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老人自述她的經歷：

我叫江志秋，今年七十四歲，一九九七年開始修煉法輪大法。得法修煉之前，我患有嚴重的類風濕、肋軟骨炎、胸膜炎、慢性腸炎、腦神經衰弱等多種疾病，常年吃藥，身體虛弱，精神十分痛苦。修煉法輪大法不久便是無病一身輕，身體健康，精神煥發。我無法表達對偉大師父的無限感恩！

我深知法輪大法是救世救人的宇宙高德大法。因此，在九九年七月江澤民政治流氓集團瘋狂打擊迫害法輪功後，我的心毫無動搖，依然堅修大法，向廣大世人講清法輪大法遭受中共迫害的事實真相，揭露中共邪黨栽贓污衊法輪大法的欺世謊言，解救被謊言毒害的廣大世人。

二零零六年的母親節當天晚上，我和本市三名同修一起在市內張貼法輪大法真相標語，我和張靜同修遭惡警綁架，另一位同修走脫。我和張靜被拉到東港市大東公安分局（現大東公安所），被隔離非法審訊一個小時。惡警要我們講出資料是哪裏來的，走脫的那位同修是誰，我們都不配合。審訊沒有得到他們所要的結果，當晚就把我們關進東港看守所。

我在看守所被關押約五十天。東港市公安局王尚慶、崔義發、孔憲敏、王潤龍以及公安局法制科的人，與丹東勞動教養委員會一起合謀給我非法勞教一年，將我押送到瀋陽馬三家勞教所迫害。我被拉到馬三家勞教所強行體檢，勞教所查出我血壓很高、心肌缺血，拒絕收我。我被拉回東港，兒子將我接回家。

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二日，我在東港市內批發市場的路邊給一位老年男性講法輪大法救人真相，被惡人構陷舉報，大東公安分局多名惡警開著兩輛警車，在大道上眾目睽睽之下，將我綁架。我小布兜兒裏裝的五張神韻晚會光盤、兩本《九評共產黨》書籍（32開本，一釐米厚薄）、七個護身符都被惡警搶走。我被拉到大東公安分局非法審訊。惡警問我家住哪裏，叫甚麼名字，光盤哪來的，我一概都不回答，我甚麼都不配合他們。有一名惡警打開電腦查，查完後沒說甚麼，就把我拉到東港看守所關押。在看守所非法關押期間，我們一起被關押的幾位法輪功學員一起反迫害，我們不配合邪惡，不幹勞役，每天我們只煉功，背大法師父講法。八月初，東港看守所搬遷，當時被關押的所有女性都送到丹東看守所關押。關到這裏以後，我每天還是不間斷的煉功、背法。看守警察不讓我煉功，我不聽，我就煉，每天都煉。有一次，惡警迫害一起關押的大法弟子，我高喊「法輪大法好」， 抗議非法迫害。看守所惡警氣急敗壞，用手銬將我兩手吊起來，銬在鐵窗欄杆上，兩隻腳尖剛著地，就這樣銬了我幾個小時。

東港市公、檢、法合謀偽造事實，以強加的罪名非法開庭，給我非法判刑。我的家人都知道法輪大法教人向善走正道，於國於民百利而無一害；知道我修「真善忍」時時處處做好人，不違反國家任何法律法規，對社會、對他人沒有任何危害；知道我是被壞人誣陷，被惡黨無辜迫害，不惜花錢從北京聘請正義律師為我做無罪辯護。律師會見我時，我告訴律師，修法輪大法身體健康沒有病，心眼兒好、思想好，對社會和國家更是有百利而無一害，我把法輪大法的美好告訴別人，讓更多的人受益，我沒有錯。他們抓我是非法的。律師說他看過卷宗了，公檢法部門抓你、判你，都沒有任何法律依據，信仰自由，這是中國憲法賦予每個公民的權利，你沒有錯，是他們執法犯法。

八月十一日那天，我被拉到東港法院。在法庭上，東港市檢察院公訴人曲紅玲宣讀黑材料，說我當時被抓時，我手裏拎著的那個小布包（長有一尺左右，六、七寸寬）裏裝了三十六個光盤，還有十幾本《九評共產黨》書籍，加上七個護身符。我說：「這是謊言，我只帶了五張光盤，兩本《九評》書，幾個護身符。我那個小布包根本裝不下你說的那些東西！」律師要求她當庭出示我的小布包，曲紅玲舉起我的小布包和照片。律師看到照片上也只有五張光盤。

