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破壞國外大法弟子講真相的效果，邪黨造謠說，是國際反華勢力組織的，是各國政府基金支持的，每天給多少多少錢，如果能讓世人看到我們北京大法弟子也在做著國外大法弟子同樣的事情，那麼邪黨的造謠就不會有市場，人們也不會相信。邪黨特務還冒充大法弟子造了很多謠言，甚至是惡毒的人身攻擊。實際上，一張光盤，幾份資料，再加上面對面講真相，就能破了邪黨的那些謊言。

作為北京的大法弟子，我們應該認真想一想，我們還能做甚麼，怎麼樣才能做的更好。這就需要我們去掉怕心，在現在講真相的基礎上，加大力度，採用多種方式，大範圍的講真相，這樣才能使更多的北京世人，明真相得救。

下面對這個問題，談一些我的看法，有不對的地方，還請同修們指正。

一、修煉如初，歸正自己的一言一行，這樣才能更好的講真相。

師父告訴我們：「修煉如初，必成正果」[1]。在邪黨迫害之前開始修煉的大法弟子都知道，當時我們每天都學法，每天都煉功，每週至少一次參加集體學法。而且，我們的身份是公開的。如果哪個人行為稍有不正，同修馬上就會指出。所以當時的大法弟子對自己的言行要求是很嚴格的。

這幾年來，我們放鬆了對自己的要求，自己連每天學法煉功都沒有做到。我們真的應該做到修煉如初了，剛開始修煉的時候怎麼做，現在還怎麼做，剛開始能做到的現在還應該能做到。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更好的講真相，才能使眾生真正得救。

二、採取必要的安全措施，在加大力度講真相中去掉怕心

北京大法弟子講真相力度不夠，還是因為怕心，怕被迫害。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們都在邪黨的監視之中。但是，只要我們知道了是誰在監視我們，用甚麼辦法監視我們的，再採取相應的安全措施，那這些就沒甚麼可怕的了。邪黨對我們的監視都是秘密的，不敢公開的。主要是我們居住地派出所，居委會所指派的一些所謂的治安積極份子，以居民組長，樓長為主，還有一些跟他們走的近，經常從他們那裏拿到好處的人。只要我們平時注意就能看出是誰在監視我們。再有就是邪黨的手機監聽、定位。特別要注意的是冒充大法弟子的邪黨特務。所以我們每個北京大法弟子為了自身和同修們的安全，不管是互相聯繫還是做講真相的項目都要採取必要的安全措施，一點也馬虎不得。

現在，講真相的項目已經很多，在邪黨迫害還很嚴重的情況下，怕心人人都有，但只要我們想做，敢做，在做的過程中就會把怕心去掉的。而且，這個時間並不長。我第一次發資料時，走了好幾趟不敢發，最後放在路邊的自行車筐裏了，後來，拿了幾份試著到居民樓裏發，再後來就敢多拿了，特別是，有了幾次有驚無險的經歷後，就基本沒甚麼怕心了，就能夠長期穩定的做了。在做的過程中也體驗到了師父的安排與保護。

三、使用真相幣

真相幣在北京有流通，但是非常少，平均每個人能收到2到3張吧，但是效果非常好，常人收到後會琢磨半天，還會給別人看。我們看到就會像見到同修一樣親切。

我使用真相幣已經很長時間了，自己做、自己用、用多少做多少。用的時候根據所花錢數，決定使用的種類和張數，然後整理好，有字的一面朝下，交給攤主，一般的情況下，攤主都不看，就是看見也沒關係。

有一次，在一個麵食店買饅頭，同時用了幾張真相幣，叫賣饅頭的姑娘發現了，她大喊一聲，你們快來看那，這錢上怎麼都有字呀，這時候裏面的人就一塊跑出來看，一塊研究上了，可是沒有一個人想起來看一看這真相幣是誰用的。我用真相幣這麼長時間了，還沒有碰到過一個拒收的。所以說在農貿市場和小攤使用真相幣還是非常安全的。我沒在大型商場和超市使用過真相幣，因為我知道，那些地方有穿便衣專門監視顧客的內保。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能製作真相幣，有打印條件的，可以打印，明慧網上有模板，也可以自己設計排版。前幾天我收到一張真相幣，是在一元錢背面打印的。「思考」倆字下面4句話：法輪大法是正法，教人向善祛病佳，世界各國都知道，唯獨中國搞鎮壓。我覺得，這位同修設計的就非常好。沒有打印條件的，可以用筆直接在錢上寫。最好用小楷筆，就是軟頭，能寫小毛筆字的那種。不過，在寫之前要練一練字，要寫的漂亮，整齊才行。具體內容可以自己設計，比如在五元錢背面，小太陽放光芒的上面，環行的寫上「法輪大法好」五個字，在右下角寫上「真善忍好」三個字。很漂亮的。

四、用手機打語音電話

最近，懂技術同修教給我一個用手機打真相語音電話的辦法，我覺得非常好，好就好在，用這個「自動電話1。41」軟件，並不需要我們具體做甚麼，只要開著手機，就能自動播放真相語音，而且，只要接聽者同意，還能夠通過按鍵，完成三退過程。我統計了一下，如果連續撥打五個小時，大概有十五個人能夠聽完全部的真相語音，還能有一個人通過按鍵完成三退。所以效果還是不錯的。每次撥打完，我們要通過聽錄音文件來確定是否有人三退，如果有人按照語音提示按了退黨（團、隊）鍵，又按了確定鍵，那麼就可以確定此人真心三退，我們還應該代其在大紀元網站上發表三退聲明。

我覺得，這個項目很多大法弟子都能做，而且能和其它項目同時做。不過，這個項目，技術和安全措施都比較複雜，所以建議，懂這方面技術的同修，儘快的把這個講真相的方法，教給不知道和不會做的同修。

