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遼寧省康平縣法輪功學員孫鳳新講述她堅持修煉法輪功所遭受的迫害，尤其是第二次在龍山勞動教養院所遭受的迫害。

我叫孫鳳新，出生於1971年，遼寧省康平縣人。我是1998年7月份開始修煉法輪功的。自從中共惡黨迫害法輪功後，我經歷了被綁架，強制洗腦，拘留，勞教，酷刑等種種精神與肉體折磨。

一、進京上訪

1999年7月21日，我在康平縣五金公司門前的煉功點煉完功，就聽大家議論：昨天瀋陽及其它地區的輔導員被警察抓起來了。大家都很吃驚，為甚麼要抓他們？煉法輪功的人是修真、善、忍的，不貪、不佔，不坑矇拐騙，最講仁義道德，不會觸犯任何法律。大家一致認為應該去省政府反映我們的真實情況，要求釋放被非法關押的同修。

7月22日，我們來到了位於瀋陽市中山公園附近的遼寧省委上訪，要求政府放人，當時來了很多法輪功學員，大家都靜靜的坐在中山公園圍牆的馬路牙邊，對交通沒有任何阻礙，期待政府公正解決放人。可是等來的卻是大批武警和公安，他們開始對和平上訪的法輪功學員往客車上抓。為了不讓他們拖走，學員們都臂挽著臂，這些武警和公安開始連踢帶打。當時一個武警把我拖起來，我對他說：我們沒有阻礙交通，沒有違法，你不能抓我。這時又竄上來一個武警，使勁把我胳膊擰到背後就往車上推。法輪功學員真正做到了師父教導的「打不還手，罵不還口」，向他們講道理，可是這些武警和公安根本不聽，失了控似的就是往車上抓人。很多學員被他們打傷，裝滿學員的大客車一輛輛的開走，送進體育場，後來又用大客車分別把學員拉到不同的地方關起來，有的被拉到空場房裏，有的被拉到學校，我被拉到一個學校裏，並告訴下午聽通知。下午3點，大喇叭開始廣播，污衊法輪功為「非法組織」等等一些誹謗攻擊大法之詞，當天晚上我們被遣送回康平，客車卻把我們拉到了公安局院裏，讓每人必須在公安局登記填寫：姓名、家庭住址、工作單位。從此以後，法輪功學員的家被派出所警察、社區、村委不斷騷擾。

7．20以後中共惡黨對法輪功的迫害愈演愈烈，惡黨每天利用報紙、電台這些宣傳機器攻擊大法，毒害百姓。當時環境對每一個法輪功學員來講，心情都非常壓抑。我們沒有錯，不就是煉煉功嘛，有個信仰，我們在單位工作都勤勤懇懇，任勞任怨，哪像電視、報紙宣傳的那樣！和我一個寢室的小姐妹也都說：孫姐，電視說的我不相信，因為你不是那樣的人。我們單位是生產方便麵的，自從學煉法輪功後，本人沒有白泡吃過一袋，拿過一袋麵。還有往方便麵投的促銷卡之類的東西也沒有私自拿過。在各方面都很嚴格要求自己。她們都看在眼裏，作為弟子都能這樣，那麼教導我們的師父更是做人的表率，怎麼能像電視說的那樣呢！

我決定去北京上訪，依照《憲法》賦予公民的權利，為法輪功說句公道話，還師父清白，證實大法是好的，給我們一個合法的煉功環境。99年10月中旬，我向單位請了12天假，踏上了去北京的列車，當時各地法輪功學員都紛紛去北京上訪，為法輪功說句公道話。為了不讓學員上訪，全國各地所有能通向北京的交通要道都設有關卡，堵截上訪的法輪功學員，在火車上也安插便衣，有的沒到北京就被便衣查出被遣返當地。甚至在北京的旅店裏半夜三更就有警察查房，問你是不是煉法輪功的，有的學員當時就被警察帶走了。

到北京我認識了一位瀋陽鐵西區法輪功學員，我叫她李姐，當時我倆也不知道北京信訪辦在哪，決定打出租車。10月20日早8點，我倆打了一輛出租車，司機把我們拉到一個地方在道邊停下來說：這就是信訪辦。我倆很驚異，只見信訪辦門口聚著很多人，道邊還停著很多輛警車，在我們停車的地方站著倆個小男孩，都穿著學生服，大概在16、17歲，他倆說：姨，你們也是為法輪功上訪的嗎？我們說是，原來這倆孩子是從武漢過來的，也都想為法輪功說句公道話。看著他們那純真的樣子，我的心被震撼，連學生都來上訪了，可見大法多麼深入人心，那些鎮壓者看到這些，難道就不動心嗎？

也有好心警察告訴倆孩子趕緊回家吧，要是給你倆送進去就回不了家了。為甚麼回不了家呢？上訪是公民的權利，而且我們都有工作，是請假來的，還要回去上班呢。帶著疑問我們向信訪辦門口走去，只見信訪辦大門緊閉，辦案人員坐在門口的長條椅子上，都著便裝，看見我過來，一個女辦案人員在我耳邊小聲說：是為法輪功來的？我說是。她一揚手「來，法輪功的。」這時馬上圍過來幾個男便衣，看了我倆的身份證說跟我們走吧。我倆很疑惑便問：帶我們上哪去？這不就是信訪辦嗎？反映情況怎麼不讓我們進去？他們馬上說：到信訪辦辦事處，有甚麼話到辦事處接待，我們信以為真，心想不管誰接待，讓我們說出心裏話就行，就跟他上了出租車。

出租車把我們拉到了信訪辦辦事處，有人拿出一張表格，問我們姓名，年齡，家庭住址，身份證號碼，甚麼時候煉的功？並不聽我們反映大法的真實情況，然後把我倆關到一個大會議室，裏邊很多人，一打聽才知道都是瀋陽及瀋陽周邊縣上訪的法輪功學員。在這裏我遇到了來自康平縣張強鎮的法輪功學員王俊英（32歲），她是到北京找信訪辦沒找到，走累了在故宮院一棵樹底下歇息，就因雙盤腿打坐，被警察毆打，遣送到這裏。也有學員告訴我，在我沒到之前，康平就有十多個人被送走了。

