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麗霞，女，四十歲，身高一點五十八米，體態中等，方臉，膚色黑，大眼，雙眼皮，雙唇突，紮一馬尾辮，唐山口音，上身穿煙色夾克，內穿毛衣（上部為白色，下部為綠色），下身穿深色褲子，腳穿棕色皮鞋。該人於二零零三年五月九日晚七點十五出走，有發現者與13832982713或2816395聯繫（聯繫人：許先生），必有重謝（獎勵人民幣二千元），附郝麗霞的近照。」

這是二零零三年六月在河北省唐山市廣泛散發的一則尋人啟事。人們想不到的是，被尋找的郝麗霞女士，是一個被迫害得流離失所的法輪功學員；啟事上的聯繫人並不是她的甚麼親人，而是正在圖謀抓捕她的唐山市路北公安分局一科科長許伯軍。

這就怪了，公安抓捕人怎麼用起尋人啟事來了？不是有通緝令嗎？

其實利用尋人啟事非法抓捕法輪功學員的事可不止這一例，單就唐山而言，利用這種方式通緝過的法輪功學員還有：原河北省廊坊市石油天然氣總公司科研信息中心職工郭曉慧，與廊坊法輪功學員聶春玲。而北京市房山區在二零零二年四、五月份對綁架不到的法輪功學員，為綁架他們就直接在房山電視台登載這樣的尋人啟事。

上述這些法輪功學員的被通緝還只是用尋人啟事的方式，而有的地方通緝起法輪功學員來，則是「通緝」與「尋人啟事」兩種方式同時使用。例如，二零零二年十一月，河北滄州當局為了綁架流離失所的法輪功學員劉淑貞、徐豔輝和楊月亮，不但由公安局下了通緝令，還在電視台、電台、報紙發尋人啟事，並到處張貼，稱有發現或提供線索者賞金一萬。

這樣的事情可不只是發生在迫害最初的那幾年，最近這幾年也有。例如：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阜康市九運街鄉法輪功學員白萬珍，被迫害得流離失所後，在二零零一年秋，中共就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在《晨報》上懸賞五千元通緝她。到了二零一二年七月，阜康市公安局又下了一個通緝令，也是以五千元人民幣「懸賞」舉報者。同時還在烏魯木齊媒體上發布尋人啟事，公布白萬珍的身份證號及個人信息、特徵，以五千元獎金「懸賞」提供線索者。

對此，人們不禁提出疑問：通緝就是通緝，尋人就是尋人，這兩者怎能混為一談？為甚麼對待犯罪分子一律用通緝，而對法輪功學員卻這樣既在內部發「通緝令」，又在公眾媒體上登「尋人啟事」呢？

通緝令具有法律強制性，只能由公安機關發布，除寫上犯罪嫌疑人的基本信息外，還要寫上案情。法輪功學員本來就沒有犯罪，怎麼發通緝令？即使對法輪功學員發通緝令，對於案情也都是牽強附會的一筆帶過，根本就沒有他們的犯罪情節，因為他們本來就沒有犯罪嘛。從這個角度講，發出通緝令，也只能在其內部，而不可能把這種東西拿到社會上到處張貼，自然也就引不起民眾的注意。可是尋人啟事卻能引起民眾的注意。因此，中共惡徒為了綁架法輪功學員，就想出了如此卑鄙的伎倆。

中共借助尋人啟事綁架法輪功學員，正是利用民眾幫助他人的善良心願而達到他們迫害好人的目的，非常無恥。中共貌似關心失蹤人員的溫情語言的下面，掩蓋的正是非常卑鄙的用心。我們看下面這個例子。

遼寧省瀋陽市魯迅美術學院財務處職工高蓉蓉，被龍山教養院的惡警電擊毀容後，在中國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治療時，被法輪功學員成功營救出來。關於她的視頻和照片傳到海外，對國際社會的震動非常大，中共感到萬分的驚恐，迫害法輪功的元凶羅幹極為惱火。中共司法系統內的人說：「羅幹有指示，這事國際影響太大，讓我們‘處理好’。」

中共將法輪功學員營救高蓉蓉一事定為「公安部26號大案」，成立專案組。為抓捕高蓉蓉，遼寧省政法委、610、檢察院、司法、公安等部門利用一切手段，監聽、偵查、跟蹤當地法輪功學員。專案組還讓交通廣播電台在「司機您好」欄目中廣播「尋人啟事」，內容大概是：「一叫高蓉蓉的女子，在瀋陽醫大骨科病房住院期間，被三、四名男子劫持，其家屬很著急，並重金尋找知情者，以找到其下落。」同時瀋陽周邊各市、地區的公安局和鐵路、民航、油田的公安部門、市區的街道辦事處、居委會先後接到抓捕高蓉蓉的指令，並收到一份落款為瀋陽市司法局的「協查通報」。「協查通報」上說，高蓉蓉「體態偏瘦，體重八十斤左右，左側面部有明顯疤痕，不能獨立行走」。

看到沒，中共為綁架高蓉蓉，說得多麼動聽！多麼溫馨！而這溫情脈脈的背後，隱藏的正是中共毒辣陰險的心。

中共利用尋人啟事綁架法輪功學員，是對民眾善良心願的褻瀆，是對社會公德的踐踏，也是對它自己依法治國的嘲諷。古今中外，只有中共才能做出如此滑稽，而又卑鄙無恥的醜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