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金翠香自述十年冤獄被殘酷迫害經歷：

我叫金翠香（女，四十七歲），家住遼寧凌源市楊杖子鎮，是一個普通的工人。一九九五年下半年我喜得大法，不久師父給我清理了身體上不好的東西（附體），修煉以後偏頭痛 、腋臭、腰痛等疾病不翼而飛，自此，法輪大法好，深深扎在了我心靈最深處，同時在生活中處處按真、善、忍要求自己，做個真正的好人。

一、去北京為法輪功說句公道話遭迫害

九九年四二五進京上訪回來被單位罰款200元，隨後七月二十日，中共江澤民團伙瘋狂地誣陷迫害法輪功，造謠、誹謗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師父，大肆抓捕法輪功修煉者，我仍然相信大法、相信師父。我不相信邪黨的謊言，七月二十二日進京上訪中途被截回，被非法抄家。二零零零年七月十八日在單位被綁架到拘留所關押二十天，回廠後工資被拿掉二級，沒有回到原崗位。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十六日，我獨自坐車到了寬城，在一個小旅店住宿，第二天，我走上了天安門廣場，打出自製「真、善、忍」條幅，被警察抓到車裏，在廣場派出所裏，因制止惡警打同修被六、七個男女惡警圍打，後來被關押到順義縣，被龍潭灣派出所惡警用電棍電擊、不讓睡覺。後被轉到順義縣看守所，最後核對我的身份後將我送到遼寧朝陽市駐京辦事處。在那裏我遇到二位同修，第二天吃早飯的時候，趁看管人視線離開了我們，我和另一同修就走了，以後只好流離失所。

酷刑演示：電棍電擊

二、在看守所遭折磨、野蠻灌食，被非法判刑十年

二零零一年八月我回到朝陽，和同修做起證實大法的事，二零零二年一月二十八日，警察突然闖進我和同修租的農屋，並恐嚇喊著讓我們跪下，我不跪，鼻樑被警察打出一條口子，鮮血直流，當時只認識一個叫張明華的惡警。在雙塔區政保科，我被惡警白文友用電棍電臉部，用下流語言辱罵，在被送往朝陽市看守所途中我跳車，被抓回車上後，張明華一拳打在我的太陽穴上，我被打的眼冒金星。在看守所，還有同修被關押在那裏，那時馬上就要過大年了，我們集體絕食反迫害，期間一位男同修也絕食反迫害，他絲毫不配合邪惡的命令和指使，甚至不洗漱、不走路，他是被抬著來到我們這裏，我也被強行灌食，牙被撬鬆動，插管到胃，幾乎窒息。

酷刑演示：灌食

在二零零二年，三至四月間看守所灌食迫害死一位男大法弟子，這裏無法提供真實姓名，當時看守所掩蓋罪行封鎖消息。在那裏我們拒穿馬甲、拒背監規、不讓我們煉功，我們也煉，開創了煉功的環境。當時看守所女號鐵門中間有一條鐵鏈子，平時提審犯人，門開鐵鏈有時開、有時不開，犯人就從鏈子底下鑽來鑽去，法輪功學員不鑽，有一次，朝陽一個叫李淑萍的法輪功學員不鑽鐵鏈子，她被惡警拖出去暴打，整個走廊裏只有那恐怖的皮管子聲迴盪，當時看到她渾身被打的青一塊紫一塊。

朝陽市雙塔區中級法院以十箱的不乾膠真相粘貼，對我和另一同修非法判刑十年，我們都沒有在判決書上簽字。

三、遼寧女子監獄酷刑：熬鷹、不讓睡覺、針扎……

二零零二年三月十七日，我被送到遼寧女子監獄迫害，當晚在入監隊只能買一個盒飯吃（五塊錢），當時我梳一根馬尾巴辮，入監隊犯人一剪刀下去，我的頭髮變成了所謂的，齊耳短髮。第二天被分在當時的三大隊三小隊（在二零一一年時當時的三大隊改編號為現在的一大隊），後調到三大隊四小隊迫害，當時的隊長叫高楠。在那裏我不承認自己是罪犯，不說報告詞，高楠就把我銬在暖氣片上，我只能蹲著，蹲久了。我喊「法正乾坤，邪惡全滅」，她們就威脅我，再喊就用臭襪子堵我的嘴。

