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起出國前，辦理出國手續、置辦行裝、處理善後等，諸多事情花費很多時間和金錢，更是麻煩同修很多很多，也給家人增添很多負擔。

我去使館辦簽證時多位同修給我發過正念，去辦理被迫害的證據時同修們也為我發過正念，出發前和出發當日，同修們則密集的給我發正念……

這些正念本來是可以為救眾生而發，為營救被迫害的同修而發，精力卻花在了我的身上。我很慚愧！

一位同修指出我愛頂嘴，喜辯解，說擔心我出國後參與項目會配合不好，我執著於她也有這方面的問題，不讓她說，繼而說了很多其它不該說的話，在火車站從扶梯上重重摔下，連同箱子在梯子上翻騰很久卻沒有工作人員停住電梯，圍觀的人都嚇壞了，舊勢力抓住把柄來取命，慈悲偉大的師尊保護了弟子，我身體安好，手錶摔壞而手卻只是擦破點皮，褲子摔破而膝蓋無大礙，只是有些瘀青。

在機場被警察帶走，幸有師父的保護和同修的加持，得以脫身。自身修煉中的大漏被舊勢力鑽空子將我推向險境，更覺慚愧！

一直以來，我都沒能做到敬師敬法，甚至有亂法行為；走前覺得放不下北京的眾生，忙忙碌碌救人急，法沒學，心不靜，加上不注意安全，出境時被檢查包，查出包中有我自行打印、沒經加封包裝的師父經文和交流小冊子，被警察從登機口帶到派出所。幾個小時後我衝出派出所。從新買票後再出發，造成很大的經濟損失。

之前同修約好在我出境的那天給我發正念，我知道，如果不是師父的保護，沒有同修的正念加持，我是闖不出來的。當時警察要打開我的電腦，要我告知開機密碼，我拒絕，警察說一定要查電腦的，而我的電腦裏全套做資料的內容一點都沒來得及刪，移動硬盤和U盤也是滿滿的內容，卻沒加密，警察竟然沒發現這兩樣物品。我知道這是師父保護了弟子，有師在有法在，我心裏異常平靜。同修們的正念也牢牢控制著機場。我笑聲朗朗的對警察噓寒問暖，不停的解體另外空間的邪惡。正邪交鋒後，警察沒再查問下去，卻沒收了我帶的大法經文。我執著於快點離開，沒有要回經文，太對不起師父，心痛不已。

千辛萬苦到達目地地，吃喝住，購物找房搬家全般事項都要仰仗同修幫忙，同修個個都在救人項目中忙的分身乏術，我的到來讓他們不堪重負。經濟壓力更不用說，在受到迫害的情況下省吃儉用攢來的錢，本為大法資源，辦手續買行裝買機票，到達國外房租家當生活用品等，很快五萬元告罄，這些錢可以買多少電話卡，多少打印紙墨，多少刻錄光盤。大法弟子在哪裏都是以救人第一，很難有太多時間和精力去掙錢，未來生活壓力大。還有語言障礙，對未來庇護身份獲取是否成功的不確定性等等困難。

好容易安頓下來後，可以開始講真相了吧，卻發現必須要到景點才能找到中國人，交通費、餐費等，救人成本高，包括經濟成本和時間成本；而國內無論何時何地都能有便利、低成本的講真相救人機會，唯一需要的是正念。

看到同修花很多時間為我忙碌，想到還要花很多時間適應國外生活，在這一刻值千金的緊要時刻，我產生要回去的念頭。出國路漫漫，回頭亦艱難。恰好讀到明慧網上有位留在國內的同修寫的文章《對同修出國的一點感受》。

同修在《感受》一文中說：「往年，每逢‘五•一三’、‘七•二零’等日子，我都會和同修出去懸掛真相條幅。到了二零一四年的‘五•一三’、‘七•二零’，只有我獨自驅車行駛在掛真相條幅的路上，我的腦海中不時的浮現出同修們的身影。」這位同修說，她在夢中想到很多項目沒人做，她大哭起來。

我聯想起自己留下一大攤事給已經忙的不可開交的同修，也開始大哭起來，走在街上哭，看神韻演出時哭了又哭。想起如果在國內，今天應該是我給攤販送去真相幣的時候，平時在市場買東西花真相幣、勸「三退」，為不修煉的家人買瓶水、買包方便麵都是救人的機會（而我走後他們自己購物就不再是救人的機會），在家裏靜靜的打印資料、收集郵箱傳真號碼、寫文章……我哭了又哭，我感到眾生都在指責我，他們說，你跑到國外如何救度我們？北京是邪惡聚集的中心，全國、全世界的同修都在支援北京除惡和講真相，你卻從正邪大戰的主戰場躲到了後方，你是逃兵！

修煉以來我很少哭，這次眼淚老掛在臉上。我以為是應某大法項目需要來到國外的，但是仔細想想，正是因為我們中國這個修煉的主體，救人的主戰場沒做好，師父才苦心安排國外一個個項目的展開，來支援國內；師父一再為我們承受，一再推遲結束的時間。我們怎麼對的起師尊，何顏面對自己的眾生？

我唯有更加精進，徹底清除求安逸心，徹底放下自我，去配合同修，圓容項目，才能對的起眾生，希望自己的努力能減輕留在邪惡中心鎮邪、救人的同修們的壓力。

在此我也想對準備出國的同修們說，當你產生出國想法的時候，請好好衡量，自己是在國內起到的作用大，還是在國外起的作用大？你是為你自己的目地出國還是為眾生而出國？

不當之處請同修慈悲指正。合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