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小的時候就經常一個人來到一處帶水的地方，望著水中的漣漪而流淚，一個人經常依靠在窗前望星空流淚。只感覺有無盡的惆悵與悲傷，不知道為甚麼會這樣無緣無故的哭。

小的時候也不合群，我像旁觀者一樣去觀察別人的言行，我吃驚的發現別人會的我都不會，她們說的話我也多數聽不懂，自己更說不來，人際關係也不懂，這些我學不會，我也不想學，我感覺自己是局外人，是另類人，他們的一切好像和我沒關係，我好像不屬於這裏的人。我很孤獨。

身體不好折磨的我又瘦又小，我經常說，我身上的零件是拼湊起來的，不精密，所以各個器官才配合不好，稀里嘩啦的容易出問題。

文革武鬥，我不喜歡人與人的相互爭鬥，就告病在家不去上學。同學上學路過我家時，他們有意大聲叫喊讓我聽見：「越休（修）越養，越養越休（修）」，意思說我是邪黨當時批判的所謂「修正主義」。

剛好趕上了文革的尾巴，上了一個不倫不類的「工農兵大學」，既不是老三屆也不是高考後的正規大學生，不光彩的「工農兵大學生」的帽子也羞辱了我的半生。學的專業又是哲學，它實際是馬列課程的代名詞。那個年代大學出現了人才斷層，急需教師，我被留在了高校任教，而後又幾經折騰的補課，考助教進修班，學研究生課程才站穩腳跟，直到後來正常評高職。

馬列課程中的那種鬥爭哲學令我討厭，和我性格格格不入，我覺得馬恩列毛都是鬥士，不是學者，對他們那套東西不僅反感，疑問也越來越多。尤其站在講台上按照教學大綱講那些從猿到人的轉變，更令我難以啟齒，感到噁心，我們的老祖宗怎麼會是那麼醜陋無比的動物。

最令人悲哀的不僅是授課者的心虛，學生不願學和消極抵抗都是發自內心的。國家教學大綱明確規定從中學到大學再到研究生都要學馬列，學政治課，在高考和以後各種升級考試的總分數中都有重重的一筆，這門考試分數不達標別升級。這樣的機制起到了授課者強制灌輸，接受者不得不學的狀況。師生達不到心靈的溝通，只會讓對立加深。教師覺得學生不尊重他們的勞動成果，學生覺得這類教師令人討厭，為甚麼非要講這些不感興趣的課，浪費時間。

這種職業耗費了我的青春，耗費了大半生，我付出的全部心血，到頭來才發現是一場空。職業的這種苦也一直在折磨著我。人家講幹一行愛一行，我怎麼就愛不起來。

婚姻也跟我開了一個大大的玩笑，我想找一個脾氣好的，可他偏偏脾氣壞的出了名；我想找一個不看重物質利益的有德之人，他偏偏視財如命，事事相反。總之兩股道上跑的車走的不是一條路，並且越走相互離得越遠。

我覺得自己怎麼那麼倒霉窩囊，種種的苦讓我去承受，由不得你願意不願意，喜歡不喜歡，我認定這就是命。

我有幸得了法輪大法，修了大法，整個生命的欣喜難以言表。修煉使我明白了：為甚麼「生在苦難中　半生兩袖空」[1]。

修煉了，過了好多關，雖然苦，但苦中有樂，不覺苦。我有師父在管著呢，我都信心百倍的爭取按法的要求做好，我覺得我最幸福。

婚姻使我苦了十幾年，當苦到極盡處後，我開始了自己的新生活。他一手安排了婚姻的解體──我除了有孩子的撫養權外幾近一無所有。

迫害開始了，我被開除公職，沒收住房，又被綁架、非法判刑多年。出來後又沒有了工作，無住房，無低保，無生活來源的幾無人員。我真的成了無家可歸的人，又開始流離失所的生活。

從表面上看，我還有著人的那麼一點光環：大學教授，而此時的我，年齡大而又無一技之長，生存都成了問題。有時常問自己，蒼天安排我這樣一個無能的人來幹甚麼呢？

學法修煉，使我漸漸明白了我的處境，許多事情都清楚起來，這一切都是舊勢力安排，我的工作和失去工作是舊勢力安排的，我的一無所有是舊勢力安排的，非法漫長的刑期是舊勢力安排的，舊勢力早已在歷史上週密的安排了弟子們的一切，它們以業力大為藉口，進而通過種種迫害來進行考驗。那種惆悵暴露了我的問題，比如帶著人的感情默認了舊勢力的安排，不知不覺的消沉，修煉的意志不知不覺的消減。

對舊勢力的一切所為，師父都是不承認的，我為甚麼在思想上默認呢，必須全盤否定。我是正法時期的大法弟子，我有師父管，誰也不配管我，師父在安排著我的一切。我是正法時期的大法弟子，眾神都羨慕的生命，我就是最幸福的人。

往事不堪回首，我恨自己不爭氣，曾經迷失過，摔過跟頭。每當自卑得不能自拔時，我都會發現，師父沒有放棄我，每當在我萎靡不振時，我總能感覺師父還在我身邊，仍慈悲地看著我，用那雙大手托著我好像在跟我說：孩子啊，快做好跟我回家吧。我一下子甚麼都煙消雲散，好溫暖、好溫暖地閉起眼睛盡享佛光的沐浴。

我一遍又一遍的背著師父在《洪吟三》中的歌詞〈義無反顧〉：

這首詩好像寫給我的，師父在鼓勵我們走好神的路。

我不在意誰對我怎樣，不去計較屬於我的不屬於我的東西。我心裏一遍又一遍地對自己說，我有師父，我有師父管。想起師父，感恩的淚水，明白的一面看到師父為我做的一切而激動的淚水和著我修好的一面慈悲的淚水都交織在一起，自然地流淌，沖洗著千百年來當人苦澀的淚。

註﹕
[1] 李洪志師父詩詞：《洪吟三》〈觀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