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貼真相揭露迫害

自「天安門自焚偽案」發生後，邪惡迫害不斷升級，全社會都籠罩在紅色恐怖之中。為了叫世人明白法輪功被迫害的真相，揭露江氏流氓集團對大法的污衊、抹黑等謊言，我與同修們開始了講真相。

我們就自製各種真相資料，有期刊、小冊子和各種單頁，搭配好，每週都是幾百份，還有不乾膠帖子。幾乎每天晚上出去發、貼，選居民區、商業區人多、車多的地方發。到小區去發，與同修合計好，劃片發，儘量讓更多的世人了解真相。經常這邊發，那邊人就在車上看。有時往車上扔，正好被人接著。一天晚上與同修到一大商場地下停車場一次發了一百六、七十份材料。又一次到政府小區停車場發，被一個女的看見，她就跟著看，我想她看不見，結果她甚麼也沒看見，我發完就走了。一次大年初二晚上，天很冷，我往一輛豪華車上放材料，正好被大酒店裏走出來的人看見了，說：「你在那弄麼？你弄的甚麼？你包裏裝的甚麼東西？」說著走過去看車上有甚麼，我說：「大過年的，保個平安吧」。他轉過身來笑瞇瞇的。

迫害早期，沒有不乾膠，我就用筆直接往牆上寫。一次在一個公共場所的台階邊寫，寫著寫著，發現眼前一雙大腳，抬頭一看，是一個保安，問我：「大姨，你寫甚麼？」「你自己看。」看完他就走了。二零一二年的一天晚上我出去貼了二百多份，周圍牆上、電線桿上到處都是。後來居委會主任找我兒媳婦，說「你婆婆老出去到處貼，說說她，別再讓她出去貼」。我對兒媳說：「你叫她直接找我。」媳婦無奈的笑了。以後出去發現是有個女的在遠處看我，有一次在樓下一轉身她在後面跟著，我估計是她，是我們這片掃衛生的，我就熱情的和她說話。以後再沒發現她跟蹤，也沒人找過我。

也有做的不好的時候。那是二零一二年春，有一天上午，我們三人到一景點施工工地發真相資料，那裏民工很多。我背了一大兜子材料，打工的都要，我們邊發邊勸三退，轉了一圈，材料發完了，勸退了七、八十個人。還有些人沒得到材料，我高興的又回家取資料。回到工地，過來一個像是小頭頭的人，跟我要材料，我給了他一份，他馬上翻臉說要告我，給錢就不告。我說沒錢。他看我的包敞的口，就過來搶著翻，結果把一匝真相幣搶去啦，有二百多元。後來我悟到，是因為剛才發的材料多，勸退的人數也多，起了歡喜心，被邪惡鑽了空子，所以必須時時保持正念，不給邪惡可乘之機。

廣傳《九評》多救人

為了快救人、多救人，在二零零六年，我家也開了一朵小花，開始只學會打印，由同修下載轉給我，這樣可以解決自己所需的真相材料，減輕同修的壓力。

《九評》問世後，為了讓世人了解中共的邪惡，破除黨文化對中國人的謊言毒害，進一步揭露邪黨對大法和大法弟子的迫害，我們在發放真相材料的同時，又加上了傳《九評》這個內容。從二零零九年開始，我與同修三人結伴，到市區周邊的農貿集市上講真相，因為天天有集，除了特殊情況，我們是逢集必趕。她們倆人主要是面對面講真相勸「三退」，我就是發真相傳《九評》、發真相光盤和神韻。每集背著一個包兒，再提著一個包兒。有的集遠，要坐一個多鐘頭的公交車。晚上回來還要準備第二天的材料。到大集上發真相，我做了三年多。近幾年，主要在市區內發放真相。幾年來，發放的真相材料無數，僅《九評》就傳了數千本。

我發放真相，很少有怕心。每次出發前，我就想著我要去救人，兌現誓約，完成助師正法的責任和使命。由於正念足，幾年來做的都很平穩。有一次，我在集上發真相時，看到一個人在遠處盯著我，我也不在乎。當我剛發完，他來到我跟前，問我：「你發的是法輪功嗎？」「是！」「你一天掙多少錢？（東西）從哪來的？」「不掙錢，是我們拿自己的錢做的。」接著我就給他講法輪功受迫害真相，最後他明白了。他也講中共當官的腐敗，無官不貪，老百姓遭殃。他告訴我他是黨員，還告訴我姓兒，退了黨，還幫他妻子退了團。

有一次在集上當面發給一個賣布的真相材料，順便給他講了真相，並作了三退。他拿著真相材料和護身符，又問：「你沒有挺厚的那本嗎？」我知道他指的是《九評》，告訴他沒有了，我又去找那倆同修，她們也發完了。我過來告訴他等下集捎給他。結果下一集有事我沒去，又等了一集我一去就先送給他，他高興的說：「謝謝！你們法輪功的人真守信用。」一次，我在街道路邊發《九評》，在一小店門口有停車，我就往摩托車車把上掛了一本，剛掛上，車主人就從屋裏出來了，順手就拿去了，又馬上揭開包裝，看到是《九評》，立即裝包兒裏，趕著車離開了。

