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父好！
同修們好！

我是朝鮮族人，今年七十五歲。由於修煉法輪大法，我身體很棒，走路生風，精神頭十足。無論親朋好友，還是在街上遇見的有緣人，都說我很年輕，這時我就告訴他們：我是修煉法輪大法才這樣的。

我於一九九六年四月得法，至今修煉近二十年了。這是我第一次參加大陸弟子網上法會，心裏非常高興。

二十六歲成了「反革命」

在我二十六歲那年，正趕上中共發動「文革」，我們周圍的朝鮮族人都被扣上「修正主義」一小撮而遭到打壓，我家也成了「朝鮮修正主義」了，造反派們就叫我「朝修」。

當時我家的牆壁上掛著一張我哥哥在北京軍官大學學習時的照片。哥哥穿的分明是中國軍裝，可那些造反派頭頭們硬說他是朝鮮軍隊的頭頭，說他是軍隊的「師長」，我又是他的妹妹，肯定跟他有聯繫，就把我打成了「特務」、「反革命」。

我丈夫也不能倖免，被抓起來天天遭毒打，經常被打的渾身是傷。有時候被打昏死過去，他們就用涼水澆醒，再接著打。

一九六七年，我生下第三個男孩。為了不讓孩子一出生就成為「反革命崽子」受歧視，我直接就把他送人了。另外兩個兒子，大的五歲，小的才三歲。我也想把他們送人，然後自己就不活了。可是人家都知道孩子是「反革命」的兒子，沒人敢要，我不得不領著孩子艱難的活下去。

倆兒子也由於是「反革命崽子」經常被打罵，經常被打得藏在旮旯不敢出來，寒冬臘月裏，二兒子還穿著開襠褲，天黑了都不敢回家。在我生下第三個孩子、還在月子裏的時候，就不得不自己去挑水。有時候大兒子心疼我，就偷偷幫我拎一小桶水，然而僅僅五歲的孩子踉踉蹌蹌的拎不動，水洒得把褲子都濕透了，等到家了，棉褲都結冰了。這種心酸的事兒經常有。

中共造反派們還經常來抄家，說要找甚麼「犯罪證據」──照相機和發報機。可家裏根本沒有任何他們想要的東西，他們就說我眼睛裏藏有照相機，我衣服扣子裏藏有發報機。可能他們也覺得那樣的說法很無聊，就把我家的土炕、火牆都扒了，說要找發報機。我母子三人呆在冰冷的屋裏，睡在冰冷的炕上，那真是人冷、心更寒哪！

生活的苦難，再加上「文革」期間心裏承受的煎熬太大，使我落下一身病。我的腰椎中脊有三處骨質增生，經常痛的很厲害，坐立不直。而且腰椎疼痛壓迫神經，導致腿都抬不起來，行走不便。

我因為成天生悶氣導致嚴重神經衰弱，成宿不能睡覺，那種滋味簡直太難熬，而這個病一直折磨我好多年。這還不算，我胃裏又長了硬東西，一吃飯就打嗝、胃痛，我簡直苦不堪言。由於在月子裏受涼，我又得了腎浮腫，整個人腫的很厲害，人家叫我「胖子」。成天熬藥，喝了多少年的中藥也不見好轉。我還經常犯迷糊、噁心，還患有貧血和低血壓等疾病。

由於多病纏身，我常年渾身無力，常年臉色蠟黃的。除了這些病之外，我還得了很嚴重的咽炎，嚴重到不能說話，甚至回答別人的問話時都不得不用手比劃。當地有位醫術高明的醫生為我治療，配製了很多偏方藥，結果治療半年都一點不見效。後來他就不給我看了，勸我去北京大醫院檢查確診。他說我得的不是咽炎，肯定是甚麼很不好的病。我也沒錢去北京呀，那就硬挺著吧。

修大法就要勇猛精進

俗話說：「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我的親身經歷也驗證了此言不虛。從「反革命」算起，三十年後的我，命運發生了天大的變化。

一九九六年三月，那年我五十六歲，已經退休。一天，我去單位領退休金。一位煉法輪功的同事告訴我煉法輪功就能治好我的病。當時我根本就不相信。一個月後我又去領工資，又見到那位同事，她又勸我。當時她穿著很薄的衣服，卻一點都不冷，而我穿著厚厚的羽絨服還冷得直哆嗦。她說她是因為煉法輪功身體才那麼好的。這件事令我動心了。第二天我就跟她去煉功了。