二、被非法關進龍山教養院強制班

10月23日早7點左右，我和王俊英就被康平政保科長李密，鎮北派出所所長李恆，把我們倆用一副手銬銬在一起帶走，坐火車到瀋陽，送瀋陽拘留，當時我們說：我們也沒犯罪，為甚麼拘留我們？他們說：都送走一撥啦，這是上邊定的。當時李密還說：真得感謝你們法輪功啊，要不我還來不了北京呢！晚上7點左右，把我倆拉到瀋陽第五拘留所，當時把大門的說：不收啦，人滿了，送到瀋陽龍山教養院。

大約在晚上9點左右，我倆被帶到瀋陽龍山教養院，在一個辦公室讓我倆登記（填寫姓名，年齡，家庭住址），當時記得有孟院長和院長助理，有一個姓何的女隊長（何彬），隨後檢查我們隨身背的包，當時我身上有四百多元錢被扣下。

我倆被帶到一個房間，裏面已經有兩位法輪功學員，她倆是21號過來的，都是瀋陽的。這個強制班是剛剛成立的。當時因為上訪的法輪功學員太多了，各地政府部門迫於江氏集團的壓力把上訪群眾都關押在拘留所，看守所，收容所，女子自強學校，精神病院等地方。面對這些上訪的法輪功群眾，政府部門不但不給予合理的答覆和正確處理，而是一味的採取：上訪就抓你，關你，有工作用開除工職等手段相威脅。

1999年10月21日左右，從北京非法押回的一批法輪功學員到達瀋陽後直接投入瀋陽市龍山教養院，政府部門也知道這些人不屬於勞教對像，所以為了掩蓋他們非法拘禁的罪行，把這種非法關押叫「法輪功強制學習班」。

龍山教養院地址在瀋陽市東陵區祝家鎮，是一座灰色二層小樓，是專門關押普通男勞教人員的地方。當時一樓關押普通男勞教人員，二樓騰出關押法輪功學員。分東、西兩側，每側有4個房間，法輪功學員陸續被送進來很多，東邊非法關押女法輪功學員，大約有60人，西邊非法關押男法輪功學員，約45人。

當時看管法輪功學員的警察是從外部借調過來的，男獄警是從瀋陽張士教養院抽調過來的，女獄警有的是從瀋陽市司法局機關借調來的，有的是瀋陽沈新教養院的，有的是馬三家教養院，龍山教養院原來是男子勞教所，沒有女獄警。負責主抓迫害法輪功一事的是一個姓王的男警察，約50歲，大家稱他王政委，此人素質很低，常常大喊大叫，打人，罵人，當時警察對法輪功是怎麼回事基本上不了解，完全聽信電視的造謠宣傳。

大約在11月初的早上8點多鐘，隊長急忙喊法輪功學員下樓集合，列隊走步（初期女法輪功學員30多人），大家發現了一個人扛著攝像機對著我們要錄像，知道這是個陰謀（因為他們會在電視上造謠說，這些人在強制班生活得很好，警察對他們好，都悔過了等等），所以都不約而同的把手都抬起來，做頭前抱輪的動作，那幾個隊長一看慌了，這時我們又齊聲背《論語》，30多人一齊背，聲音響徹山谷，院長、隊長們被震懾了，後來宋院長才喊讓她們回樓，那天錄像沒錄成，陰謀沒有得逞。

每個法輪功學員經常被提審，每個人回答的口徑幾乎是一樣的。他們感到很納悶。

問：為甚麼要煉法輪功？

答：因為法輪功不但能使人身體健康，還能使人道德回升。

問：現在政府不讓煉了，還煉不煉？

答：這麼好的功法當然要煉，政府的決定是錯誤的。

問：還上訪嗎？

答：上訪，因為我們是好人，我們冤啊，上訪的目的就是還我們師父清白，還大法清白，無條件釋放所有被關押的法輪功學員，給我們一個合法的煉功環境。

那時我們學法，他們搶走我們的書，我們煉功，他們說是與政府對抗，用電棍電我們，用各種體罰折磨我們：罰站，罰蹲，罰撅，「壁虎爬牆」就是以腳並攏，雙手上舉，面貼牆站直，這個姿勢看起來沒甚麼，可是站一會兩臂就發酸，發抖，胳膊就伸不直，體罰的警察就拿電棍電，說伸的不合格。

當時有10多名法輪功學員絕食抵制這種非法關押的迫害，警察就把她們拉到大北監獄灌食，並把絕食的學員都鎖在一個房間，晚上不讓她們上廁所，並打電話通知絕食的法輪功家屬馬上送錢來，灌一回50元。

法輪功學員們始終也沒中斷過煉功，這使王政委異常惱火，下大功夫打壓煉功學員，重則電棍，輕則體罰。按規定，晚間就寢後男警察是不允許到女寢室的，可他們有時半夜三更像做賊一樣悄聲打開鐵門嵌一條縫，進來後，躡手躡腳探頭探腦的往各寢室看有沒有半夜起來煉功的，連女房也是如此對待。

11月中旬下半夜3點左右，我在床上煉靜功，有三個女隊長闖進來，一個姓姚，一個叫陳晶，一個叫李園，其中姓姚的隊長怒氣沖沖的對著我的肩頭就是兩拳，說：不讓煉，你還煉。從床上把我抻下來，連推帶搡把我拽到走廊讓我蹲著。當時我只穿著襯衣襯褲，初冬很冷，凍得我渾身發抖，我看到暖氣管子上搭著的毛衣毛褲（頭天洗的）就穿上了。到了早上6點左右，王政委打開大鐵門喊：「孫鳳新，你出來」。他把我帶到男隊長值班室，叫我面向牆壁站著，雙手上舉，念牆上貼的公安部非法制訂的「禁止法輪功六不准」的通告。我不念，他就用腳踢我，用拳頭打我的肩頭和後背，見我還不念，他從辦公室翻出來一把電棍往我身上捅，就聽吱吱響。