在開庭兩週前，正義律師閱卷後就告訴我女兒，東港市檢、法兩院給我判刑的所謂證據、證詞、證人都是偽造的。我女兒聽後很難過，就去檢察院找辦案人曲紅玲，希望她秉公執法，糾正他們的錯誤，別冤判七十歲的老人。曲紅玲不聽，還說：「共產黨給我工資，叫我幹甚麼，我就幹甚麼。」我女兒當即質問她：「你強加給我母親的‘利用×教破壞法律實施’的罪名中，四個要素缺三個，你怎麼解釋？」曲紅玲紅著臉不回答。由此可見，曲紅玲知道自己在迫害好人，在幹違法的事。

東港法院與東港檢察院同出一轍。他們首先將其中一名正義律師驅逐法庭門外，不讓入庭辯護，只允許一名律師入庭，而且律師台上不給配麥克風，法院和檢察院的人他們自己都配有麥克風。旁聽的人都是他們自己的人，手機亂呼亂叫。我的家人只允許進去四、五個人，連我丈夫都不讓進去旁聽。

在開庭過程中，李新田不許律師對他們合謀捏造的偽證據提出質問，多次打斷律師。律師把問題提出來，剛說了幾句，李新田就說「辯護人的發言完了，下面由公訴人陳述案情」。在律師正對一份重要證據《勞動教養決定書》進行質證時，李新田打斷律師，竟在大庭廣眾之下說「律師對此證據沒有意見」；李新田向我發問時，我還沒來得及回答，李新田就馬上制止說：「知道知道，你的意思我已經明白了」。並且多次亂敲桌子向律師提出警告。我質問那三十六張光盤是怎麼回事，要他們解釋清楚，李新田不回答，也不讓我繼續發問。當然，我質問他們，並不是針對我帶的真相資料多少、違不違法的問題，恰恰相反，我帶多少法輪大法的真相資料都是合法合理的，因為我是在救人，不但不違法，還有功德。我質問他們這件事，是要他們承認他們隨便迫害好人的罪行。

律師要求更換審判長，重新組織合議庭審理，遭主管迫害法輪功的副院長寧偉和刑事庭長辛吉輝的拒絕。我想，法院已經不是百姓討回公道的地方，而成了邪惡之徒逞兇逞狂、執法犯法、流氓撒野的地方；法院變成了中共迫害好人的工具，法官變成了中共的流氓打手。法輪功學員遭受無辜迫害，在上告無門的情況下請律師辯護，而今就連律師說話的權利都給剝奪了。既然開庭不依照法律辦事，那還走這個形式幹甚麼？我決不配合邪惡在這裏演戲！我高喊：不讓講話，我們就退庭！說完，我和律師一起走出法庭。

八月二十四日，東港法院秘密下判決，判決書送到看守所，我被他們非法判刑四年半。九月初，我的妹妹和我女兒找國保大隊和政法委「610」頭目孫成立要求放人，都受到他們的恐嚇和威脅。國保大隊長王潤龍不但不放人，還對我女兒說：「本來應該給她輕判，判她一、兩年，可你們從北京請律師來鬧，這回就得給她重判！」

我對東港法院的非法判決提出上訴，我寫的上訴理由是：「法輪大法是正法，我修法輪大法無罪，迫害好人才真正有罪！」丹東中級法院來看守所提審我，逼我認罪，說只要我認了罪就好辦了。我再次正告他們：「我修大法沒有罪，你們迫害好人才真正有罪。」他們無言以對，沒趣地走了。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我被送進瀋陽女子監獄迫害。我被迫害入獄後不到一個月，我女兒王立春就被東港市公安局王尚慶、哈合才、王潤龍一夥綁架，非法關押迫害近一個月。

到了瀋陽女子監獄以後，惡警利用各種辦法逼我轉化，放棄修煉，天天給我灌輸中共邪黨污衊法輪大法和大法師父的謊言，對我強行洗腦。惡警安排好幾個包夾犯人輪番的看著我，連續幾日不讓我睡覺，我給他們講法輪大法救人真相，她們就用膠帶把我的嘴給封上。四、五天以後，我身體出現了嚴重的病態，惡警將我綁架到醫院，強行給我灌藥。在惡警接連不斷的折磨下，我思想也糊塗了，身體也撐不住了，又沒有了正念。在高壓下，我違心地向邪惡妥協了。我對不起我們偉大慈悲的師父！我辜負了師父對我的慈悲苦度！我心裏萬分內疚和痛苦！但是，這是邪惡利用高壓手段逼我做的，我決不承認！後來，監獄兩次逼我寫「思想彙報」，我寫的都是「嚴正聲明」。我向他們嚴正聲明：我在惡警的殘酷迫害下所有被迫簽的字，被強迫所寫、所說的對法輪大法與大法師父不敬的東西、不敬的話，徹底宣布作廢！因為那不是我的真實心理所為，我一概都不承認！我永遠不離開法輪大法，永遠不離開我們偉大的師父！我要緊跟師父堅修法輪大法到底！

二零一三年十月二十一日，我回到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