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劉志勇自述遭迫害經過。

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二日上午十點多鐘，我和同修去趕集，在集的邊上看到有警車，有幾個警察在那兒站著，我們從他們身邊路過，沒想到他們伸手就把黃文英同修抓住了，緊接著我的包也被拽住，當時因我的包是在身上斜挎著，他們這一拽，包帶就勒住了我的脖子，將我勒得喘不過氣來，都快窒息了。這種只在電影中看過的搶劫鏡頭，沒想到在光天化日之下竟然真實的上演在我的身上，所不同的是，本次實施搶劫的正是應該抓捕搶劫者的警察──大慶林源公安的警察。

他們把我和同修強行綁架到警車裏，拉到林源公安局，又是翻包又是搜身，我包裏有準備寄往老家的3500元錢、兩張購物卡、兩個新電話卡、一部手機，還有真相幣、光盤、小冊子等。搜完之後，他們又說帶我走，我上了車根本不知道上哪兒，當時我被包帶勒的還沒清醒過來，車就很快的到了家屬區門口，我才意識到他們要幹甚麼，他們是拿著我包裏的家門鑰匙抄我的家。

他們將我家翻了個遍，抄走了掛在牆上的師父的法像、用於法書中的法像十九張、法書一百多本、移動硬盤、筆記本電腦、兩台打印機、切刀機、訂書機、空白光盤七、八百盤、歷年的神韻晚會光盤、師父講法和教功光盤、《九評》光盤和真相小冊子幾十份，還有師父歷年的講法等。警察一邊搜，一邊記數，說宣傳品一千份，一頁算一份，只多不少，我說那都不是宣傳品，都是學法用的材料，一警察說「都一樣」，在我屋裏擺了一個年曆，就聽警察喊：「十本年歷。」就這樣，警察在我家進行了一次洗劫。

他們把我和丈夫帶到了公安局，把我帶到審訊室，我一看桌子對面是一戴銬的椅子，我就坐在桌子旁邊的椅子上。當時一警察大聲說：去坐裏面去，銬上！我心想，我不是犯人不去，零口供。我想給警察講真相，可是嘴幹的舌頭在嘴裏動不了。他們審問我，我不吱聲，我身體異常難受，審問暫停。大概傍晚五點多鐘，警察說：「快簽，簽完好回家過年。」他們把我丈夫的妹妹叫來做擔保，說是作取保候審處理。我看了取保的單子，上邊有一條「不請律師」，我說也沒問我這個，為甚麼也寫上邊了？警察說：「這是程序，必須有的。」之後，對我進行了和犯人一樣的所謂留底過程，拍照、錄DNA、按手印，折騰到八點多才回家。

一月二十六日下午三點多，我丈夫接到電話，叫我二十七日上午九點去公安局核實情況。林源前次綁架同修時，就有兩名法輪功學員就是用同樣的被「核實」進了看守所。從那以後我就沒再回家，流離失所在外。這樣強加給我的迫害，給我造成了很大的壓力。共產邪黨搞株連迫害，公安局還讓我丈夫的妹妹給我做的擔保，使我們的親人也牽連遭到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