西斯！強盜！」她們說：「喊也沒用，這裏沒人聽得見！」

見李桂平總是不說話，另一幫兇王玲就緊挨李桂平坐著，不斷的點穴。王玲原來學過按摩，會點穴。她用食指和中指並在一起，對準穴位往下一按一擰，點過的部位就會無聲息變青紫，又痛又麻又鑽心。李桂平拒絕體罰，不蹲、不彎腰，她們就四、五個人一擁而上，把她按倒在地上，對著肚子一個勁的點穴。肚子是軟的，點下去，痛、癢、麻，難忍。她們還無恥的說：「打你算舒服的」。李桂平使盡全力，將肚子繃得很緊，她們就點不進去了。據李桂平後來回憶說：「在調遣處被電棍電時，電敏感部位，其難受程度都無法與點穴相比」。那時李桂平一說話，惡徒們就打她耳光；不說話就點穴。她被折磨的鼻青臉腫，一身傷。值班的武警都不忍心看了。李桂平對李繼榮說：「幫教很殘酷、很殘忍。」李繼榮毫無人性的回答：「你說對了。」

李桂平還被罰蹲十幾天，從早八點到夜裏兩點，中間還飛著。腳和小腿踝骨腫得跟豬蹄似的。

這期間，勞教所的一個男所長曾過來說：「派出所、看守所都不愛管法輪功了，甚至還有同情，就我們勞教所在堅持」。一個被中共洗腦的朝陽便衣國保說：「你說我們之間是甚麼關係？天敵，就是天敵。」

李桂平在洗腦班經歷暴力洗腦、酷刑虐待半年之後，又輾轉於豐台看守所、秦城監獄，最後被非法判刑12年。

龔瑞平兩度被囚洗腦班

龔瑞平，女，五十歲，優秀小學教師，平谷縣法輪功學員。二零零一年七月二日，第一次被單位強制送到洗腦班，參加平谷教育局洗腦班。白天被非法押送到新安女子勞教所，她不聽「幫教」胡說，就背法。「幫教」就急了，一擁而上有捂嘴的，有捏鼻子的，教育局的王齊英拽著她的頭撞牆，把她按倒在牆角，她被打暈過去甚麼都不知道了。「幫教」又把她嚷醒，強迫要給她攝像，她堅決抵制，大聲喊，因為她知道他們拼接後再播放的都是造假的錄像。

龔瑞平

在把她劫持回洗腦班的路上，開車的司機看著龔瑞平顯出很心酸的表情。龔瑞平上廁所時在鏡子裏發現，自己臉上都是青紫，腫得眼睛只剩一條縫。一進飯廳，一個上了歲數的大爺說：「怎麼給打成這樣！」龔瑞平絕食抗議洗腦時，歹徒們給她強制灌食時，鼻子都戳出血了。

第二次，龔瑞平是二零零一年十一月，被從市局七處綁架到洗腦班的。這次主要是長期不讓睡覺，有時每天只讓睡兩個小時，有時一點兒不讓睡，大概持續了一個多月。

那幫包夾還把龔瑞平的衣服扒光得一絲不掛，以此羞辱她。為首的是勞教所女警李小鳳，警察石蓮蓉協助。大冬天她們還把窗戶大開，成心凍著她，而警察和幫教卻穿的很多，直到她們自己覺得冷了才把窗戶關上。

十五個月的酷刑 謝戈幾次生命垂危

謝戈，男，四十多歲，當年在上海上大學。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五日被綁架到北京市法制洗腦班。

在此之前，由於進京為法輪功討公道，從二零零一年四月起他已經歷了被綁架、在北京市公安局的一個秘密審訊室裏被警察用膠皮棍連續毆打數小時，上「死人床」八個月等酷刑。八個月後，謝戈的體重從一百七十多斤降至一百多斤，心跳微弱，血壓只有四十到七十，被天堂河醫院的醫生診斷為瀕臨死亡。他的整個背部和大腿部份都被打得烏青發黑，布滿了傷痕，傷勢嚴重，不符合接收條件，醫生建議退回北京市公安局。但是洗腦班的領導不同意，仍然將他關入該中心的一個監室。

