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五日是「四•二五上訪」十五週年紀念日，澳大利亞墨爾本法輪功學員在市中心王子橋上築起一道「勇氣長城」，並在城市廣場燭光守夜，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輪功學員，向民眾講清迫害真相。學員中不乏當年四•二五事件的親歷者，雖然已過去十五年，但當年那一幕仍歷歷在目。

周女士一九九九年參加「四﹒二五」上訪，是抱著非常簡單的想法，「我們覺得法輪功這麼好，我們煉功煉得這麼好，不應該限制，作為政府應該給我們一個合理的煉功環境，就是這樣的簡單想法。認為政府不了解真相，要去講真相，覺得講清楚就行了。」

周女士說，所有上訪的學員都是自願去的。「我們當時有學法小組，有人說，天津出現大法弟子被打了，被關押了，咱們應該跟政府講清真相。我們就覺得，那就去吧。大家都給說說，就是這樣很樸素的想法，大家都是自願去的，不是要求必須去。」

另一位「四﹒二五」上訪的親歷者，墨爾本法輪功學員王煉表示，中共的媒體為了抹黑法輪功，稱「四﹒二五」是「圍攻中南海」，其實真實的情況是警察把學員們領到中南海附近去。

他回憶說，「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早上五點半，我跟我們當地的輔導員和幾個學員一起，在中南海附近，發現已經有一些學員在那兒了，三五成群的，警察好像也很早就知道了這個事情，在早上六點的時候，就已經有警察拿著攝像機在對著我們攝像，然後學員越來越多，在八點鐘的時候，就有很多學員從各個地方過來了，在警察的帶領下，從不同方向匯到一起。」

「當時警察帶我們去哪兒我們就去哪兒。所有的學員都是自願的，如果有組織的話，也不會那麼少人，光北京就不止十萬了。」

周女士也說，「早上我一早起來就直接奔那去了，我和幾個學員結伴去的，走到那兒就看到已經有很多警察在路邊上了。」

「四•二五上訪」被國際社會讚譽為「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最和平理性的上訪活動」，法輪功學員向全世界展示了修煉者平和、善良、理性、堅忍的道德風貌。

周女士說，「我們去的時候路邊已經坐滿了人，但是秩序非常整齊，氣氛平靜祥和，大家也沒有高聲評論，互相之間有認識的，就點點頭打聲招呼，沒有大聲喧嘩的，大家都很理智地在旁邊坐著等著，靜靜地等消息。後來一聽說問題解決了，就帶著自己的東西，有的把警察的煙頭都撿乾淨了，安安靜靜地走了。」

王煉先生也說，「當時整個過程相當平和，我們沒有站在中南海那一側，而是站在中南海對面的馬路上。大家都自覺地把胡同口留出來，把人行道讓出來，就站在馬路牙子上，靜靜地等著。後來有消息說，朱鎔基派了代表過來，要學員派幾個代表進去談我們的訴求是甚麼。後來就聽說有幾個代表被選進去，整個過程很平和。到了晚上八點左右，那時天已經黑了，聽到人說，‘問題已經解決，大家可以離開了。’」

當年的「四•二五上訪」並非是一個孤立的事件。自從一九九二年法輪大法弘傳於世以來，不斷遭到中共宣傳和政法系統誹謗、打壓，同時法輪功學員也在不斷善意地向政府講真相，「四•二五」是這一系列事件的延續。目前旅居墨爾本的王女士，親身經歷了發生在「四•二五」之前的天津抓人打人事件，她回憶了當時的真實情況：

「一九九九年四月，原政法委書記羅幹的連襟何祚庥在天津教育學院的一份雜誌上發表文章《我不贊成青少年練氣功》，暗示讀者修煉法輪功會出大問題。這篇文章有悖事實。我們修煉大法以來，身體出現很大變化，道德水準也提高了，修煉法輪功百利而無一害。

我們考慮到文章一發表，影響特別不好，大家覺得這麼好的功法都應該煉。所以在四月二十二日，我們幾個熟悉的學員之間一溝通，就決定去天津教育學院反應情況。當時的想法就是希望出版社能出個更正，只是覺得他們沒了解清楚實際情況。當時誰也沒覺得這事跟政府有甚麼關係，沒想著是甚麼大事。

四月二十三日一早，當我們到了天津教育學院大院，已經有了一些人在那裏了，但大家自覺地把車道都讓出來，便於別人出行，沒有向誰示威的感覺。後來人越來越多，坐了一大院子，但依然是井然有序的，大家很安靜，講話都悄悄的，害怕人聲嘈雜，影響了別人，有的大法弟子把地上的雜物撿起來。

我到的時候，已經有代表進去跟出版社談判了，希望他們能夠更正不實的報導。但我們等了很久也不見代表出來。

後來就覺得氣氛有點不對頭，先是便衣警察走來走去觀望，後來穿著警服的警察把人往外轟，就是清場了。如果有人理論就拳打腳踢地把他往警車上扔。警察撂給我們一句話說，要解決問題上北京去。後來北京的學員了解了這一情況，就自願去信訪辦上訪了，向政府講清真相，於是發生了「四•二五」萬人聚集在中南海的國務院信訪辦前請願事件。」

「四•二五」是正邪全面較量的起點，此後發生的迫害和反迫害迄今已持續了十五年，也給世界上每個人做出良心選擇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