當時屋裏有個姓趙的警察，都叫他趙主任（50多歲），臉上長著一個大癤子，是從張士教養院過來的。他對王政委說：這要是電別人早就一電一個跟頭，這電棍可能沒多少電了，得充電，這個趙主任又湊到我跟前對我說：我說你還是念了吧，免得皮肉受苦，要不然一會充完電還繼續電你。電棍大約充了二十分鐘，王政委指使趙主任電我，這個趙主任拿起電棍專電敏感部位，電手，臉，嘴，腳，電棍冒著藍火花吱吱響，電到哪個部位都鑽心的疼痛，見我還不念，他們又拿出紙，筆說：寫兩個字也行。我說：不寫，也不念。王政委氣得臉色發青（臉色本來就發黑）大喊，讓她回去繼續蹲著（又把我帶到走廊繼續蹲著）。隔著大鐵門，就見王政委在走廊外來回走，一圈圈的遛，皺著眉低頭沉思，也許他在想，這些人為甚麼不怕打，不怕電，也要堅持信仰！直到早晨7點鐘才叫我起來和大家吃早飯。

家住瀋陽新城子區的徐煥英（30多歲），因不念公安部非法制訂的禁止法輪功的「六不准」通告，被男隊長莊濤（30多歲）打耳光，用電棍從後衣領伸入電擊，王政委氣勢洶洶的手拎電棍逼迫徐煥英到各房當眾念「六不准」通告。

11月21日晚，女一房全體人員約（20人）到走廊煉功，被當天值班的惡警趙主任還有其他警察逐個叫到辦公室用電棍電，他們怕一房和二房的法輪功學員知道此事聲援，所以就把人弄到辦公室迫害，女一房同修一個個被電得面目全非。法輪功學員陳君（瀋陽於洪區63歲）嘴唇被電得腫到可以貼到鼻子上；劉祥玉（瀋陽於洪區50多歲），臉被電得腫大變形；李鳳玲，李玲華，佟春時頭一天晚上就被隊長電擊，傷沒好又被電擊，被電得臉部腫起，嘴唇起泡，淌黃水。

22日早晨洗漱，2房和3房的法輪功學員才知道此事（當時我在3房），大家心情都非常沉重，早晨到食堂吃飯，大夥看到一房同修被電得慘狀，誰都吃不下飯，在回號房的路上，田喜蓮（瀋陽市沈河區，50多歲）哭著對老紀隊長（紀愛菊，女，50多歲）說：我們沒心情吃飯，就因為煉煉功，犯啥法了，就被電這麼慘。紀隊長同情的點點頭，也有的學員向其他隊長講真相。

第二天聽說司法局副局長張憲生要來，大家一致認為應該把同修被電一事向他們反映，張憲生可能對此事略知，所以在一房門口都沒停下來，直奔三房，三房的徐煥英正好站在門口，向他揭露被隊長莊濤打耳光，電棍一事，隊長們有些緊張，張憲生也沒說甚麼匆匆轉身走了。

法輪功學員心齊，擰成一股繩，對邪惡之徒也是一個震懾。25日，龍山孟院長把全體女學員叫到走廊開會，他說：當時並不知道電擊事件，事後聽說了，承認隊長們做的很過激（實際是犯法）他代表龍山教養院替隊長們向大家道歉，並保證以後不會再發生這樣的事件，電棍全部收回，今後不許對法輪功學員用電棍。

這以後，環境逐漸好轉，法輪功學員依然每天煉功，隊長們心裏明知道也不進屋特意抓了。學員們也利用一切機會和隊長們講真相，按著「真、善、忍」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用行動證實著大法，隊長們的態度漸漸的改變了。學員到隊長辦公室打掃衛生，有的隊長偷著說：你煉煉功給我看看，也有的學員講到善惡有報的因果關係，有的隊長後悔的說：我以前還打人了呢。

三、繼續非法關押

2000年1月13日，康平縣政保科長李密到龍山又把我和王俊英遣送到瀋陽第五拘留所，非法拘留15天，拘留票子荒唐可笑的寫著「擾亂社會秩安」。我們依照《憲法》賦予公民的權利上訪，連信訪辦大門都沒進去就被抓，竟然被扣上「 擾亂社會秩安」這頂帽子，這就是當今「中國人權」的最好寫照。

拘留所房間大約有20平方米，約有18──20人睡在地板上，廁所就在屋子裏，蓋的都是舊軍被，好幾年都沒拆洗了，一抖都冒煙，嗆人，門中間有個小方洞是打飯用的，早晨吃的是大米粥，醃菜，中午是大米飯，白菜湯或蘿蔔湯，晚飯和午飯基本是一樣。

2000年1月28日，康平縣政保科長李密又把我和王俊英從拘留所接回到康平公安局，因為我不寫保證書又把我拉到鎮北派出所，當時所長是蔣立軍。在鎮北派出所被非法拘禁三天，晚上坐在椅子上過夜，當時我心態平和，看到他們值班的被褥很髒，就幫他們把被褥拆洗做完。當時派出所還讓每個法輪功學員早晨到派出所簽到，我就對屋裏的警察說：你們派出所是管壞人的，我們學大法的是好人，為甚麼要上你們這兒簽到，我們不歸你們管，回家後我也絕不會到你們這簽到。當時屋裏的警察都沒吭聲。所長蔣立軍對我說：孫鳳新，你寫個對法輪功的認識吧，我想寫就寫，就寫我學大法受益了，身體好，道德高，在單位別人拿面吃，我不拿，還自己掏腰包給班上買東西。我們上訪就是為法輪功說句公道話，希望政府能夠給予公正的解決，寫了兩篇，當時所長蔣立軍和警察們看後說：就憑這個就能給你送進去。我心態坦然，說真話問心無愧。派出所的警察輪番跟我說：你可真傻，寫份保證就回家了，回家愛咋煉咋煉，給房頂頂個窟窿誰管你，我跟他們說：我們沒有罪，如果寫了保證書那不就證明自己有罪了嗎？我要守住我的清白，況且我們修的是「真、善、忍」，不能說假話。