沒想到，我剛煉了不到一星期，渾身哪兒都不難受了，先前所有的疾病都在不知不覺中不翼而飛。無病一身輕不說，還走路生風，那心情真是無法形容的好。

親身見證大法的神奇，我自然堅信大法。修煉三個月之後，我開始精進起來。當時我注意到有同修比我早得法一年，我想我這不被人家落下了嗎？我得追！我計算了一下，他們都是上班族，只能在早上煉功、晚上學法。而我已經退休在家，我比他們時間寬裕，那我就每天增加一遍煉功，白天學法也多學。這樣堅持一年的話，我就能攆上他們。於是我就付諸「行動」了。

除了勤於煉功之外，我開始背法。我最先背誦的是《論語》，之後是《精進要旨》，到九八年的夏天，我把這本書全背下來了。後來又背誦師父其它的經文，背法期間我還看護外孫女，這孩子一生下來就由我給照顧的。我每天都抄寫一段經文來背誦，走路背，坐車背，做飯時背，看孩子時也背。天天如此，一直堅持背。我要求自己：只要有師父的新經文發下來，我就必須背下來。

記得外孫女大約一歲的時候，有一天她坐在地上玩，我坐在床上讀《轉法輪》。當讀到「過去有個人，把他綁在床上，拿起他的胳膊，說是要給他放血。然後蒙上他的眼睛，把他的手腕劃了一下（根本沒有放他的血），把自來水龍頭打開讓他聽滴嗒聲。」外孫女突然轉過身來，用稚嫩的腔調大聲問我：「他死了？」我頓時一驚，愣了神的瞅著她。外孫女又非常認真的追問一句：「那個人死了？」哎喲，我一直以為孩子太小只會玩，根本就聽不懂大法。誰知她居然能聽進去，而且還能聽明白了呢。後來在她稍稍大一點的時候，我煉功時她也跟著煉。

外孫女上小學一年級的時候，有一天我在做飯，她就看《明慧週刊》。看著看著，她忽然跑來責問我，說：「姥姥呀，你出去做救人的事咋不叫上我呢？這上面可說了，不做三件事都圓滿不了哇。以後你再去救人，可得叫上我呀！」於是我再出去發放真相資料就帶上她一起做，這孩子表現真不錯。而且此後她也精進起來，開始天天背法了。我當然更不懈怠，大法這麼好，不修則已，一修就要勇猛精進。

為大法討公道進京上訪

自九九年中共打壓開始後，我也要為大法說句公道話，於是就進京上訪。前兩次沒能如願，被劫持回來。

時隔整一年，也就是我六十一歲那年，我又去了一次。當得知還有五個同修也想去，我們就相約一起去。當我和同修提前一天買好車票，一切準備妥當的時候，來電話說：「你沒有身份證，別去了。現在查身份證查的特別嚴，沒身份證根本就走不了。咱這個地區已有五人被綁架回來。」我的身份證在第二次進京時被警察扣留了，這可怎麼辦？那也得去！上火車時沒身份證不讓上車，我就回來；不查的話，就是我該去。檢票時真就沒查身份證。

就這樣，二零零一年十一月十日那一天，我們六人踏上了進京的火車。然而沒想到，剛上火車就開始查身份證了。在我們車廂裏就能聽見前面車廂傳來乘務人員的喊聲，嚷嚷著讓乘客拿出身份證來。我們六人都買的臥鋪票，我讓同修幫我發正念，然後就閉目躺著心裏默默的發正念。兩個乘警來在眼前，一個人撥拉我讓我出示身份證，我坐起來厲聲呵斥說：「要甚麼身份證啊？出門帶身份證，要是弄丟了咋整啊？我告訴你身份證號碼，你記下來吧。」那倆人瞅了我幾秒鐘，沒記錄、也沒吱聲就走了。這一關就這麼過了。

我們到達北京站。下車後需要走過地下通道才能出站，可一進通道，只見裏面到處是警察，見人就拽住查身份證。眼見身前、身後的人們一一被拽住，我在心裏求師父：師父啊，不能讓他們拽我，我得出去呀。結果師父真就幫我了，我順順當當的走出去。

一出火車站，就見大路兩邊站滿了警察，都是武警，個個表情冷酷，個個背著帶刺刀的衝鋒槍，排著長長的隊伍，三步一崗，五步一哨的，那陣勢一片肅殺氣！只有在電影、電視場景裏看到過。