謝戈從當日起絕食抗議。十二月十二日洗腦班的警察伙同天堂河醫院的醫生對他進行強行灌食，數名武警將他按在木椅子上，後來又將他綁在一張特製的鐵椅子上，只要他稍一掙扎，就對他拳打腳踢，將橡皮管從鼻腔經喉嚨順食道插入胃中。整個鼻腔像燒著了火一樣，拔出來後管子上全是血，有時一次插不進去，就反覆插好幾次。洗腦班一名國保警察對謝戈說：「你不是覺得灌食插管很難受嗎？那我們就天天給你插，一直插到你屈服為止」。顯然惡警是把這當成了一種酷刑手段。就這樣，謝戈在洗腦班期間，被強行插管灌食達200多次！肉體遭受了極大痛苦。國保還想過給他的胃裏灌二鍋頭酒。

從謝戈被綁架到洗腦班的第二天起，北京女子勞教所二大隊、一大隊、四大隊和「洗腦班轉化科」的警察先後率十餘名「幫教」輪番給他洗腦。強迫他長時間聽他們攻擊詆毀法輪功及其創始人的胡言亂語、這類造假文字和音象材料。他們說的最多的一句話就是：「你不轉化就休想從這裏出去」。女所二大隊的惡警指使「幫教」將寫有辱罵大法師父和大法的紙條貼在牆上，扔在床上、地上，隨意踩踏，並在口中不停的辱罵，對他進行精神侮辱折磨。

二零零二年一月的一天，晚上八點左右，七名警察闖入監室。當時謝戈已絕食五十多天，身體十分虛弱，惡警們長時間罰他站著，然後當著他的面踐踏李洪志師父的法像，嘴裏還說著侮辱大法師父的污言穢語，其行徑與地痞無賴毫無二致。然後他們用涼水將謝戈從頭灌到腳，並打開門窗用冷風吹，謝戈被凍得渾身發抖，牙齒不住的打顫。 惡警們毫不理會，繼續施虐，整夜不讓他睡覺。直到第三天，謝戈嘔吐中出現了血塊，惡警們怕承擔責任，才停止了「熬鷹」。

中共酷刑示意圖：澆冰水

二零零二年四月，謝戈已經絕食120多天。醫務人員檢查發現他的血壓只有40／70，心臟功能也很差，情況很危險。但洗腦班仍不放人，也不通知家屬，而是將他押送到北京市公安醫院繼續迫害。在辦入院手續的時候謊稱他是刑事拘留人員。入院十天後，當得知他的身體狀況有所好轉，就迫不及待的將他抓回「洗腦班」。

洗腦班國保處惡警鬍子輝（音）見謝戈始終不屈服，就把監室裏原來的木床換成了鐵床，然後用手銬將他的雙手銬在床的一端，再用布條將他的雙腳分開綁在床的另一端，使他整個人成「大」字型。綁完後對他說：「我就不信整不了你，告訴你，甚麼時候‘轉化’甚麼時候把你從床上放下來，要不然你就準備死在這張床上吧。」 謝戈二十四小時被捆綁在鐵床上，大小便都在床上。長達八個月的連續捆綁對人精神和肉體的巨大摧殘，無法用言語來形容。

酷刑演示：綁在床上

鬍子輝還經常帶領國保處的其他警察對他進行毆打：連續抽耳光；用拳頭猛擊胸部；穿皮鞋猛蹬大腿等。他對著謝戈瘋狂叫囂：「你知道我是誰嗎？我就是魔頭！」

五月，絕食150多天。女所四大隊大隊長李繼榮在謝戈身體極度虛弱且四肢被綁在鐵床上的情況下，又開始了對他的新一輪洗腦。她指使「幫教」長時間凌辱、謾罵他。由於害怕他喊「法輪大法好」，就用毛巾死死勒住他的嘴，然後捏住他的鼻子往毛巾上澆水，使他幾近窒息。這時李繼榮竟然笑著說：「這是在給你補充水分」。見他仍不屈服，李繼榮就親自上陣，在幾名包夾的協同下，將謝戈的身體在鐵床上拉抻到最大限度，然後用布條將他的腳死死的綁在鐵床的另一端，使他痛苦難當。