一看我不寫保證書，1月31日，鎮北派出所又開車把我送到康平鎮，鎮長鄭柏清把紙和筆擺在我面前說：孫鳳新，你就寫這幾個字「不上北京了」你就可以回家。我說：不能寫，北京是首都，老百姓誰都可以去旅遊，我是修「真、善、忍」的，我如果寫「不上北京」，我要是去了，那不是沒做到真嗎？違背了修煉原則，所以不能寫。鎮長鄭柏清後來雙手合十，對我說：求求你了，你就寫了吧。我不為所動，心想：你就是讓我說「不上北京」這幾個字就讓我回家，我都不說，就是無條件堂堂正正的回家。有的說：你不寫，還給你送走（馬三家，龍山）。我心不動，就是信師信法。

由於我不寫保證書在康平鎮又被非法拘禁，晚上睡在椅子上，房間的供暖很不好，很冷，眼看就要過大年了（2月6日過年），村長丁春林和書記張玉梅把所謂「陪我」的值班人員都安排好了。可是在2月2日晚8點左右，鎮長們一行幾人突然來到關我的房間對我說：孫鳳新你今晚可以回家了，回家過年吧。

就這樣我又堂堂正正的回家了。但回家後每逢敏感日，鎮北派出所警察經常到家騷擾。

四、再次被劫持到龍山教養院

由於上訪被抓，沒有讓我們說話的渠道，所以法輪功學員就以各種方式向世人講清真相。2000年12月29日晚8點，我和姐姐孫鳳英，同修高秀雲，在縣城街頭掛大法條幅，被康平縣鎮南派出所所長高忠峰、王景旭，公安局政保科長李密綁架、非法抄家（大法書、真相資料、條幅、錄音機被非法抄走）。在派出所，他們私設刑室，拳打腳踢，幾個警察用繩子把我捆在椅子上，手被銬上，所長高忠峰刑訊逼供，用電棍電手、腳等敏感部位，長達2小時。在2001年1月2日遣送到瀋陽第五拘留所，非法拘留56天，於2001年2月27日遣送到瀋陽龍山教養院，非法勞教三年。

龍山教養院地址在瀋陽市東陵區祝家鎮，是一座灰色二層小樓，一樓和二樓格局是一樣的，分東西兩側，各有兩個大鐵門，每側各有4個房間，每間房大約有23平方米左右，每房住約有16-20名法輪功學員，每天法輪功學員被強制坐在寬約1.3米，長約4.5米，不足6平方米的房間過道，16-20人被強制坐在小板凳上。這教養院，原來是專門關押男犯人（就是社會上普通犯罪人員，他們稱為犯人），由於中共迫害法輪功，在1999年10月21日，把這裏二樓騰出來又辦「法輪功強制班」。在2001年2月份又改為女子勞動教養院，關押法輪功學員和犯人（初期犯人少），利用犯人看管，監視法輪功學員。當時主管迫害法輪功的院長是：李鳳石；科長：江玉波、魏敏堂；一大隊大隊長：岳軍、李生元、李繼峰；二大隊大隊長：申義、唐玉寶、王靜慧

我於2001年2月27日被遣送到龍山教養院，被分到一大隊東側，住的房間有18人，是上下鋪。初到這裏的伙食，早飯是粗糙的苞米麵窩頭，鹹菜，午飯和晚飯是窩頭、米飯，蘿蔔湯或菠菜湯。

在2月28日，我們這一房18人被叫到走廊，每人坐在小板凳上，隊長叫犯人念誹謗法輪功的文章，這時我站起來說：不要念了，法輪大法是正法！大鐵門外的警察把我叫到辦公室，隊長李生元把我的雙手反銬，強行讓我蹲在地上，又指使犯人把我已剪完的短髮，又用剪刀剪得亂七八糟。

3月2日，我們一房人決定向院領導寫申訴書，因為沒有紙，用的是衛生紙，由我代筆寫的，然後集體簽名：孫鳳新、孫鳳英、高秀雲、白月平、李俊豔、白桂馥、王麗傑、劉淑芹、張淑輝、陳麗、趙小榮、王榮娣、魏希超、耿波、杜桂英、趙淑芬（康平法輪功學員，70歲，已於2009年離世）。在3號早晨，遞交到隊長李繼峰手裏讓他轉交給院長。晚上隊長李繼峰把我找去，問這個申訴書是不是我寫的，我說是我寫的，代表大夥的心聲，希望您能把申訴書遞交到院長那，他假意答應了。隊長們很緊張，他們找來犯人利用減期等手段教唆他們，法輪功有甚麼情況馬上向他們通風報信。

3月5日，集合吃晚飯，路過隊長辦公室，大家看到瀋陽法輪功學員韓俊賢雙手被反銬，蹲在隊長辦公室，大家不知道發生甚麼事情，吃完飯回來的時候，大家才了解，原來是因為教養院讓每個人說出甚麼時間煉功、姓名、年齡、家庭住址，並在這份表上按手印，韓俊賢不按手印，被隊長打、體罰。這個隊長說：你不按手印，你不聽院裏的，你怎麼吃這的飯，穿這的衣服（來到這裏發的類似運動服的一套號服）？大家一聽，他既然這麼說，那我們就把這號服脫下去，換上自己的衣服，抵制同修的被迫害。犯人馬上把這個情況報告給隊長，隊長李生元進到號裏問為甚麼？我們質問為甚麼韓俊賢被打？並告訴隊長，我們要和院領導面談。大家一齊站到走廊，齊聲喊「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還我師父清白」。隊長李生元馬上把這個情況報告給院長。當時正值蘇院長值班，有幾名學員與蘇院長面談，首先我們是一群按「真善忍」要求自己的好人，把我們關押在這裏就是違法的。我們是冤枉的，在這裏隊長不能對法輪功暴力，毆打，這天晚上蘇院長對學員代表承諾，隊長今後不會暴力對待法輪功學員，但事實並非如此。