面對面勸三退

二零零五年後，我開始面對面講真相勸三退。起初是在親朋好友中講，在同事中講，再擴展到社會上去講，只要有機會就講，一般一講大多數都退。

我男親家（媳婦娘家）是個處級幹部，迫害開始時，跟電視裏一個調兒，他一次竟跟我孫女說：「你回去告訴你爺爺（處級，去世）跟你奶奶離婚，她反對××黨。」我不理會他這些，只要一見面，我就跟他講中共如何迫害法輪功，揭露江澤民的卑鄙無恥；只要一有新的真相材料，我就叫我兒媳婦或孫女捎給他看。《九評》一出來，我就先第一個送給他看。一段時間後，發現他慢慢有了變化，對中共邪惡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也能比較客觀、公正的認識。二零零九年八月，在我孫女十八歲的生日宴會上，我把到場的十五個人都勸三退了，我這個男親家是最後一個也退出了邪黨組織。在去年中秋午宴上，親家母端起酒杯，站起來與我碰杯，說「法輪大法好！」接著全場都站起來舉杯，大家一起喊「法輪大法好！」現在在我們的家庭聚會上，「法輪大法好」已經成了當然的祝酒詞。

在退休前，因工作關係，我認識好多街道、辦事處的人，相處的關係都比較好。他們大多也退休了，平時大家很少見面。有一位好友遠在他鄉，幾乎每年回來探親，與朋友聚會。她與辦事處那些人相處的也很好，這樣一來自然提供了大家見面的機會。本來我是不願意吃請的，一想到講真相救人，我就欣然參加。開始是一個一個單獨講，慢慢退的多了，相信的和不相信的也會相互影響。每次聚會前，我都會精心準備有針對性的真相材料、神韻、《九評》等內容，都很受歡迎，幾年來，先後已有八位書記主任退出了邪黨組織。平時有新的材料我經常送給他們看，有時他們也自己找上門來要。去聚會的有一位原居委會的女書記，她在崗時參與迫害本單位一位大法弟子，開始我給講真相，她們不聽，她與幾個書記、主任當時還想轉化我，經我多次去講，她們逐漸明白了這場迫害的荒唐，特別看了《九評》，對中共的本質有了較清晰的認識，知道自己犯了錯誤，不再助紂為虐。二零零七年，一次她打電話（家人接的），讓轉告我，他全家五口（她老頭、兒子、媳婦、孫子）都同意三退。此後每年大年初一，她給我打電話拜年，張口就說：「法輪大法好！」她的糖尿病（迫害同事以後得的）現在也好了。還有一位女主任，當時是參與迫害的主要幫兇，經多次講真相，也明白真相知道錯了，在聚會時也作了三退，還給她老頭也退了。

浴池是我講真相的一個好去處。我基本每週到浴池洗一次澡，為了接觸更多的人，我就幾個浴池輪換著去洗。為了講真相，經常主動給人搓澡。洗澡時也經常有人說我皮膚好，淨白，人又年輕，這時我就告訴她：「我是煉法輪功煉的，身體好，沒有病，其實我都七十多啦！」這樣一說，周圍的人就會投來驚異的眼神，問這問那，接著我就給她們講法輪大法如何好，中共邪惡為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如何造假，講「天安門自焚偽案」、講中共活摘大法弟子器官謀利沒有人性，講貴州「藏字石」是天意，天要滅中共，趕快「三退」保平安。聽了這些，一般都退。早期我每次洗澡都能勸退一、二十人，近期一般每次勸退不到十人。零九年冬，在浴池碰到了當初一起共事的公社張書記，簡單的敘舊後，我就給她講了真相，她很快就聽明白了，痛快的退出了邪黨。

修去隱藏的怕心

十幾年來，講真相中我很少有怕心，但在家中怕心一直突破不了，特別是我自己能打印材料後，老怕兒女知道會害怕，為我擔心。而我需要的材料又比較多，打印時間比較長。在這一點上，我不是從法上認識，給他們講透真相，取得他們的理解和支持，而是一味的迴避，完全用了人念，結果就出現了「尷尬」場面。一天上午，我估計白天沒人回家，就開始打印材料。一會兒兒子突然開門進來了，一看這場面，既驚又怕的說：「哎呀媽！你在弄甚麼？」我趕緊起來，說：「兒呀，看見就看見了，你不要說。」「我說甚麼啦？我還能去告訴別人嗎？……」「我這是在救人，共產黨殺那麼多人，太壞了！」「你看見了嗎？」「我看見了，我小叔是個大好人，就是被共產黨整死的。」他不說了，到另屋去了。我發了一會兒正念。過了一會兒，他態度好了。以後在一次聚會上，他主動向親友介紹我修大法後身體的巨大變化。

經歷了這一次「突發」場面後，我並沒有從法上認識，所以緊接著又出現了第二次。那是前不多日子的一個下午，我又想不會有人回來，就又坐在臥室地板上開始打印，一會兒媳婦開門進來啦。當我聽到笑聲轉過頭來，她已經站在廳中間笑，我趕緊站起來，看著媳婦「呵呵呵呵」的笑，我也隨著 「呵呵」的笑，那一瞬間，不知說甚麼，挺尷尬的問：「你怎麼有空兒回來？」「我回來找件衣服。」說著到她屋去了，一會兒跟我打招呼走了。

過後我悟到，是因為我這方面還有怕心，老不悟，老不去，師父就巧妙的給我安排了這個場面。我認識到，為了他們好，我在家裏也應該做到堂堂正正的做大法的事。

師父在幾次講法中都要求弟子做到「修煉如初」，在正法修煉所剩不多的時間裏，弟子會更加珍惜機緣，做好應該做的，完成使命，兌現誓約。

我第一次給法會投稿，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請指正。謝謝師父的慈悲苦度！謝謝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