當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天堂河醫院給謝戈做檢查的時候，結果顯示：由於長期捆綁和絕食，他的身體已極度虛弱，隨時都有生命危險；而且四肢肌肉嚴重萎縮，再捆綁下去將導致終身殘疾。洗腦班害怕承擔責任，才將他從鐵床上放下來。剛放下來的時候，他幾乎無法站立，手腳均不聽使喚，過了很長時間才逐漸恢復了機能。

從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五日到二零零三年二月二十五日，謝戈在洗腦班被強行洗腦和酷刑長達一年零三個月之久，幾次生命垂危。由於他認為自己堅持「真、善、忍」信仰、做好人沒有錯，自始至終都沒有配合任何非法要求，命令和指使。好多武警後來都喜歡和謝戈聊天。隔壁房間的同修多次在半夜裏聽到謝戈被迫害時高喊「法輪大法好」的聲音。在此期間，他曾多次要求上訴和聘請律師，均遭到無理拒絕。

譚守禮遭受的折磨

二零零一年底，譚守禮在前門東大街一棟十二層的大樓（正對北京市公安局後門）懸掛了一個為法輪功討公道的大型條幅，被前門派出所警察綁架。後被送到洗腦班三個月。

看守他的武警白天坐在屋角的桌子旁邊，晚上在他床頭和床邊各站一個，每當他翻個身或打呼嚕他們都會在記事本上註明：「目標」幾點幾分翻個身，幾點幾分打呼嚕。如果他說夢話，也被記錄下來。

譚守禮

每天有五個警察和兩個「幫教」給他洗腦。為首的寇成惠是洗腦班一個科長，三十多歲，還有兩個警察姓李。他們讓譚守禮往大法書上坐，他不坐，警察就坐在他身上往下壓。三十歲左右的惡警岳愛華，就坐在譚守禮的肚子上使勁壓。歹徒還用笤帚篾子捅他的耳朵、鼻孔。白天黑夜罰他蹲著，不許起來，時隔十三年多，至今他的兩個大腳趾還是麻木的。蹲累了也不許坐地下，他要坐下，岳愛華就兩手揪著他的耳朵往起拽，耳朵被拽得火辣辣的疼，臉都腫起來了。後來又讓他對牆罰站，鼻尖對著牆，站著熬夜，這樣罰站好幾次。警察告訴他會暈過去，最後一次他果然昏倒在地，身體直直的向後倒下去。

那個排的武警曾經負責天安門警衛的，他們說，他們去天安門執勤之前，上級都會放「天安門自焚」偽火的錄像，以激起他們對法輪功的仇恨。

莊偃紅被關禁閉長達半年之久

莊偃紅，女，五十多歲，北京工業大學哲學教師，北京大學哲學系本科畢業，中國人民大學倫理學專業碩士研究生。九九年七.二零以後堅持向政府和各界人士講清法輪大法真相，當二零零二年一月被從昌平看守所轉至洗腦班的時候，已是她第五次遭非法關押了。

莊偃紅

二十多個警察和四、五撥「幫教」晝夜輪番圍攻她，辱罵、譏諷、恐嚇、罰站、禁止上廁所、二十多天不准睡覺、每天只在清晨由警察押回小禁閉室睡上一個來小時。

二零零二年過完年後，莊偃紅被單獨關在狹小的禁閉室裏長達半年之久，除了嚴酷的審訊，完全與外界隔絕，沒有任何人來跟她說話。

禁閉室裏不給予人存活的起碼條件：炎熱的盛夏，室外氣溫高達攝氏四十度以上，室內仍然門窗緊閉，悶熱的令人窒息，心跳、呼吸都很困難。當莊偃紅要求門外站崗的武警開一點小窗口通風時，回答是：奉上級旨意不允許，只能這麼熬著，實在不行了就叫大夫來給打針，吃藥。幾週後，警方怕出事，才將朝向樓道的鐵門上的天窗打開一條縫，每天只開一小會兒。

洗腦班建在荒郊野外，小禁閉室裏到處都是奇形怪狀的大小惡蟲，成群結隊，從下水道、便池、水池裏鑽進鑽出，在軟包裝的牆壁裏蛀洞、做窩，在床鋪的縫隙和晾掛的衣服中藏匿，在洗漱用具、食物和被褥上亂竄，令人毛骨悚然。

