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中共迫害法輪功學員，將這群因修煉「真、善、忍」而健康、善良的公民非法關押到看守所、勞教所、監獄，卻強制體檢，包括大量抽血，獲得法輪功學員各項身體指標，而法輪功學員本人卻無權知道任何「體檢」、「抽血」的檢查結果，他們面臨的卻是強制關押、暴力、酷刑、強制放棄信仰，這不令人疑惑嗎？那些「體檢」、「抽血」的化驗結果哪裏去了？

二零零六年七月六日，加拿大前亞太司司長、資深國會議員大衛•喬高（David Kilgour）和國際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David Matas）組成獨立調查組，向加拿大媒體公開了「中國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指控的報告」。從三十三個方面揭示了中共在系統地活摘法輪功人員器官。報告稱，「中共政權及其分布在全國許多地區的執行機構，尤其是醫院還有拘留所和‘人民’法院，自從一九九九年以來，已把大量、但具體數字不詳的法輪功良心犯處死。他們的生存器官，包括心臟、腎臟、肝臟和眼角膜，幾乎同時都被掠摘，非自願的被摘取，然後被高價出售」。

讓我們看看那些親歷看守所、勞教所、監獄「體檢」、「抽血」的法輪功學員的敘述。

天津板橋女子勞教所對法輪功學員抽血

看到明慧網發表的一篇曝光二零零四年天津濱海監獄（原港北監獄）對法輪功學員抽血的文章，讓我記起了我被天津板橋女子勞教所非法關押期間，被抽血的往事。

天津板橋女子勞教所遷至原址東側一座新建的高牆大院內，在正對著大鐵門的寬闊的操場後面，是一座四層樓，在一樓的西側靠近醫務室有一個一個大房間。

在二零零四年，有一天，我被「包夾」（二十四小時跟蹤、監視我的犯人）帶到那裏，看到房間裏有很多穿白大褂的醫務人員，在給每一位法輪功學員抽血。我記得，給我抽血的人在我的左臂上扎了好幾針，好半天也沒找到血管。

這時，那個姓劉的戴眼鏡的管教科長（她原在建新女子勞教所擔任大隊長）走到我的身後，偽善的摸摸我的頭，故作安慰姿態，最終，我被他們抽走了一針管血液。

我曾先後在天津板橋女子勞教所被迫害長達四年多，期間多次被「體檢」，包括量血壓、心電圖、透視等等。當時不明白迫害我的警察為甚麼單單對法輪功學員如此「關愛」，只把此事看成是中共混淆視聽、欺騙世人的手段，如是說他們對法輪功學員所謂「春風化雨的感化」。

當看到有關中共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罪惡曝光，我才如夢方醒，慶幸自己能從黑窩裏逃生。

遼寧省女子監獄的奇怪抽血

我叫陳麗豔，是遼寧省營口市法輪功學員。二零零五年五月至二零一零年十月，我被非法關押在遼寧省女子監獄，由於一九九九年至二零零三年在遼寧省馬三家教養院遭受過嚴重的迫害，導致後期我的雙腿不能正常行走，加上遼寧省女子監獄對我的迫害，使我的雙腿逐漸的徹底不能行走，後發展到兩隻胳膊也經常抬不起來，全身器官衰竭，我被迫長期坐輪椅。

在被非法關押在女子監獄老殘監區期間，我曾多次要求去外診檢查身體，都被惡警拒絕。然而，她們卻以「檢查我的身體是否缺鉀」為由，經常莫名其妙的帶我去監獄的醫院裏大量的抽血化驗，每次都要抽出一針管，而且還所謂「關心的」檢查我婦科有沒有病。

我當時感覺這是一種奇怪的檢查，平時他們對我們的迫害不管我們死活，怎麼可能「關心」與我的生命毫不相關的檢查呢？而且對我來說，婦科檢查是一種人格侮辱，我就嚴厲拒絕，可是卻遭到強迫檢查，根本體驗不到真正的關心。