這之後，隊長們在走廊外更加緊張的巡邏，害怕我們還有甚麼行動，大家一致認為既然我們是好人，沒有犯法，是邪黨迫害我們，那我們就應該在這裏堂堂正正的煉功。

3月7日凌晨3點，大夥都在床上打坐，煉起了靜功，犯人馬上把這個情況報告了隊長，大約幾分鐘，門外的大鐵門銧啷一聲響了，隊長岳軍，科長魏敏堂闖進號房，挨個按學員的手，搬學員的腳，阻止大夥煉功。大家說：我們坐在自己床上，沒有妨礙任何人，只是煉功，強身健體有甚麼不好，僵持大約有十多分鐘，這時我們聽到西側傳來學員被打的喊叫聲，我們再也坐不住了，都下到地上抵制同修的被迫害，齊聲喊：「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強制改變不了人心」。當時我正站在門口，這時科長魏敏堂衝過來，一拳打在我的右眼上，右眼被打得青腫，劉淑芹（康平法輪功學員40歲左右）上唇左側被科長魏敏堂打豁。

3月8日正趕上「三八」婦女節，聽說市婦協的人要來院裏「看望」我們，大家一商量那我們就利用這個時機揭露對我們的迫害。早八點多鐘，院領導陪同市婦協一行人挨房走，走到我們這一房時，當時我們都坐在小板凳上，站起身來齊聲說：領導好，法輪大法好！就見院領導和市婦協的人點頭連聲說：好、好。這時劉淑芹馬上向婦協人員述說自己被打的經過，院領導害怕揭露，一行人馬上撤走。

五、龍山教養院強制轉化的惡毒手段

龍山教養院的院長和隊長們當時對非法關押在這的法輪功學員「很頭疼」，因為這裏的學員很堅定，不轉化，還用各種方式抵制迫害，院裏分別派人到馬三家和張士教養院去學習那裏的所謂轉化法輪功學員的經驗。

在我剛到教養院，就聽說有33名法輪功學員已經被送到張士教養院快一個月了，大家都很擔心，不知道遭受甚麼迫害，不知道他們會用甚麼手段轉化學員，隊長互相之間的談話也都說：還得大幹半個月不能回家了。就是從3月15日開始到3月31日，這半個月的時間，轉化被非法關押在龍山教養院將近二百名法輪功學員。

3月13日，33名學員回來了，還有一些男學員（從張士過來的，據說是幫教團，就是幫助邪黨轉化學員的人），院裏把這些學員安排在一樓東側的空房做轉化場地，與學員隔離。其中有學員上樓來拿被子時，我們看到她很消瘦，眼睛布滿血絲，她偷著告訴我們，那裏很邪惡，不讓睡覺，甚麼招都有。

3月15日，有40名學員又被送往張士教養院做轉化迫害，餘下學員被單個往下叫，我們在樓上聽到半夜有喊叫聲，鼓掌聲，唱歌聲（同一首歌）。

在這以後，學員被強制叫到走廊坐小板凳，除了吃飯時間能活動外，從早8點一直坐到晚9點。

3月18日晚7點，院長李鳳石在走廊裏來回遛，最後走到我坐的地方，停下來對隊長說：把她帶下去，院長李鳳石對幫教團的人說：今晚就做她。幾個人呼啦就把我圍了上來，剛開始還很友好，拿來蘋果給我吃，嘮家常話，後來逐漸把話題引到「轉化」上，他們說的話我不認同。就看他們的臉突然就變了，吼著，叫我蹲著，一宿不讓睡覺（轉化了讓睡覺，並給好吃的）。

第二天早，院長李鳳石見我蹲在地上沒有「轉」，衝我喊：孫鳳新，你怎麼回事，我告訴你，到這都得轉。因為下來被做「轉化」的學員多，怕我不轉化影響她們，隊長指使幫教團人員把我帶到院內一個刷著粉色塗料的二層小樓裏，把我關在房裏，房門緊鎖，窗簾拉上，與外界隔絕，他們採取了一種讓人精神崩潰，肉體折磨，高壓迫害的手段。幾個人把我撂倒在地，有的騎在我身上，拿笤帚打，有的用手指尖摳兩肋，有的把腳踏在我腦袋上。他們還用各種方式對我肉體折磨，不讓睡覺，長時間蹲，壁虎爬牆（就是人面牆而站，雙腿站直，兩手垂直上舉），飛機式（頭頂牆，彎腰90度，兩手上舉），青蛙式（兩手兩腳著地，身子抬起），上廁所，蹲著走到衛生間。還有一種精神折磨：「輪番轟炸」，幾個人把我圍在中間，拿著用本捲成的紙筒，對著我耳朵大喊，罵師，罵法，狠拍腦袋，大有文革捲土重來之式，直到喊累為止。再有一種更為卑鄙的手段：就是幾個人強行摁著我，把修煉人非常敬重的大法書，塞在不轉化的學員屁股底下，他們把我的手反綁，幾個人摁著我，當著我的面，把大法師父的像片一條一條的撕碎。

從2001年3月19日到3月26日，在這個小獨樓裏，他們不讓我睡覺，用上述的方式7天7夜反覆折磨，幫教團的人員輪流更換（因為他們得休息睡覺），採取車輪式迫害。在這期間，隊長唐玉寶進來，見我蹲在地上，他抬起腳，鞋尖就差那麼一點就碰著我的鼻尖，惡狠狠說：孫鳳新，你不轉也得轉，這裏就是強制，然後又對幫教團的人說：給我做，加大力度。他們為此又頻繁更換房間迫害我。

27日，又把我轉移到關押法輪功學員二樓西側一房，仍然是24小時蹲，不讓坐，24小時不讓睡覺，被輪番轟炸，狠拍腦袋，上廁所她們摁著我，讓我蹲著走到衛生間。28日，又把我帶到西側三房，由於我穿的號服被弄得很髒，她們破例讓我在衛生間洗衣服，在衛生間洗澡時，一個女犯人看到我身上青一塊，紫一塊的，就問我怎麼回事，我說被打的，她驚訝的說：不是說不打嗎？挽救感化嗎？我告訴她都是騙人的，都在背地裏幹。在晚上6點左右又把我帶到一樓東側一房。

