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著

我在修煉法輪大法前全身是病，四十六歲被確診為皮膚癌：全身奇癢無比，恨不能再多長一雙手幫我撓，直到把全身的皮膚抓出血了，才能緩解一點，特別是腋下、大腿的胯部等處沒有一點好皮膚，得用沸水濕透的毛巾熱敷，能減輕點癢痛。從腰部到頸部的脊椎全部是骨質增生；頸部有拳頭大的包；抬不起腰，幾乎到九十度的大彎腰。臉部長滿了蝴蝶斑、偏頭疼、酒精肝、腱鞘囊腫、鼻塞、風流眼等等許多病。

妻子在單位得了職業病──肝硬化；還有一個九十多歲的母親和四個不懂事的孩子，我不能幹活，家裏沒有一分錢，反而還欠生產隊八十元錢的外債，這八十元錢啊！那時的八十元錢可不是現在的錢，因為那時一個身強力壯的男人，每天只能掙兩角錢，還有七口人等著吃飯，所以有病也沒有錢治療，我疼的時候，真的是不想活了。

得法

為了治病，我接觸了好多種氣功，九四年秋天，親戚借給我一本《法輪功》，對我說：「這本書挺好的。」我一夜就看完了。第二天就問親戚這書到哪兒能買到？他說：「可能書店就有吧。」我急奔書店，到那兒一問說是賣完了，我就叫他給進幾本，第二天，我就從書店請回兩本書，送給親戚一本。當時有很多練氣功的人來找我，我當時就定下了這一念──只煉法輪功。可惜沒有馬上就學法，只是把買回書放起來了。

直到九五年，有人告訴我，醫藥公司的人有師父的講法錄像，我才開始看師父的講法錄像，就覺得身體輕鬆，時刻有要跳起來的感覺，心情很好，我當時被病折磨的，一米八幾的個頭，身體不足一百斤，我已經七年多沒幹過農活了，連拿捆苞米稈都拿不動，今天不知怎麼，就想幹活，我就跟老伴說：「我要去挑糞。」老伴笑著沒有吱聲。

我家的菜地，在房後面的一個山坡上，坡度大約在三十多度，我一口氣就跳了二十五擔糞。老伴覺得非常驚訝。

修煉一個月後，我白天晚上咳嗽，晚上幾乎不能躺下，只有端坐著，持續二十天後，從此咳嗽病不翼而飛。

我偏頭疼很重，一疼起來就得喝酒，才能減輕一點，就這樣肝臟被傷害，便成了酒精肝。修煉大法二個月後，頭痛好了，肝臟恢復正常；有一天早上起來，一個鼻孔往外冒血，用棉花把其堵上，可血又從另一鼻孔冒出來，我馬上悟到：「是師父給我淨化身體。」我一下把鼻子上的棉花團拿掉，讓它隨便流，直到流夠為止。

我胃腸功能不好，不能受涼，學法不到一個月，就開始淨化，共拉了四夜五天，都來不及躺下，又去廁所。我也不喝水，也不知道這五天四夜的水是哪來的。

我頸椎那個拳頭大小的包，一夜之間不翼而飛。就這樣，兩個月時間，我的體重反而增加了四十多斤。

學法

我從得法開始，除了雨天之外，從九六年到九九年每天在我家七百平米的院裏放師父的講法錄像，放了三年，每天晚上集體學法，從未間斷，每天早上三點，我起車帶著老伴，到縣城裏參加集體煉功。

九九年「七二零」後，我和老伴每天學《轉法輪》三講，早上三點起來煉五套功法，也未間斷過。我每天早上，到點自動起床，不用任何鬧鐘等。有時再參加小組學法，就不只是三講了。我悟到：「《轉法輪》，法輪轉。就是多學、多看《轉法輪》」。

洪法

學法後兩個月的時間，我的身體和精神面貌幾乎就是換了一個人，家人、親戚、朋友、鄰居都看在眼裏，我就召集這些人，組織大家白天在我家的院子裏看師父的講法錄像，教他們煉功，晚上在我家學法，白天人多時有一百多人。

我只要聽說縣裏哪個地方有學法的人，我就騎摩托車找到這個人，與他交流在他那兒組織學法點，無論縣裏的哪個角落，只要我知道的，我都去過。

我家就是煉功點，遠的就在我家裏吃、住，多時有五、六人，少時一兩人那都是很正常的事，我老伴就是廚師長，每天負責做飯，並把院子裏的座位安排好，一排排的磚頭當成板凳。

在我這兒，只要能學法，我就幫助解決一切困難，沒有書我給買，沒有資料我給拿，沒有路費我有，缺甚麼，我給解決甚麼。

負責

當時我們的輔導站的人員多而雜：有當時的縣長、副縣長、衛生局的幹部等等，輔導員就有五十多個，受黨文化的影響，每次輔導站開會，像做常人報告似的這個頭講話、那個領導總結，輪完一遍就是一上午時間，我就覺得他們講的不在法上。我非常珍惜每次的輔導站組織的同修交流會，就想利用這個會把大家組織好，對大家的提高有幫助，也就是怎樣更好的把路走正，多學法，學好法。