獄警下班了以後，高楠拿一根手縫針企圖扎我的手指肚與手指甲之間的指縫，我喊正法口訣，她沒有得逞。晚上犯人收工了，洗漱熄燈後，二十二點我被領到水房子坐小凳，地上濕漉漉的都是水，有倆個人監視我坐，每兩小時換一班人，一直到犯人們起床洗漱，讓我再去我的床鋪邊繼續坐小凳，稍有瞌睡、就推醒，白天和其他犯人們正常出工，一天一天的這樣熬下去。為了達到讓我認罪，三大隊四小隊綁架了全小隊犯人都參與迫害我，逼我認罪。

那時早六點半出工，晚九點收工，中午不休息，犯人們白天幹一天活兒，晚上還要看管我們熬夜，因此她們恨不「轉化」的法輪功學員，時間長了，辱罵 、毆打學員，不許學員入廁經常發生，這種黑天 、白天不讓睡覺的迫害方法，叫「熬鷹」，過了三至四天，我看見高楠了，我對她說：睡覺 、吃飯、入廁是維持人生命的權利，我有睡覺的權利。她無言以對，熬的時間長了，真是頭暈腦脹的……

剛入監時，我父親千里迢迢背一大袋子生活用品去女監看我，高楠隊長只拿了一件棉線的上衣，一件手織的毛衣（後來毛衣不讓穿），褲頭都不給我留，當時家裏捎了二包（二點五元一包）的最廉價的衛生巾，也被她剋扣下來，一直都沒給我。二零零一年我的丈夫單方面提出離婚，在我不知情的情況下辦了離婚手續。

我的父親患骨癌需要錢治病，但父母每年還給我存五百至六百元生活費，每月平均五十元買牙膏和衛生紙，當時伙房每週只有二頓是細糧，週二中午米飯，週五晚上饅頭，其它都是玉米麵粥、窩頭，經濟條件好的犯人可以在超市選購食品，我沒有錢監獄給甚麼飯就吃甚麼飯。

四、用欺騙與強制的手段「轉化」

十年的牢獄，對從未離開過家的人是不可想像的。當時沒抱著活著出來的念頭，不願在裏面呆但又覺的時間漫長。

當時三大隊任用一個叫劉妍的詐騙犯強制「轉化」法輪功學員，不「轉化」的不讓買生活用品，甚至不讓接見，劉妍假惺惺地從生活上幫助生活條件差的我，誘騙我說：「轉化」以後可以辦保外就醫，就能縮短回家距離，嚇我不「轉化」給我辦強制學習班。後來發現辦保外就醫，根本就不是想辦就能辦的，尤其對法輪功學員可以說是人不到要死的狀態都辦不了。

我知道自己被欺騙了，包夾每日看著我，限制我上廁所，不讓我和別人說話。包夾叫馬飛雲、楊桂玲，楊桂玲有一次在我如廁時對我又打又罵，半年後她兒子在工地幹活兒把腿摔斷了，她收斂了許多。

每月都強迫我們寫所謂「思想彙報」，我就寫在大法中的美好，自己修煉後身體變好、思想純淨、道德昇華、寫不完的寫。邪惡想利用某教改變我對大法的堅信，張璐璐由隊長升為幹事，又回到三大隊，為了達到「轉化」我的目的，讓我改學某教，我不學。我說：甚麼修煉方法都沒有法輪功好，他是真正的佛法。

陳傑幹事代科長期間，讓我聽了一次聽證會，監獄春夏秋冬四次給犯人減刑，法輪功學員被「轉化」之後減刑的時候需要經過聽證會，就是檢察院、法院下來相關人員，事先走一遍程序，法官問減刑的犯人，你對法輪功的認識，學員就被迫說違心的話，聲音像蚊子那樣小，也算通過，而且我親身經歷過一次聽證會，聽見了那樣小的聲音，法官算她通過。回來陳科長問我能不能說，我說：我說不出來誣蔑師父的話，她說：你騙你自己一回，就能早回家。我說騙我自己我做不到。