我向人問明了去天安門怎麼走，就告訴五位同修：「大家都散開，我在前面走，你們在後面分頭跟著，都別忘了發正念啊！」說完我帶路往前走，不時的回頭看看同修是否都跟上了。足足走了差不多一個小時，終於到達天安門。

我們又發了一會兒正念，相約都喊「法輪大法好」，就分頭去做。我心想：「警察都看不見我！你們都得被定住！」發著這個正念，我獨自來到人民大會堂前面，掏出藏在袖口裏的真相橫幅，展開後高舉過頭使足勁兒喊：「法輪大法好！」「法輪大法是正法！」「還我師父清白！」此時跟前的遊人、常年擺攤兒給遊客照相的而今已經成了中共的「監視工具」的，那一刻都被定住了，只是愣愣的看著我。那一刻，一個六十多歲的老太太，能堂堂正正走上天安門喊出自己的心聲，還有甚麼能比這更令人欣慰的呢！

我迅速收起橫幅，來到廣場前一棵大樹下，把橫幅粘到相鄰的兩棵樹上了。粘完後看到不遠處停著一輛「港田」「摩的」，我讓司機立刻拉我去北京火車站。他直接把我拉到了車站售票處。

售票廳，居然就我一個人。售票員在電腦上為我查找一會，說：就剩一張臥鋪票，是最好的位置──中鋪。我極高興的買好回家的票。

誰知正高興呢麻煩就來了，從售票廳去候車廳又遇到了麻煩。我先前進售票廳的大門已被禁止通行，不讓乘客出去了。得走售票廳一側的一個小屋，通過小屋出口才能走出去。而這個小屋裏站滿了警察，屋內桌子上有幾台電腦。每個乘客都得出示身份證，將號碼輸入電腦驗證，警察認可了才可以通過。在小屋出口處，還有兩個警察重複驗證身份證，合格了才准許走出售票廳。那場面簡直就像法西斯。

一看這情景我也倒吸口冷氣，緊張中我先調整心態，讓自己鎮靜一下。就趕緊轉過身發正念，讓他們誰都看不見我！把他們都「定住」！並求師父加持我，我一定要出去！於是我也不排隊，直奔小屋出口，側著身子從倆警察中間走出售票廳。一走出來，又見有警察追逐行人查身份證，我轉了一圈去候車室，那裏也站了一排排的警察在查身份證。只見通往站台的出口處，並列站著兩個警察，都拿著身份證與乘客對照片呢。於是我一邊發正念一邊稍稍下蹲一點，從倆警察中間的縫中鑽過去了。上火車後一路順風，到達我市火車站，順利回家。

一進家門，兒媳婦長出一口氣，驚訝的說：「哎喲我的媽呀，你可算回來了！」一問才知道，在我走後當地片警往我家打電話了，詢問我是否在家，說我們小區有一個法輪功學員進京上訪被抓了（我知道那正是跟我一同進京的一位同修），警察害怕我也去了北京。兒媳婦回答說：「不是，我媽跟老鄉聚會去了，兩天就回來。」我這一回來，兒媳婦更以為我是跟老鄉聚會去了呢。一想也挺有意思的：可不嘛，我跟當地同修一起去北京證實法，那不也是跟老鄉聚會嗎，只不過地點遠一些罷了。

這樣，我這次進京上訪雖然處處受阻，但都有驚無險的過來了。在當時中共打壓法輪功最瘋狂的時期，在幾乎插翅難飛的情況下，沒了身份證的我居然能走上天安門表達心聲，這靠的不僅僅是自己對大法的正信，更離不開師父的慈悲加持呀。算起來至今十四年了，兒女們還一直不知道我這次進京上訪的經歷呢。

非法關押一個月，勸三十四人三退

二零零二年四月份，我在家裏無端被當地警察和「610」人員非法抄家、綁架。後被非法判刑一年。我被非法庭審時，發現有一台機器在打印東西。就想：這是前面幾位同修被庭審的內容打印出來了？我就發正念：不能打印，讓那機器壞了吧，結果不到一分鐘機器就壞了。我被非法庭審的時候它就不能打了。

二零零六年，我六十六歲那年。有一天我去給同修送《轉法輪》，結果那裏有蹲坑的警察把我綁架了。我被劫持到市看守所，被非法關押一個月。這一個月裏我勸「三退」三十四人。我所在的監號能容納十六、七個人，我每勸退一個，那人就走了。緊接著就有人被調進來，我就再把她勸退了。