這期間院裏把法輪功學員重新調整，此時非法關押的法輪功學員約有200人，仍然還有陸續被送進來的。一大隊在二樓：大隊長：岳軍、李繼峰、李生元；二大隊在一樓：大隊長：申義、王靜慧、唐玉寶。而不轉化的學員被分到二大隊，因為二大隊有一個最惡的隊長──唐玉寶（原是龍山男犯人隊長），唐玉寶40出頭，身高1米70，面色發黑，此人思想，行為完全被邪惡操縱，經常帶著一副黑墨鏡，出口成「髒」，走起路來肩膀搖晃，像黑社會的打手，沒有理性， 經常說：就是脫了這身皮（指警服）我也要把你……（髒話）。3月31日，隊長與幫教團又開始策劃對不轉化學員進行又一輪迫害，要把轉化率達到百分之百，他們認為要把這三個「硬骨頭」給啃了，另外兩人分別是：趙慶珍（瀋陽皇姑區法輪功學員62歲），張麗榮（瀋陽沈河區法輪功學員29歲）。院長李鳳石（40歲左右，身高1米74，凸頂，也是被邪惡操縱為邪黨賣命的人），把我叫到辦公室說：孫鳳新，我看你這桿大旗扛到甚麼時候。

從3月31日早到4月3日早，在一樓東側一房，也就是迫害我3天3夜，72小時，迫害的手段是持續蹲、跪，持續蹲60小時，跪12小時，不讓睡覺，睏得眼睛閉上，她們就拿冷手巾擦臉，她們又輪番轟炸，狠拍腦袋，往我嘴裏灌藥，用針扎人中，不讓吃飽，一頓一小塊饅頭。唐玉寶幾次闖進來對我辱罵。那幾天外面陰雨連綿，我的心也冰冷到極點，就是因為堅持信仰，就遭到這種非人折磨。

張麗榮在西側一房同樣遭受3天3夜的折磨迫害。趙慶珍阿姨在東側三房也遭到持續蹲，不讓睡覺，腦袋被幫教扣上高帽，臉上被用黑筆畫了鬍子，手被反背後面，在走廊裏被來回推推搡搡，受盡人格侮辱。

幫教人員經常跟我說：「孫鳳新哪，你就轉了吧，隊長都說了，不轉化的將來都得送到一個荒無人煙的地方，大森林裏邊，到那你可就回不來了。」現在回想起來，這荒無人煙的地方，是不是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秘密集中營呢？這讓我想起了一位叫「證實」的阿姨。

「證實」阿姨是2000年12月下旬到北京為法輪功說句公道話被抓，她不報姓名，家庭住址，2000年12月末有七輛裝載不報姓名的全國各地法輪功學員的大客車從北京出發往東北各地拘留所，看守所遣送。當時送到瀋陽五所（方家欄）有10名，「證實」就是其中之一。當時警察提審她，問她叫甚麼名時，她說「就叫我證實吧，我就是來證實法的。「證實」阿姨身高1米5左右，體重約有40公斤，年齡表面看上去有60來歲，梳短髮。在2001年4月中旬被送到龍山教養院，她絕食反迫害，堅持信仰，後又被送走，送到甚麼地方不清楚，這位證實阿姨不知道被送到哪裏。

在五一期間，院裏開慶功會，因轉化法輪功學員有「功」，上邊給獎賞40萬元，市司法局副局長張憲生也到場，從院領導到各個分隊長，每人都有紅包，為此他們轉化法輪功更加賣力。

六月下旬，因有學員從新聲明繼續修煉大法，隊長認為與我們三個不轉化的有關，為此氣急敗壞，找來幫教團預謀對我們三人的轉化迫害。為此張麗榮被送到張士教養院被「轉化」迫害，趙慶珍阿姨在西側一房，我在東側一房，同時做我倆的「轉化」迫害。

這一次，她們的手段變了花樣，強迫我連續站四天四夜，也就是96小時站著不讓睡覺，當時我的腳腫得粗大，腳腫得鞋都穿不進去，她們才讓我上床。趙慶珍阿姨被強迫上半身趴在床上，下半身耷拉在床下，除了上廁所外，就是這個姿勢，3天3夜。

七月上旬，隊長唐玉寶又給幫教團施加壓力對她們說：給我加大力度，她就是塊鐵也讓她化了。又把我調到西側一房，高壓迫害，連續蹲24小時，她們輪番轟炸，我跑到走廊，幫教人員在後邊強拉硬拽。我抓住大鐵門不放手，告訴隊長我有話說，她們用高壓手段迫害我。當時科長魏敏堂正在隊裏，他叫隊長開門把我讓到辦公室。我說她們用高壓手段迫害我，轉化學員是不允許強制。科長魏敏堂說：是不允許強制，於是把我從西側一房又調到東側三房。

第二天，隊長唐玉寶上班聽說了此事，他找到幫教人員秘密研究怎樣迫害我，於是又把我調到西側一房。

記得那天是2001年7月15日，也是我生命中最黑暗的日子，晚上8點，她們採取了最為惡毒的手段，十多個人一齊上手，她們找來繩子把我的雙手反綁，幾個人抻著我的腿，幾個人摁著我的頭往地下壓，又有幾個人壓在我的上身，讓上身與下身摺疊，折磨我將近一小時。在這種極其痛苦的情況下，我違心的寫了「三書」（不修煉的保證書），在這種迫害下我的兩腿已不能行走，身心承受到了極限，精神上，肉體上。而那種背叛大法的負罪感，那種精神上的痛苦甚至遠遠超過肉體痛苦，我欲哭無淚，甚至想到了死。一個犯了死罪的人也就是承受一瞬間的痛苦，而在這個邪惡的黑窩裏，一個人要堅持信仰，卻要承受這種無休止的獸性迫害。可我清醒的知道，我不能死，因為師父在法中講過：「修煉人不能殺生，也不能自殺，自殺是有罪的」，我必須重新振作起來。7月17日，我鄭重寫了一份嚴正聲明：在高壓迫害下，以前對大法所說所寫全部作廢，法輪大法是正法，我堅修大法到底。