五、超時超強度的奴役

對認罪的犯人，監獄每月給犯人簽考核分，五－十五分，得到一分相當減一天，月月積累攢到三百六十分，可減一年刑期，監獄改造犯人分兩方面：思想改造和勞動改造，思想改造是每月犯人寫一份思想彙報，靠近隊長，服從管理，表決心之類。勞動改造就是強制參加勞動，不得裝病。《監獄法》規定：犯人每天勞動時間不超過八小時，中午有休息時間。我在女監呆了九年的時間，九年中，中午有休息時間的不超過一個月，為了追求產值，我所在的三大隊午休時間也逼迫幹活，還不僅僅如此，二零零四年夏天趕一批活兒，連續加班三天三夜，吃睡都在車間，加完班渾身起一身熱痱子，奇癢無比，當時的生產科長叫王宏雲。

每次省監獄管理局來檢查，事先大隊就知道了，當天先收拾衛生，把機台用線調齊，機台案板都整整齊齊的，隊長安排聽話犯人，若領導問吃的好麼，要回答吃的好，睡的好麼，回答「睡的好」，中午休息麼，回答「中午休息」。在二零零七年以前，三大隊是早六點半出工，晚九點收工，中午不休息，週日不休息；伙食每週二次細糧，週二中午米飯，週五晚上饅頭，其它都是玉米麵粥、窩窩頭，窩頭又酸又硬，平時菜裏沒有肉、沒有油。最難聞的是凍白菜湯，當凍白菜湯抬進車間裏時，那氣味都熏人，無法想像如何下咽。這樣的伙食，每天還強制勞動十三個小時，產值是搶活兒搶出來的，整個車間機台飛轉，節奏飛快，吃飯也可以說是搶飯，為了節省時間恨不得把飯倒到胃裏邊去，節省時間就是為了搶活幹，每天的生產定額都是極限。

被關押人員如同籠中飼養的動物一樣，餵的是豬狗食，披星戴月早出晚歸，掙的是監獄滾滾的財源。三、四大隊對外稱「寧大服裝廠」，服裝廠共有十一個小隊，有裁剪、包裝，八條流水作業線，我所在的四小隊加工過上衣、下衣、裙子、工作服、棉服、雨衣、勞改服、警服等。拿警服來說吧，一件警服加工費五十五元，市面可賣三百－四百元（有棉旦）每天小隊定額一百六十－一百七十件，每天產值近千元，服裝廠八條流水作業線日產值近萬元，寧大服裝廠每年上交女監產值都名列前茅，《女監報》報導年終上繳產值二億元。

二零零七年以後，女監被評為司法機部部級文明標準監獄，出工時間改為早七點，晚七點收工，實際上早六點四十五出工，早七點時已經正式幹活了，中午不休息，週六週日休息一天，記得二零一一年一次省監獄管理局來檢查，收拾衛生之餘，每人下發一張作息時間表，要求人人都得會背，早七點－七點半早餐，七點半－八點半學習時間，八點半－十點勞動時間，十點－十點零五分眼保健操時間，十一點半－十二點半午飯和午休時間。那一天，隊長孫爽找到我問我，如果有人問你午休嗎，你怎麼回答，我說沒午休，她說你不能這樣說，我說沒休就是沒休，這能撒謊嗎？只有法輪功學員敢說真話，那些勞改犯為了減刑，在隊長面前表現，隊長讓怎麼說就怎麼說，讓撒謊就撒謊，明知中午不休息，都得說中午休息了，因為她們要得分，服從隊長才能得高分，監獄用以惡制惡的管理方法，更教會犯人造假，撒謊臉都不會紅一下。我問隊長，休息時間有，為甚麼不休息呢？她說：你可以休息，我問別人呢？她替她們回答說，她們不願休息。

在監獄的高牆內日復一日 、月復一月、年復一年重複著超時超強度的勞動，被無償榨取勞動成果的犯人們每月簽分的時候，都說謝謝隊長，還鞠躬行禮，所謂的「勞動改造」不過就是嚴懲體罰，超時超強的極限勞動，體現出邪黨毫無人性的手段，更不用說教育人要誠實了，警察變異的觀念是：誰請你們來的，是你們自己來的，在監獄說改造也許就是把一個曾犯過錯的犯人變成更加無恥，而對修真善忍的學員的瘋狂迫害更是登峰造極。