我就極力的縮短這些站長、輔導員講話的時間，讓各地的同修多講他們當地的實際情況，以便更好的解決。這樣就引起其他輔導員的不滿。為了減少不必要的矛盾，我放棄站長的職位，推薦了學法基礎好、走的正的人當輔導站站長。

為了對大法負責，有時我也會提些建議，在我的心裏，是不是輔導站站長不重要，而最重要的就是大家怎樣能在法上提高，路怎樣能夠走正。後來我又被大家推薦為輔導站的站長。

法會

在「七二零」之前，我們組織開了一次一千多人參加的法會，當時的阻力很大，就連找場地就困難重重，找一個不行，再找一個還不行，不是這個領導不同意，就是那個領導不批，找了四、五個都不行，最後定在一塊空地上。就是在這塊空地上不知還有沒有干擾？

我當即通知所有的輔導員，早上七點五十準時開會。當時我想：「你公安局是八點上班，我七點五十宣布開會，你就干擾不了了。」等到開法會當天八點十分左右，真的來了四個警察，準備把進入的通道堵上，可是到地方一看，所有的人都到齊了，會議已經開始了，一招不行，他們就想干擾。我就極力的和這四個警察周旋。法會在那邊繼續開。開始他們告訴我說：「法輪功不讓集會，你們還聚集這麼多人開會」。我就說「你看台上講話的那個人，都近八十歲了，你聽聽她們講的是甚麼，她們講的都是自己受益的體會。」就這樣我主動找話題和他們嘮，引導著他們聽學員的交流體會，竭力的穩住他們。最後法會開到中午十二點結束。散會後，當時年輕的輔導站站長，抱著我就哭了，他知道這次法會開的有多麼不易。

搶書

二零零零年「七二零」，所謂的敏感日，我和老伴在家看書，派出所所長和大隊長來到我家，把我手中的書《轉法輪》搶過去，並說：「我要拿走。」我一下子從炕上蹦下地，把書從他的手中奪回來，說：「這是我的命！你拿我的書，就是要我的命。」他說：「不拿，我就得拘留你。」他又把書搶過去，我又一下子把書搶回來，雙手捧著我的書，就去穿鞋，開開門就往外面走，心想：「拘留就拘留，拘留我也不能把書給你們。」

這兩個人又把我叫回來，說：「老王，你回來，你回來，我這個所長的帽子是給你戴的，你再別走了，你走了，我這套衣服就穿不了了。」同時雙手合十給我倆作揖。

捎信

九九年七月二十一日，派出所警察和村書記，把我和一個輔導員、一個學員綁架到賓館。第二天早上起來，我想到家裏還有許多的大法資料，就和其他兩個人商量，準備給家裏打個電話。

我們在窗邊看了好久，也沒有找到捎信的人。我靈機一動，告訴看門的警察說：「我家養豬，家的鑰匙在後窗台上，我得出去打個電話告訴家裏人一聲。」他說：「不用出去，我這有電話。」他隨手就把電話遞給我，我邊撥號碼一邊想：「我該怎麼說呢？」

電話通了，我就對老伴說：「咱家的鑰匙在後窗台上，你把它收好。」家裏老伴說：「我知道了。」在師父的點化下，老伴一下子就明白了，把家裏所有的大法資料都轉移走了。

下午三點，六、七個警察帶著我，到我家抄家，家裏甚麼也沒有，後來老伴說「我一生從來沒有那麼聰明過，可那天你給我一打電話，我馬上就明白了，是叫我轉移大法資料的事。」

要回錄像碟

九九年七月初的一天，我們在俱樂部放師父的講法錄像，被公安局政保科的兩個人強行把錄像帶拿走，第二天，我和一百八十多名同修去政保科要錄像帶，通過兩天的努力，才把錄像帶要回來。在同修中，卻在傳我這個輔導站長做的不好，還有的人說：「錄像帶被拿走，他沒去要。」等等，後來輔導站總站長了解情況後，對大家說：「你們都給老王修了，你們都沒過去關。」

沒有師父給我淨化身體，我都活不到今天，我又在師父不斷的講法和加持下，才能化險為夷、平穩的走到今天，雖然我已不在那裏居住，但我家就是一朵小花，在證實法的洪流中盡我的全力。

我把大法看的比我的生命還珍貴，沒有甚麼話能表達我對師父的感激之情。只有在最後的時間裏，更加精進，與同修共同做好三件事，完成自己的史前誓約，圓滿隨師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