在莊偃紅的再三要求下，警方才給了她一小塊藥皂用來防蟲。而塗抹於牆縫、地面的藥皂和後來噴洒的殺蟲劑，不能把蟲子殺死，反倒把一些厲害的惡蟲燻了出來。一次她被一條一尺長的惡蟲險些滑倒，連武警們都驚呼「媽呀，頭髮根兒都豎起來了！」

藥皂和化學殺蟲劑在暑熱的蒸發下、在不通風的囚室裏，使莊偃紅中毒，出現頭暈目眩、噁心想嘔吐、心跳急促、氣短胸悶、渾身癱軟、肢體發麻、站立不住等症狀。每一天，她盯著從鐵窗射到地面的一縷陽光的一點點移動度過。無邊的寂寞和煎熬，使她接近生死崩潰的邊緣。

半年多的關押使她的身體十分衰弱，精神也受到嚴重摧殘。出來後的二、三個月內，腎功能和腸胃功能都極度低下，腰痛、頭暈、噁心、心慌、無力、走路像腳踩棉花一樣，每天只能極少量的進水、進食，血壓、血糖均不正常。而且，反應遲鈍，記憶力減退，思維呆滯，時有中斷，語言表達不暢。經數月學法煉功，莊偃紅的身體才漸漸恢復正常。

崔湘君遭毒打、殘忍灌食

崔湘君，男，1967年生，昌平城北中心小學教師。二零零三年七月崔湘君被綁架到洗腦班二樓陰面中間的一個監室。他一直絕食絕水，在看守所就已經絕食七天了，看起來非常消瘦虛弱。他坐在床墊上閉目煉功， 武警就大聲呵斥命令他停止。他不聽，當官的武警就帶著三、四個當兵的衝進去，扳胳膊扳手抬腿的不讓他煉，把他弄到了地上。可是一會兒他又煉上了。反覆多次，武警也只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不管他了。大小便要求喊報告，他就是不喊報告，寧可尿在褲子裏也不喊報告。

崔湘君

幾天後，洗腦班開始給崔湘君強制灌食。醫生進行鼻飼，他不配合，國保警察就過來把他綁在一種特製的大鐵椅子上，其實就是刑具，用繩子把身體和四肢都緊緊捆在椅子上，人一點都動彈不得。崔湘君就大喊：「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法輪大法是正法！」「停止迫害法輪功學員！」聲音非常大。國保警察聽他大喊，慌忙跑去關窗戶，怕人知道真相。另有警察抽他嘴巴，啪啪不停地打。每天要灌食三、四次，每次都經歷綁─灌─高喊─打的循環，幾天以後醫生直搖頭。管子拉出來有血絲，再插插不了了。除了灌食，每兩、三天還要輸液，好幾大瓶，崔湘君不配合，警察就把他身體、手、腳分別綁在鐵椅子上。

酷刑示意圖：摧殘性灌食

負責「轉化」迫害崔湘君的是四個警察：寇成惠，團河勞教所警察，四十歲左右，他認識崔湘君，因為崔湘君二零零零年在團河被非法勞教一年；楊××，將近四十歲，家就住在大興，東北人，原來還是中學老師；張××，四十多歲，天堂河勞教所警察；還有個年輕的小李，是新招來的大學生警察。他們整天輪流找崔湘君「談話」，還拿來一封家信向他施壓。看他堅決抵制洗腦，楊××有一次氣急敗壞的打了他好幾個嘴巴，崔湘君就大喊：「警察打人啦！」楊××有些心虛，但嘴上還在強硬著。

過了一段時間，他們開始不讓崔湘君睡覺。夜裏開著很亮的燈照著他，讓他分不清白天黑夜。搬來兩把椅子，讓崔湘君坐一把，對面另一把警察輪班坐著，崔湘君一閉眼，就捅他，不讓他睡。連續幾天後，幾個警察失去了耐性，瘋狂了，沒問幾句話就迫不及待的動起手來，抽耳光，拳打腳踢，很快把他逼到了牆角，打倒在地。因為門的右邊牆角有監控器，那下面應該是監控不到的死角，警察知道打人是犯法的，不想被記錄下來。他們打得崔湘君滿臉是傷，有血痕，一個眼眶有大黑紫的圈，雙腿大片的黑紫腫脹瘀血，身體多處有更大面積的傷痕瘀紫，兩個大腿的內外傷勢最為嚴重。事後這些惡警還傳授說，猛踢大腿根部，人最疼痛難忍，既死不了人，又讓人最痛苦。