當我二零一零年，我被釋放回家後，驚聞有那麼多的大法弟子的器官被活摘，我才恍然大悟，使我回想起了自己所經歷的可能與中共活摘大法弟子的器官有關。

黑龍江省花園勞教所的「抽血樣檢查」

黑龍江省花園勞教所位於黑龍江省五大連池市，原本只是一個普通的勞教所。從九九年十二月開始，這裏開始非法關押法輪功學員，迫害手段極為殘酷（見《黑龍江省花園勞教所對法輪功學員的殘酷迫害》）。

每個法輪功學員被非法關押進去之後，都要接受至少三次「抽血樣檢查」，而普教人員沒有。每次抽血量都在十毫升以上，而其檢驗結果從來都不通知本人。當初都沒有人知道他們想要做甚麼。

現在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罪惡曝光之後，我們才明白，這也是當年中共把法輪功學員當作活體器官供體的鐵證。這種情況在其他勞教所也同樣普遍存在。

哈爾濱第二看守所一年中強迫抽血三次

二零零八年八月，哈爾濱公安局南崗國保大隊與哈西派出所警察，綁架十九名法輪功學員，其中張忠被迫害致死，其餘十八名法輪功學員被非法關押在哈爾濱第二看守所。

當時哈爾濱第二看守所非法關押數十名法輪功學員，每天該所的醫生或護士都要到看守所的監欄前問有無新來的，如有，就被強制抽血。新關進來的十八名法輪功學員，在看守所，被強迫抽血一次；十一月份，被非法勞教十八個月，劫持到萬家勞教所。

萬家勞教所有兩個大隊非法關押女性法輪功學員，即七大隊、十二大隊，約有七十名左右法輪功學員（不完全統計）。二零零九年初的一天上午，警察將兩大隊非法關押的法輪功學員（其中還有刑事犯）都集中到一個會議室，強行抽血，每人強行抽血一針管，大約五毫升，放到一個試管內，上面標有姓名，萬家勞教所人員沒有說抽血的意圖。

二零零九年四月，萬家勞教所女性大隊解體，將女性法輪功學員和犯人轉到前進勞教所，該勞教所共有兩個非法關押法輪功學員的大隊，即一大隊、二大隊，共計關押約有四、五十名法輪功學員。

二零零九年夏季，又強迫抽法輪功學員的血，抽血的是該所的劉姓男醫生和一個女護士，當時法輪功學員說在萬家勞教所已抽過了，劉姓醫生說：「這次抽血是查艾滋病」。法輪功學員說：「我們煉法輪功的不會得艾滋病的。」他說：「那也得抽。」又強迫法輪功學員抽了一管血。

武警醫院廣州總院多次無名抽血

二零零八年北京「奧運」前夕，我在去上班時，被守在我家樓下的由當地六一零（中共迫害法輪功專門成立的非法組織）主任親自帶領的國保、及所在轄區派出所的警察，一行十幾人，強行將我綁架。

在當地看守所，我因抗議他們強迫我照相和按手指模後，看守所劉姓女警，指揮幾個男在押人員，把我雙手雙腳用鐵鐐鎖著，並固定在水泥平鋪的鐵環上。因此，我被迫再次以絕食的方式來抗議他們對我的暴力迫害。三天後，即二零零八年九月十八日，他們把我帶到武警醫院廣州總院。

在武警醫院廣州總院正門第一棟樓的六樓裏，專門用了一層來關押廣東各地看守所、勞教所有病的在押人員。去那治病的所有人，幾乎都是二十四小時戴著腳鐐吃、睡、治病的。那裏的看守人員（稱：班長）和護士經常打人和罵人，醫生多數都是三、兩天來一次，隔著鐵門「看病」。

