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九九六年開始修煉法輪功的，在不知不覺中，我身體那些不好的狀態不見了。比如：頭暈、頭疼、精神紊亂、低血壓、經常休克等不良症狀都不翼而飛，真正體會到了無病一身輕的感覺，我真是太高興了。因為我按「真善忍」要求自己做好人，處處為別人著想，與人為善，家人和朋友以及同事都看到了我的變化。

可是，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以後，中共打壓法輪功，一切都變了，阿繼電集團領導在中共江氏集團的控制下，利用廠公安處，採取各種強制手段，逼迫我放棄對真善忍的信仰，強制我寫保證書。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單位不讓我工作，不法官員每天都到車間，強行帶我去廠公安處，不讓我坐著，一坐下就拽我起來，還播放誣蔑法輪功的錄音強行對我進行洗腦，並侮辱我的人格。

二零零一年元月的前兩天，車間主任李明又來我家找我，讓我去一趟公安處，處長金忠學讓我寫保證，我不寫，金忠學就誘騙說：你不寫保證總得有個理由吧！寫個理由就可以回家。

一月十九日，我正在家準備過年的東西，車間的韓守鋒、肖瑞廣來到我家，騙我說：車間有事，讓你去一趟。於是我和他們來到了廠裏，到那就把我看起來了，強迫我寫保證書，我拒絕，他們就給我扣上了擾亂社會秩序的罪名綁架到看守所。從看守所又把我綁架到洗腦班，同時勒索我家人二千元錢。

在洗腦班的房間裏，我被禁止走動，受到精神上的折磨，每天都在恐懼中度過。

這一年七月的一天，突然來了一夥警察到我家敲門。家人說：走吧！家不能呆了。於是我帶上衣服被迫流離失所兩個多月。九月十九日，廠公安處陳偉等人來到車間，將我騙到公安處，又把我綁架到阿城看守所。

這一次我開始絕食抗議對我的迫害。獄醫說：共產黨有的是辦法治你。就這樣我被迫害的出現了生命危險，看守所警察才給我家人打電話，把我接回家。

二零零三年臘月二十五這天，我上班剛走到廠大門口，就被公安處趙力軍等人架出廠外，不准我上班。我來到廠信訪辦說明情況，信訪辦的人打電話詢問。公安處金忠學說：她不寫保證書，就不准她進廠。

於是我先後找到廠負責人賀德寶、張萬貴討說法。張萬貴說：必須得寫保證書。我說：信仰自由，修「真善忍」沒有錯。於是我又來到車間，公安處的陳力成和另一個人早已等候在那了。我轉身想走，他們倆衝上來，一個人拽我一隻胳膊，就往公安處拽。我極力反抗，高喊「公安處又抓人啦」，招來很多人圍觀，我才免遭綁架。

此後我開始了漫長的找回工作的歷程。廠大門不讓我進，我只好給阿繼集團董事長朱大萌打電話，要求恢復我的工作，他就無理要求我寫不煉功的保證書。我又給賀德寶打電話，他無理拒絕。

無奈我又去找蘭桂珍，要求回去工作，她仍然要求我寫保證。我給她講我煉功後的變化，蘭桂珍卻說：你做的那麼好，你加入共產黨吧！我告訴她，我是有神論者，相信善惡有報，共產黨打壓法輪功，反對「真善忍」，崇尚假惡鬥，助長社會不良風氣，過去我沒看透，可現在我真正明白了，中共宣傳的都是假的，顛倒黑白，無中生有，全是謊言。

從二零零三年初到二零零四年底，這期間單位一直不給我開工資，說是公安處給扣下了。

二零零五年我被開到待崗辦，每月才開一百多元錢，根本無法生活。

二零零七年待崗辦人員打電話，說交勞保費。廠裏已經兩年沒給我開工資，孩子又上大學，我哪裏有錢交呢。他說如不交就開除，到那時甚麼都沒有。實在是被逼無奈，只好被迫解除了工作關係。

這就是阿繼電集團的中共黨官朱大萌、賀德寶、蘭桂珍、張萬貴、金中學等，在中共的淫威下對我的迫害。他們對我的不公正對待，剝奪我的信仰自由，綁架我到看守所、洗腦班，勒索我的生活費，扣發我的工資，剝奪我的工作權利，已經觸犯了《憲法.》、《刑法》，行為已構成犯罪。

參與迫害我和其他法輪功學員的，還有阿城河東派出所警察韓洋等。自中共邪黨打壓法輪功以來，韓積極參與迫害法輪功學員，非法扣押部份法輪功學員身份證至今未還，經常上門騷擾法輪功學員及家屬，伙同原阿城繼電器廠公安處金忠學等多次綁架、關押法輪功學員。在其調離河東派出所兩年後，二零一一年剛剛調回河東派出所，就帶著相機到法輪功學員家中非法拍照、錄像，說甚麼這是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