我認清了監獄的暴力手段，欺騙、虛偽、欺詐，並無償的榨取我們的勞動成果，因此二零零六年以後我拒簽考核分，每月都拒簽，告訴隊長改造與我無關，我自己都騙不了自己，更不能騙別人。

六、申請探視病危老父，監獄偽善欺瞞

二零零八年二月，我把探視病重老父的申請交到代大隊長陳傑幹事手裏，重申中國人講孝順，父母共有二個女兒，小女兒人在大獄，不能分身；老父患骨癌七八年，手術一次後又在舊病灶處長了一個五斤的大包，在老人生前見一面亦可免去許多遺憾，況且人死不能復生。當時她說：法輪功學員探視沒有先例。我沒有放棄，在監獄政委房淑霞值班之際，把另一份申請交到她手裏，二月二十三日房淑霞要見我說：國家不允許。那時候我知道的法律知識太少，沒能為自己爭取到探視的機會，之後的近三個月，我的頭痛 、牙痛、頭蓋骨的一條縫像裂開了一樣疼。

我父親是二零零八年八月五日去世的。當老人彌留之際，母親托人把電話打到女監我所在的大隊，老父親想最後一次聽女兒叫一聲「爸爸」，老人最後的時刻沒有聽到思念的女兒的叫聲，死不閉眼。我回來後，據母親講，她一再請求，監獄都沒有同意一個病危老人的最後請求。

監獄設有親情電話，普通犯人每月一次，但法輪功學員不能打，九年我沒有打過一次親情電話；監獄設有法律諮詢，但法輪功學員不能諮詢，只有隊長指派的犯人能去例行公事，有一次我找安蕊科長請求法律諮詢，她說法輪功不能法律諮詢。

二零零八年下半年，我開始不戴標記牌，用一句警察的話講，監獄只有二種人：一種警察，一種犯人。二種人都戴標記牌，你不戴牌，你是甚麼人。我對警察說：你把我當罪犯，可是我沒認罪，沒有罪我和犯人就不一樣。讓我去照像，像片發下來我就剪碎它，後來乾脆不去照像了。有一次廠長張曉兵值班，走到我機台前，問我為啥不像別人那樣戴牌，我說自己沒有罪，故不能和犯人一樣戴牌。後來她自己動手給我寫了一個牌子，又親手給我戴上，她走了我就又撕碎了。

七、十年冤獄 把善良和寬容留給世人

大概二零零九年，監獄給勞動獎金，一個小隊是生產組長、大工、 熨台、 案板、小工，分別是一百、八十、六十、五十、四十、三十、二十、十、五元，大概分這幾個檔次。而法輪功學員不「轉化」活幹的再好也只拿末等獎五元，我就是其中一個。有一次我母親去探監，孫爽隊長告訴她，我幹的活兒免檢，我幹的也是大工幹的活兒，每月給我獎金五元，但領錢需自己簽名，我拒簽名，不簽名沒有獎金。

我沒認罪，我也否定監獄的一切管理，報告詞 、標誌牌、背監規、簽分、勞動獎金，我都否定了。在誣判到期照出監像時，把一張寫上名字的紙別在胸前，硬要我別，給我別名片我就不照。

在遼寧女子監獄被殘酷迫害九年，到走出監獄大門，幾乎每年換一個隊長，都是年輕的，最後一個隊長叫孫爽，我告訴她：我是修真善忍的修煉人，如果你沒見過煉法輪功的甚麼樣，今天你可以看到了，大法弟子在監獄這樣惡劣、殘酷的環境裏，能夠做到無怨無恨，無私無我，把善良和寬容留給了你們，請記住「法輪大法好！」。

十年冤獄迫害經歷沒能及時寫出來，苦役九年，這無形的東西壓抑著我，讓我不願動筆揭露這場對我的殘酷迫害，但是我知道必須寫出來，初稿結束時，突然意識到，及時曝光受迫害經歷，也是徹底否定邪惡舊勢力的安排，這也是在清除黨文化、徹底解體邪惡。

參與迫害的人員名單：
朝陽市雙塔區公安分局局長：張明華
政保科：白文友、趙名成
朝陽市第一看守所副所長：史所長、高智華
朝陽市雙塔區法院審判長：孫雲學
朝陽市雙塔區法院審判員：蘇毅、李雲峰
朝陽市雙塔區法院書記員：張朝生
單位：遼寧女子監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