每週一次的搜倉，男的要脫光衣褲，女的也要敞開衣褲，給護士看，而那些男看守也站在那裏看著。在那裏，人格受盡了侮辱。每個在那看病的人心理壓力都很大。

我在那裏被非法關押半年，期間多次被抽血，但從不跟我說抽血幹甚麼，也不告訴我化驗結果。有一次，我覺得奇怪，就問護士，為甚麼老要抽血呢？她說是醫生開的單，聽後，我沒再問下去，因為我知道即使問，她們也不會說的，還可能招來一頓痛罵，我不想因此讓她們對大法弟子犯罪。而我每次都在想，抽走的都是最不好的血。

我現在回想在武警醫院廣州總院被多次抽血的經歷，實在太不正常了，難道他們背後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嗎？

看守所裏軍醫給我體檢　哈爾濱女子監獄暴力抽血

二零零二年四月八日，我和一名法輪功學員在講真相發放真相光盤時，由於惡人誣告，被市直屬110巡警隊警察綁架。當晚有一名警察問我：「你身上有沒有刀口，做過甚麼手術沒有？」我反問他說：「你問這個幹甚麼？」他沒能吱聲。然後，我說做過小手術。

當晚十一點左右，警察把我們四位法輪功學員劫持到看守所關押，後來將我枉判四年。

二零零二年的冬天的一個下午，看守所的趙春曼叫我出去，說是給我體檢，她把我領到一個辦公室，有三個軍醫在那等著給我體檢。

他們給我查心臟，量血壓，扒下眼皮，說我貧血很厲害，心律一百二十，還問我得過甚麼病沒有？我說從小身體就有病，患有先天性心臟病，吐血等各種疾病，因我在看守所反迫害，絕食、絕水挺多天，身體很虛弱，他們說：「你先回去吧。」

在二零零三年一月十七日，我被綁架到黑龍江省哈爾濱女子監獄，監獄警察經常給大法弟子體檢，打預防針，我們不配合，就由刑事犯按著，強行打針，然後給大法弟子抽血化驗，我當時不配合，由犯人將我按倒，並騎在身上，強行抽血。

那時，我們也不知道他們在幹甚麼？在二零零六年回家後，聽說很多大法弟子被活摘器官，並焚屍，原來他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活摘器官找供體。我才如夢方醒，出了一身冷汗，真的很後怕。每當看到聽到大法弟子還在被活摘器官，我的淚禁不住地流淌，心都在流血……

哈爾濱戒毒所抽血暴行

我是大慶法輪功學員。在二零零一年九月初，我因證實大法好，去北京講真相，被中共警察把我從北京押回大慶，關進了看守所，期間，又被送往哈爾濱戒毒所迫害。

剛一進哈爾濱戒毒所的門，女警問我：「多大歲數了？」我說：「五十六歲了。」她說：「站住！不用進屋了，在外邊（門衛處）呆著。」接著，她又說：「五十六歲都不要了？（言外之意是沒價值了）」

儘管這樣，我被關進哈爾濱戒毒所後，還是幾次強制抽我的血。開始沒抽出來，最後還是被強行抽了約有200cc的一管子血，就好像是搶走了我的血，然後，就沒有下文了。

後來，我被退回了大慶。

上海女子監獄對法輪功學員的不正常體檢

大約在二零零三年的上半年，監獄警察突然通知所有的法輪功學員要進行全身體檢。當時看到有四輛大巴停在監區的大門口，裏面都是很先進的各種醫療設備。

每個監區的法輪功學員挨個排隊，一個一個的上車去檢查，要上下四輛車，檢查人體各部位。排隊時，有許多惡警看著，車上也有惡警看著。從頭到腳都要檢查，眼科、身高、驗血、驗尿、婦科、B超、心、肝、腎、髒都要檢查。惡警還說：「看對你們法輪功多好，給你們全面檢查身體。我們警察都沒有這樣的‘待遇’，只有你們法輪功有這個‘待遇’。」