在這以後，隊裏在我身邊嚴密「包夾」，安排轉化學員看著我寸步不離（包括吃飯，上廁所，睡覺），不讓與其他學員說話，很長一段時間不讓出外活動，不讓到浴池洗澡（只能在廁所裏洗冷水澡），不讓到小賣部買東西，不讓家屬接見，隔一段時間對我進行「轉化」迫害。

7月下旬，遼中縣法輪功學員王紅（39歲），在東側一房被「轉化」迫害，據知情人說：王紅被強迫坐在小板凳上，雙手被反綁，頭與雙腿用繩子綁上，長達16小時，王紅被折磨得快不行了才解開繩索。龍山教養院把王紅轉送到監管醫院，後來王紅因急性腎功能衰竭被迫害致死。

大部份法輪功學員都是因為承受不了這種高壓迫害而轉化，她們被強迫看誣蔑法輪功的書籍，定期寫思想彙報，科長江玉波也經常出一些個誣蔑法輪功的測試題檢驗學員是不是轉化徹底。如果發現就要找談話或幫教團做「轉化」。很多學員為此痛苦至極，其中一個學員，在寫完思想彙報時，抱著頭喃喃自語：這不是我呀！這不是我！因為精神壓力太大了，很多學員白髮逐漸增多。也有的學員為此「反彈」，瀋陽法輪功學員隋華，2001年5月重新聲明修煉大法。院長李鳳石對幫教人員說：給我打，打斷她的腿，我們龍山不允許「反彈」。

任海燕（法庫縣法輪功學員，28歲），2001年7月下旬，重新聲明修煉，被強迫連續蹲三天三夜，被迫害得痛苦叫喊，趙慶珍阿姨聽到喊聲怒斥幫教人員：「你們這些毒蛇」。隊長唐玉寶馬上把趙慶珍帶到辦公室破口大罵。

馮亞君（撫順市法輪功學員33歲），2002年4月中旬重新聲明修煉大法，被迫害20多天，持續不讓睡覺，半夜被隊長唐玉寶叫到辦公室謾罵，一次看到我和馮亞君在一起，把我叫到隊長辦公室對我拳打腳踢，認為我又給馮亞君灌輸對大法堅定的話。

2002年6月從幫教團的談話中，我得知又來了一個堅定的法輪功學員，此人叫任淑傑（瀋陽法輪功學員，39歲，已於2005年9月1日離世），來到這裏就絕食反迫害，絕食大約有2個月，她身高1米74，體重大約在80公斤，一身正氣，一次任淑傑正告隊長唐玉寶要善待年老的法輪功學員，被唐玉寶打得眼睛充血，臉部青腫。

2002年9月份，隊長又把我調到一樓（已搬遷新樓，一樓是轉化學員的場地），做我的轉化迫害，在這我看見任淑傑、王麗娟（瀋陽法輪功學員，58歲）、袁美雲（瀋陽法輪功學員，60多歲），她們三人被轉化迫害，每人一個房間隔離，幫教人員看著不讓說話，任淑傑已經被迫害站了七天七夜，不讓上床，不讓睡覺。我對幫教人員說：人的體力是有限的，沒有人性。幫教人員說：這是隊長叫幹的，我們聽隊長的。剛開始6天6宿不讓我睡覺，看見睏了就用力推，扒眼皮，不准挨床邊，只坐小板凳，還拿來捻珠的活讓幹。這種迫害使人的大腦整日昏昏沉沉，很容易崩潰，我寫了一封信給大隊長王靜慧：「小毛驢幹了一天的活還得讓休息呢！難道我們的命還不如一頭牲畜嗎！闡明我的觀點，轉化是不可能，要求睡覺，這是人的本能」。後來她們讓每天早晨4點半睡覺至6點，只能睡一個半至2小時。唐玉寶經常把幫教團的人叫去尋問情況，大罵她們無用，這樣迫害36天，他們一看無望也就不做了。

對我她們還是嚴密包夾，扣押家裏送的東西，2002年冬天家裏送去的棉褲，棉鞋，在2003年12月份才給我。

在2003年隊裏不再做我的「轉化」，跟著出工做奴工產品。

六、高強度的奴工勞役等迫害

在2002年6月份，老樓搬遷到新樓（是中共專門迫害法輪功撥款400萬）共有四層。一樓：作為轉化學員的場地（新來的都必須在這裏強制轉化，才能入隊）。

二樓：二大隊　 大隊長是王靜慧、唐玉寶、梁珍

三樓：一大隊　 大隊長是岳軍、楊敏、張寧

四樓：奴工場地

當時法輪功學員成為廉價勞動力，奴工產品和隊長獎金掛鉤，分紅得利。有很多奴工產品都對身體有害：比如用502膠水粘塑料盒，這種膠水釋放出很濃烈的氣味，而且就在住宿的房間裏粘盒，有的學員被熏得嘔吐，頭暈，迷糊。還有一種手工活就是用一種絨布粘做的花，這種花上面的小毛毛鑽到人的鼻孔裏，嗓子裏，如果做的是紅色的絨花，即使帶上口罩，再圍上一層毛巾，兩層的防護，吐出的痰都是紅色的，大多數學員嗓子發乾，咳嗽。

還有一種活捻珠：每個人被限額，定量，每天早上起床就開始做，除了吃飯時間，晚上又加班到9點收工，完不成任務拿回宿舍再做，工作時間為14──15小時，有的學員手指腫得粗大，變形。瀋陽法輪功學員劉玉芹（50歲）手指累得變形，正常寫字都很困難。