一個月到期後，因不放棄修煉，我又被非法勞教一年，送往黑龍江省勞教所。一進去就要先體檢。在給我量血壓的時候我就想：這裏可不是我待的地方，我一天都不待，一會兒就回去。於是緊著發正念：讓我的血壓高、再高、再高點。稍後就聽獄醫說：這人血壓太高了，我們可不收！最後警察不得不無條件放我回家了。

全力以赴做好三件事

從二零零零年開始，我幾乎天天出去貼真相粘貼，發放真相資料、小冊子和《明慧週報》。貼粘貼的時候，我專門往明亮的地方貼。因為那裏路過的人多，都能看得見。

二零零二年要過大年的時候，我準備在樓區內粘貼一些真相不乾膠。大年三十那一天，我自己貼了一千多份，從白天一直貼到晚上。有四個樓區、近二十棟樓，我一戶不落的貼上了「法輪大法好」粘貼。就連暖氣管線，以及大街上的電線桿我都給貼上了。

我還經常和同修去農村講真相，每次我們都帶上很多真相資料和條幅，好多次都用絲袋子裝。我們用毛線往條幅上綁石頭，然後把條幅扔到樹上去。我有幾條新毛褲，都被我給拆了，那些新毛線都被我這樣用光了。我把條幅掛在大路旁邊的樹上，往上扔的時候沒感覺怎麼用力，可一下就扔到了大樹的樹尖上。風一吹，耀眼的「法輪大法好」五個字隨風飄揚，紅的、黃的、粉的、綠的，那真是相當漂亮。

當《九評共產黨》一書出來後，我也成箱的往家搬，有時候搬回家兩箱留給自己發。一般情況下，我發完晚上六點鐘的正念後就出去發《九評》。我穿上一件特製的、很能裝東西的馬甲，有時候揣上二十多本，有時候揣三十本。我去附近的樓道裏發，然後趕緊往家走。等我回來的時候都沒耽誤集體學法，來我家學法的同修都沒來呢。

六十九歲那年我在家裏成立一個小資料點。記得那年的神韻晚會光盤下來後，我們小區的同修都看不到。我就買了電腦、刻錄機，學著自己做。後來又買來打印機，打印真相資料供同修用。平時買紙張、光盤、光盤袋、塑料自封袋，所有耗材都是我自己去買。而商場離我家很遠，需要打車去。去一趟光坐車就得兩個多小時。再買東西，出去一次少說也得三個多小時。

近幾年我負責十多個同修所需的真相資料。刻錄機我買了三個，電腦買兩台。開始的時候由同修給我下載需要的東西，我負責打印。後來我跟同修學會上明慧網，自己能下載了。我每週刻錄一百多張神韻光盤，五十多張真相光盤，打印二百多份真相傳單，打印裝訂一百多份真相小冊子，還要打印一百多張真相粘貼。

時至今日，這個小資料點平穩運作六年了。雖然忙碌些，我卻從沒覺得勞累和辛苦。除了做資料以外，我還經常出去發放神韻光盤和真相資料。多年來一直這樣做。

有時還去鄰近城市發正念，到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惡黑窩附近，近距離發正念解體洗腦班。去了就住在那裏，發一個星期的正念再回來。

多年來我總是騎自行車去做事，如今我七十五歲了，騎上自行車還是很輕快。如果在本市、本小區有需要整體配合的事，哪都落不下我，騎上自行車就去。為了近距離發正念解體邪惡，本市公安局、監獄、洗腦班附近，我哪兒都去過。只要大法的事需要我，我保證到！尤其迫害大法很邪惡的地方我更要去，在我看來越邪惡的地方越應該去。在講真相、證實大法方面，有很多正念顯神威的事發生在我身上。但由於篇幅有限，這裏就不說了。

結語

在本文結束的時候，回首自己十九年來的修煉歷程我感慨不已：在修煉大法的這條路上，六十幾歲的我多次被綁架和關押，然而有師在、有法在我根本就不怕；在證實大法的事情上，無論我能做點甚麼、能做些甚麼，其實一切都是師父在幫我做。如果沒有師父的保護和加持，我又能做得了甚麼呢？

我從一個飽經屈辱的「反革命」，到成為神采奕奕的大法徒歡快的履行自己的神聖使命，其中有多少個驚奇、多少個不可思議，無一不展現在大法的無比法力中！

因此我最想說的是：感恩法輪大法！感謝我們最偉大的師尊！合十

（明慧網第十二屆中國大陸大法弟子修煉心得交流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