因當時上海女子監獄有一百多名大法弟子被關押在那裏，這樣的「體檢」行動進行了好幾天。

醫生都是跟車一起來的，不知道是哪個醫院的，也根本不可能知道醫生是哪來的。檢查中，有甚麼問題，醫生就跟警察講。我們的行動都受到限制的，互相之間都不可以講話的。

這樣的檢查身體是不正常的行為，很有可能是為活摘器官做準備。有些外省市被關在上海的法輪功學員後來就不知去向了。

上海女子監獄對我的眼睛感興趣

從看守所剛被轉押到上海女子監獄沒多久，有天上午，突然警察叫我出去，說帶我去檢查眼睛。我很納悶，為甚麼帶我去檢查眼睛？我眼睛很好啊。

他們就誣陷我說：「不是你說要檢查眼睛的嗎？」我說：「我甚麼時候說過要檢查眼睛？我的眼睛好好的，幹嘛要檢查？我跟誰說過要檢查眼睛？」他們不吭聲了。

後來，他們還是把我帶到監獄的門房等他們的車子，但車子就是遲遲不來。大概過了二十幾分鐘，車還沒來。在這期間，我一直重複說：「為甚麼要給我檢查眼睛？」他們一直不吭聲。無果，他們就又把我送回監房了。

在被關押期間，我們都不知道有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販賣的事情。現在回想起來，這事真夠懸的。

湖北武漢何灣勞教所給法輪功學員做「千元體檢」　為何？

二零零二年九月份，勞教所把我和幾個吸毒人員一起叫去抽血、檢查身體，當時我身邊的「包夾」說：「法輪功不應該檢查，她們不會吃藥打針的。」後來，在我們每人身上抽了一針管血檢查，一直也沒有把結果告訴我們。我身邊包夾說：「法輪功這麼瘦，抽人家那麼多血，真缺德。不知他們抽人家血，甚麼意思？」

大約過了一個多月，十月份下旬一天上午十點多鐘，勞教所所有人都上車間勞動，警察劉雁突然笑嘻嘻的到我房間說：「你說你煉功沒有病，我帶你檢查，如果你真沒病，那我們真相信這神功，我們放你出去。如果你有病，你就是說假話，那你必須寫‘轉化’書。」我說：「我沒病。」

她下去一會，上來把我帶到院子裏，她和三樓三分隊生產隊，也姓劉，兩人把我夾著上了一輛黑麵包車，把我帶到武漢一個大醫院。因我幾個月沒有出門，眼睛見陽光看東西模糊，我又是農村人，對城市不熟，她們兩人攙著我下車到醫院找凳坐著，劉雁去找醫生辦手續，三分隊長看著我。

不一會兒，手續辦好，給我做了全面檢查，那醫生還用聽診器給我聽，並問我煉功多長時間，原來有過甚麼病。我說：「我原來有遺傳性的氣管炎。我母親肺病死的，我有肺炎，得過肝炎，我父親是肝病死的。」後來，劉雁很快就拿到了結果，和那醫生談了一下，劉雁臉色很難看，她和劉隊長在外面打電話，叫了一輛車，把我送回勞教所。在路上，劉雁一直很生氣。那個檢查結果，她們一直沒講。

我原來想，她們想鑽空子「轉化」迫害我。前年，我的兒子病了，在醫院檢查時，有一項檢查和我當時做的是一樣，得幾百元錢，我那全身檢查最少得一千多元錢。我聯想到「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販賣」，她們是不是想提供我的「器官」？不然她們怎麼白白花那麼多錢給我做檢查，並且後來一直不提此事？劉雁去、回的表情反差很大，現在回想起來，真可怕！

中共在這十幾年迫害法輪功中，通過一種全球性的大規模高度專業化的器官移植謀利的商業運營模式，進行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其犯下的反人類罪被麥塔斯稱為「這個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惡」。而幹這殺人害命的又多數是勞教所、監獄、衛生局、法院、檢察院、看守所、軍隊醫院、武警系統等等一整套中共的暴力機構。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罪惡已經揭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