還有一種活叫「裝蠟」：就是把成筐的散蠟運到教養院讓學員包裝成品，每筐蠟大約有40斤左右，從一樓抬到四樓，每天大約要抬散蠟幾百筐，包裝成品後，再從四樓搬到樓下，從早幹到晚，除了吃飯外，加班到9點收工。由於學員長期被關押在這裏，體質虛弱，營養不良，再加上這種高強度的體力勞動，很多學員承受不住，有的身體虛脫，康平法輪功學員劉淑英（40歲）被迫害的行走困難，眼睛看不清東西。

還有一種活叫「扯皮」（就是一種類似豆腐乾）：用手撕碎成細條狀，據說這種食品出口，根本就沒有任何衛生設施，直接倒在地上，用手撕碎，然後裝入大編織袋。有的時候「扯皮」和「絨花」同時幹活，絨花上面的小毛毛就會飛到豆腐乾裏，在2003年非典之前，這種「扯皮」活突然停了。

搬到新樓經常翻號，怕法輪功學員攜帶大法經文，經常搜身，採取的手段也是流氓行徑，例如：外衣，外褲扒下，只剩下胸罩和褲頭，胸罩也要查看，趕上學員來例假墊的衛生紙也要查看，一次法輪功學員趙桂新（瀋陽法輪功學員，20歲），被強行搜身時，屋內門敞開著，門外站著男隊長，女隊長卻讓趙桂新把褲頭往下脫，趙桂新受盡人格侮辱哇哇大哭。

龍山教養院到每次接見日時，卑鄙的把法輪功學員師父的法像放在地上叫接見家屬踩，叫眾生對大法犯罪。法輪功是教人向善的，大法的師父是偉大而慈悲的，把法輪功無償的傳授給世人，使無數人身體康復，道德提升，做了大好事，而且國外許多國家給予我師父提名褒獎，不但不知感謝我師父，反而用這種卑鄙、下流的手段攻擊，這只有當今世上最邪惡的邪黨才能搞出來。我聽到這件事心裏痛心，流血。針對此事我寫了一封勸善信，準備交給院長。

2002年7月份下午出工，正值大隊長王靜慧當班，我把信給她，讓她轉交給院長，一個走在後排的學員說，王靜慧看完信詭秘的一笑，隨手把信給撕碎了。

七、制止行惡

在2003年大多數學員向隊長遞交聲明，重新修煉，堅定的法輪功學員逐漸增多，有：

任淑傑（瀋陽法輪功學員，39歲，已於2005年9月1日離世，為人正直善良，大度熱情）

溫英欣（瀋陽法輪功學員，30歲，為人單純，善良，已於2006年8月16日被迫害離世）

王秀媛（瀋陽法輪功學員，50歲，已於2004年4月27日離世）

黃世香（瀋陽法輪功學員，60歲，殘疾人，身體呈90度彎曲）

王麗娟（瀋陽法輪功學員，58歲）

袁美雲（瀋陽法輪功學員，60多歲），劉淑英（康平法輪功學員，40歲）

馮桂芬（法庫法輪功學員，38歲），白樺（瀋陽法輪功學員，34歲）

蘇偉喚（瀋陽法輪功學員，29歲）

大家互相鼓勵，互相傳看大法經文，每天整點發正念，清除黑窩裏的邪惡因素，堅定大法，就是沒有聲明重新修煉的學員，也都看了大法經文，明白轉化是不對的，也都在暗中保護堅定的法輪功學員。

2003年4月份，法輪功學員黃世香向院長李鳳石遞交講清真相的勸善信，被隊長姜兆華、唐玉寶毒打。法輪功學員任淑傑因為質問唐玉寶為甚麼打殘疾的老年法輪功學員黃世香，任淑傑被唐玉寶打得臉部青腫，眼睛充血。法輪功學員溫英欣看到任淑傑，黃世香連續被唐玉寶毒打，絕食抵制同修的被迫害，又被唐玉寶用電棍電頭部數次，致使她頭暈，迷糊。

同修一個個被隊長唐玉寶毒打、迫害，我的心一陣陣劇痛，不能再讓唐玉寶肆無忌憚的行惡了，我必須站出來。那天晚飯在食堂，我找到隊長唐玉寶說：唐大，我有話要跟你說，和你面談。唐玉寶說：行，吃完飯出工的時候（那時勞動強度很大，吃完飯不休息，直接出工，晚上9點收工）。

那天晚飯科長魏敏堂恰好在食堂，我向他反映唐玉寶連續毒打、電擊法輪功學員的惡行。他說：我會把這事反映給院裏。在奴工現場，我找到隊長唐玉寶問他為甚麼電溫英欣，打黃世香，任淑傑，我們學大法是修「真、善、忍」的，「打不還手，罵不還口」，但也不能被你無度的迫害，在不公的對待下得允許人說話，這是做人的最基本權利。隊長唐玉寶心虛，為自己推卸責任，他看到法輪功學員一個個站出來抵制迫害，也怕把事情鬧大，收斂了許多。

2003年8月，在奴工現場，隊長馬威叫馮桂芬背監規，馮桂芬不背，被隊長唐玉寶打，任淑傑站出來說：你不能打人，唐玉寶仍舊行惡，第二天任淑傑、溫英欣、馮桂芬絕食抗議，在食堂吃飯，隊長們緊盯著堅定的法輪功學員看有誰不吃飯，絕食的。中隊長林桂芝把我找去談話，問我對任淑傑、溫英欣、馮桂芬絕食是怎麼看的，我說：誰都知道絕食對身體是有損害的，甚至會失去生命，她們用這種方式抵制迫害是想喚起隊長們的良知，她們很了不起，不要對法輪功學員行惡了。後來溫英欣一直反迫害絕食兩個多月，龍山教養院把她送到了監管醫院。

2004年1月1日我回到家，在龍山教養院被迫害整三年，這1000多個日日夜夜經歷的太多，有時那種痛苦真的不願回憶，以上所述只是親身經歷、見證邪黨迫害法輪功學員的冰山一角。

在這裏我也要感謝那些曾經在暗地裏幫助過我的警察，希望他（她）們有一個好的未來，也希望他（她）們能退出這個惡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