一在場執勤的武警事後投稿明慧網回憶到：「他剛開始喊（「法輪大法好」）時，我們聽了都感覺到心驚膽顫，都被鎮住了，從來沒見過這種陣勢，感到信仰真是有力量，沒聽出有絲毫的懼怕不平敵視怨恨，就是一股強大的正氣，其中還有善良的呼喚。」「原來對這些北京警察，我們都非常尊敬，都當作首長一樣看待。一個絕食絕水幾天沒睡覺、也沒有絲毫敵對暴力反抗的人，四個警察一起毒打他，這太說不過去啦！最讓我驚奇的是，從崔湘君的眼神裏表情中竟然還是沒看到一絲的怨恨仇視，我因此對法輪功學員有一種說不出的崇敬；相反，我對北京公安局和勞教所警察的尊敬和羨慕一點都沒有了。後來我們和崔湘君說話都非常善意，我們只能用語氣（可能就是幾個字）和眼神來表達我們的敬意。」

陳軍傑的丈夫、孩子遭株連

陳軍傑，女，五十多歲。二零零三年九月被非法關入洗腦班。第一個星期沒人理她，在一個四平方米的禁閉室裏，一個人獨自坐在由木板搭的「床」上。房間裏有一個衛生間，長期鎖著。上廁所或喝水，都要報告武警，她們打開衛生間、按開關，才能喝到裏邊的水，一天只許一至二次。

陳軍傑

一個星期後一個姓李的男人來「轉化」她。陳軍傑不予理睬，他們就叫了四、五個人來洗腦，分別姓陳、岳、張、安。他們流氓的說：「信不信，把你孩子弄來，當著你的面揍他一頓」。後來還讓她孩子和丈夫給她寫信，利用親情脅迫她。孩子和丈夫不修煉，竟然也給抓進看守所。後來丈夫竟被非法勞教兩年，孩子在看守所囚禁了一個月。

洗腦班的歹徒一看陳軍傑不為所動，就讓她衝牆罰站。她不站，就揪頭髮、拽衣領，把衣服都給揪壞了。還不讓她睡覺，每天也就睡二個小時。

三個月後，他們又把陳軍傑關進只有二平方米的小禁閉室，就沒人理她了。那時已經進入冬天，喝水喝的都是水管子裏的涼水；地上有個便池；從來不讓洗澡。惡人們解釋說：這叫精神折磨，因為人是語言動物，需要交流，不與人接觸，不能說話，時間一長就會瘋了。陳軍傑說：「你們妄想，我們是修煉人，不是一般的人」。就這樣在洗腦班呆了六個半月，後轉到看守所被非法判刑。

尖叫的儀器

秦尉，男，五十多歲，原北京海澱區八一中學美術教師，畢業於中央工藝美術學院裝飾繪畫系。二零零四年，在「北京市法制培訓中心」遭洗腦和酷刑折磨五個月，參與的警察有楊長站、寇成惠等人。

秦尉

其中有一種酷刑是聞所未聞的：每天夜晚當他睡著以後，就會被一種極端尖利刺耳的噪音吵醒，那是裝在房頂天花板一角的一個奇怪的儀器發出的。它每隔二、三分鐘或三、五分鐘就尖叫一次，整夜持續不斷，聲音直刺人的心臟，使秦尉心臟亂跳，難受之極，手腳冰涼。第二天，警察會特意來給他檢查心臟，一天兩次，早上一次，下午一次，觀察他心臟有甚麼異常變化。心電圖、彩超、掛helter（二十四小時掛在身上監控心臟），各種檢測手段都用上了。

五個月中，天天如此：夜晚噪音尖叫，白天兩次檢查。很快，秦尉的心臟就出現了各種症狀：早搏、停跳、間歇、心律不齊、房顫，等等。但洗腦班並未因此而停止對他的這種折磨，直到秦尉離開洗腦班為止。

後來秦尉回憶起這段經歷，覺得很像是在拿他身體做某種試驗。為了達到摧毀大法弟子的意志，中共警察幹了日本侵略者和納粹法西斯都沒幹過的事情，真是只有你想不到的，沒有它幹不出來的！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