五、發放大法真相資料

製作和發放大法資料是講真相效果最好，也是邪黨最害怕和所謂「管控」最嚴的，所以在北京，能做這個項目的大法弟子並不多。可實際上，只要我們採取必要的安全措施，是完全可以避開邪黨人員的監視的。還是個想不想做，敢不敢做的問題。

最好的辦法是自己做，自己發，做多少，發多少。製作大法資料的設備很簡單，一個小筆記本電腦，一個外置刻錄機，一個彩色噴墨打印機，價格不貴，體積不大，卻能製作所有大法資料。只要我們有一個自己獨處的環境，就能製作大法資料。做的時候拿出來，做完了收藏好。只要我們自己不說，是可以不叫監視我們的邪黨人員知道的。這方面的技術不是太複雜，不過，初學的人，還是最好有人教，能有懂這方面技術的同修帶一帶。真的希望能有更多的北京大法弟子加入到製作發放大法資料這個項目中來。

我發放大法資料已經很長時間了，已經走過了往路邊放，往自行車車筐裏裝，往樓道裏擱，這個過程，這樣做效果不好。我現在是有計劃、有目地的做。我有幾點經驗，供同修們參考。

1、我現在是挨樓的做，挨戶的做，爭取一戶不落的做。每戶先給一套資料（小冊子、光盤、或單頁資料，看多少而定），過幾天再給一張神韻光盤。這樣做效果非常好，我統計了一下，大概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住戶會拿回觀看，剩下的百分之二十，有長期不動的，那可能是該住戶長期沒人住，但也沒有別人動。還有，就是不敢要的，以前有毀壞的，現在不多了，住戶就是不敢要，也不毀壞，而是放在樓道裏乾淨的地方。

2、真相資料要包裝好。我現在是兩種包裝，小區住戶防盜門上，帶把手多的，就用塑料袋包裝，然後掛在門把手上。防盜門上沒把手居多的老舊小區，就用7號自封袋包裝，這種袋資料、光盤都能裝下，然後，用醫用半透明膠布粘在住戶門上，這種膠布比雙面膠好，粘在門上，不會留下痕跡。

3、我發資料是在上下班的路上做，也就是早上八點前，晚上八點後。而且是一個人做，每次只帶二十五份左右的資料，（看資料多少而定，如果資料多的話，還可以多發）這樣做，就能夠避開所有邪黨人員的監視，那些攝象頭啊、保安呀、還有所謂的治安積極份子，就沒有甚麼可怕的了，因為，他們根本看不出來，我與這個樓的住戶還有來串門的人能有甚麼區別。

4、發資料時，不要猶豫，直接進樓，不過在進之前，還是應該掃一眼，看看有沒有蹲坑埋伏的。從樓上往樓下發，動作要快，耳朵要靈，聽到開門聲，或進樓門的聲音，馬上離開，所以腿也要快。我發二十五份資料，大概需要十五分鐘時間。有時候也會碰到人，但都是有驚無險。

5、北京的小區和樓房，大部份都是可以進去的，有的雖然有門禁系統，但早晚是開著的，就是不開著，早晚進出的人多，隨著住戶也就進去了。

六、面對面講真相與發放神韻光盤

面對面講真相，北京大法弟子都在做，就是方式方法不同，力度也不一樣。只是如何做的更好，力度更大的問題。我講的時候，一般都是一對一的講，旁邊沒有人，這樣就方便的多，也安全。對那些戒備心較強的人（北京市區較多）可以只講三退，但不要求他三退，只要他認同大法好，知道邪黨的邪惡就行了，這樣的人，明真相後，自己就會三退的。

在北京大法弟子中有一種說法，神韻光盤必須面對面發放。我看這說法不太對，應該說，最好面對面發放，到底怎麼做要看具體情況。在北京，對認識的人和在郊區還比較容易，但在市區，由於居住的政府機關和事業單位的人比較多，這些人戒備心很強，就很難。這些人，雖然不敢要，但放到他家門上，他不但看，還敢說，也敢叫別人看。所以建議，居住在市區的北京大法弟子，還是可以像發放其它大法資料一樣的發放神韻光盤，而且要大量的做。不過，神韻光盤必須單獨做，不能和其它大法資料一塊做。我們面對面發放的，是精裝的。大量發放的是簡裝的。就是光盤貼上光盤貼，裝在質量好的，硬質帶圓型透明膜的那種紙袋裏（正好光盤貼能露出來）。然後裝在七號自封袋，或小塑料袋裏，掛在住戶防盜門把手上，或粘在住戶門上，這樣，神韻光盤做的快，發的快。

北京大法弟子講真相，可以說各有所長，有能面對面講的，有擅長做真相電話項目的，有能踏踏實實做資料的，也有能做又能發的。我覺得，我們應該，第一，加大力度，自己所擅長的項目，儘量多做，能做多少做多少，再一個，就應該再多學些項目，幾個項目同時做。這樣才能使更多的北京世人明真相得救。

最後，讓我們重溫一段師父的講法：「師：謝謝！（鼓掌）謝謝北京大法弟子！不是北京大法弟子做的不好，大家知道，最大的邪惡都集中在北京，所以在講真相的力度上、學員的狀態上，肯定比其它地區要差。這不是學員不行，是那個地方的邪惡比較多、集中。隨著邪惡整體上銷毀的越來越多的時候，北京的大法弟子不會落下、不會比其它地方差的。肯定這樣。（鼓掌）」[2]

註﹕
[1] 李洪志師父著作：《各地講法九》〈二零零九年大紐約國際法會講法〉
[2] 李洪志師父著作：《各地講法八》〈二零零七年紐約法會講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