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四年三月十一日，正值邪黨兩會期間，我沒想到這天是邪黨敏感日，同平常一樣，挎上真相資料包出門去大雁塔講真相做三退。走著走著我感到挎的包有些沉，決定先發真相資料，再去旅遊點。公共汽車在經過一個繁華街區時，我下了車。在街面上看到有電腦的小商鋪，就發正念送上神韻光盤，沒有電腦的，就送小冊子，光盤送完了，小冊子沒捨得發完，留了幾本準備送給聽過真相做了三退的人。

到了大雁塔旅遊點，我從塔的北面大型階梯噴泉一側進入旅遊點，尋找聽真相的人。很快，我發現這天的環境和平常大不一樣，戴袖圈走動的人明顯比過去多了許多；七、八個一組穿保安服的人一拔過去，不一會兒就又過來一拔；在某棵樹下，在某一花壇邊，在某個不顯眼的地方就蹲著一個裝模作樣的擺弄著手機的人，不時地東盯著看看，西抬頭望望，都是穿著與當下流行男士穿的衣服差不多，但都是一個色調一個款式，一看就是便衣。

在這樣的環境中走動，在這樣的生命附近講真相，好像有很多眼睛（指執勤人、保安、便衣）朝我看。我生出了些許戒心，在尋找聽真相的人時多了幾分謹慎。

有三次我與人搭上了話，還沒來得及切入正題，他們都是匆匆的要去別的地方，本想跟上去，覺得周圍有眼睛在看我，就放棄了。又有一次跟一位受邪黨文化洗腦的人剛切入正題，她的聲音就高起來了，說甚麼拿著共產黨的工資反對共產黨，我善意的跟她說話，她根本不理，見不遠處有戴圈圈的（紅袖箍），只能好言一句：我是為你好，希望你在大災大難時能平安度過，就又放棄了。

有兩個搭伴旅遊的女士在看一組雕像，我覺得她們會聽真相，正要走近她們，她們轉身向另一景點小跑而去，像是要躲著我似的。兩個小時過去了，一個真相也沒講成。我納悶，今天是怎麼了？我感到我好像與聽真相的人之間隔著一堵牆，被間隔。一看錶四點半都過了，我立刻覺得不對勁。我想起了師父的話：「向內找這是一個法寶」[1]。我趕快回想我這幾小時的行為與思想狀態。

我上午在家學法，之後做小冊子，出門前發了正念，心情很好、輕鬆，講真相的信心很足，這期間沒有功夫想別的事，應該說心態是正的。中途下車發真相資料，都是面對面給的，沒有背著人發，接受的人不是說謝謝就是面帶微笑，或說好我看看。進旅遊點前，在車上，在路上，不是發正念就是背法。

到旅遊點後，我做了甚麼呢？找到了：我的心被帶動了，看到比平時多很多的眼睛時就生出了戒心，謹慎心。戒心、謹慎心是甚麼？都是人心，都是怕心。常人的怕心背後是怕被傷害。我怕甚麼？怕被發現、怕被抓嗎？我是大法弟子，是救人的大法徒，是在行神的事。神的層次是高於人的，人怎麼會看見神呢？！我怎麼能把行神事的大法弟子擺在了人之下，擺在了執勤人、保安、便衣的監視之下呢？我不該有怕呀。執勤人、保安、便衣也是人，也是要被救度的人啦。我猛擺了兩下頭，驚醒了，說：師父，我錯了我錯了，是我自己的戒心、謹慎怕心間隔了我與聽真相的人，是我的人心阻礙了我救人。我趕快在法上歸正我的思想，歸正我的行為。

我想起師父的話：「不管你舊的勢力也好，舊的理也好，這個弟子走的正、做的好，如果誰再去迫害，我是絕對不饒它。」[1]

講真相救人路走的正，在做大好事，師父的法身在另外空間看護著我，邪惡生命是不敢操控世人作惡的，執勤人、保安、便衣背後沒有邪惡因素，他們根本不會注意我、看到我。不存在叫我怕的物質或因素，我用不著怕。從師父的法中，我明白了我的戒心和謹慎人心不是來源於多了一些眼睛這些環境假相因素，而是我思想深處存在著戒心和謹慎這些常人怕被傷著的人心，這些假相環境因素只是起到了勾出這些人心的作用。當我明白了這個理，戒心和謹慎的怕心沒有了，我的心放下了，輕鬆了，走路腳也抬高了，人也精神了。

我正了正身子，開始發正念，一邊走一邊背《論語》，我的正念越來越強，空間場越來越純淨，心很平靜，這時那些眼睛好像也不朝我看了，環境似乎變了，真是境隨心轉。我在遊人中隨意的走動，尋找聽真相的人。念正，神跡顯。不到一小時，我給五個人講了真相，五人都退出了團隊，五個生命得救了。

這天，前兩小時講真相和後一小時講真相結果的差異，讓我明白了一個理，邪黨在敏感日在公共場所大量增加執勤人、保安、便衣，是邪黨虛弱走向末日的表現，大法弟子講真相救人與邪黨敏感日沒有關係，只要大法弟子保持念正，多發正念，沒有人心干擾，公共場所人多，人的流動量大，依然是大法弟子講真相救人的好去處。

註﹕
[1] 李洪志師父經文：《各地講法九》〈二零零九年華盛頓DC國際法會講法〉
[2] 李洪志師父經文：《北美巡迴講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