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入監與下隊

入監隊

新入監的在押人員，都要先被關在入監隊一個月。在入監隊，平日裏要拼命地幹活為監獄掙錢，星期日背監規。在入監隊，新來的在押人員如果賬上有錢，要在那裏買生活用品，由代管犯人給配買，東西拿來了，一般五百元左右，沒有明細，誰也不知道哪樣商品賣多少錢。

除了發一套勞改服，一雙鞋，其它一切都是自己消費。勞改服也不一定合身，還不一定是新的，監獄會把出監人員的勞改服強制收回（不交回就要扣錢）然後發給新來的在押人員。被褥就完全沒有。

而按照獄務公開手冊上的規定：統一配發被褥。

「下隊」

在押人員從入監隊被轉到各個大隊、各小隊叫「下隊」。首先搜查從入監隊和看守所帶來的日用品，認為不合格的就扔掉。按照規定，應該把這些物品返給家屬，但獄警嫌麻煩，都給扔了，不管是多麼貴重的衣物。

床上除了木板甚麼也沒有，你自己需要買被褥來做一個很厚的褥子，還要買被型，被型就是疊的方方正正的被子，是在白天擺放在床上給人看的，就像軍隊的那種。這些加在一起差不多要六、七百元錢，當然你也可以買舊的，就是出監人員走後留下的，對於在押人員的最後剝奪就是在她出監後留下的東西，她們不說跟你要，但是她們不讓你給人，又帶不走，怎麼辦？就只能給所在的小隊了。管事犯人把它們收取去然後賣給新來的在押人員，把錢存在獄警那作為小隊的經費由獄警支配。還有勞改睡衣，冬天的、春秋的、夏天的，必須買，加一塊，還得二百二十元左右（本應該配發），還有整理箱也得買，八十元左右，還有皮箱，一百八十元，都是質量最差的那種，這些東西如果是全新的，加起來一千一百元左右。

「捐」與 攤派

監舍裏有電視，晾衣房裏有洗衣機，還有衣服掛，但是，這些東西都不是監獄提供的。是在押人員的錢買的，監獄裏管這個叫「捐」。

洗碗用的洗潔精，打掃用的洗衣粉，新年救濟貧困的採買錢，幹活用的拖布，鐵夾子，車間用的電線，插排，小隊打飯用的飯桶，監舍坐著的小凳子，幾乎無一不捐，而且不得不捐，幹活不給必需的工具，可是你得把活幹好，怎麼辦，讓家裏人買吧，小隊大隊的捐款捐物，說是自願，可是若是不捐獄警就找麻煩，誰敢不捐？

月餅、蘋果、梨……每一年都有這樣的攤派，在押人員，但凡賬上還有錢的就得買，不買不行，還不是論斤攤派，是論箱，獄長楊莉，除了給她的下屬進爛梨吃回扣，還高價攤派給在押人員食品。僅一項，她一年起碼賺五十萬。

二、獄中奴工血淚

危險的奴工勞作環境

服裝加工車間的現場灰飛塵飄，最嚴重的時候，裁剪工、機台工的臉都被飄飛的布屑染成了布的顏色。可是，就這樣的勞動現場幾乎沒發過任何勞動保護用品。在押人員想自己買，但有時候還不一定有賣的。後來，在一次檢查的時候，七監區就給每個人發了一個一次性的口罩，讓在押人員在檢查人員來車間的時候戴上，過後，管事犯人下來回收口罩，把口罩一個挨一個的摞在一起，說是下回再用的，幾乎所有的人都怒了，一次性的，往嘴上戴的東西，用過之後下回還用，下回戴的都不知道是誰戴過的，都不知道有沒有傳染病，後來有法輪功學員找了獄警，由於民怨太大，這事才不了了之。

裁剪工是一個比較辛苦而又有危險的工種，她們使用的工具是電剪子，工作時稍一走神就可能切了手指，一天幾乎十二個小時都要全神貫注，人很難每天做到，所以，沒有沒受過傷的。電剪子的刀片一挨上手指，血一下子就飛濺出來，不太重的傷在車間包扎一下就繼續幹活，重的，那就手指頭都切斷了。後來給裁剪工發了勞動保護用品，鐵手套，據說一隻三百多元錢，對於手的保護在一定程度上起了一定的作用，以大家對這幫獄警的了解，花錢買鐵手套絕非出於對在押人員的愛護，因為在押人員是獄方獲取利益的工具，工具壞了是會影響掙錢的，所以就對工具做了一定的保護。聽說有個監區監區長為了省錢給她們監區的裁剪工買了只有兩個手指的鐵手套，結果，一個裁剪工在一次作業中就把自己的另外三個手指頭切斷了。

超負荷的勞作時間

按照法律規定，監獄勞工執行八小時勞作制和節假日休息制度，日加班加點，應當安排補休或給予加班報酬。然而這一規定對於監獄來說就是一紙空文。

遼寧女監規定奴工勞作時間是早上七點到晚上七點，星期日休息。這個規定本身就違背了《監獄法》，但連監獄自己的這個規定，獄方都不執行，幾乎遼寧女監的所有監區都是早出晚收。

獄警鄭春豔，二零一一年被調到七監區任生產科長，七監區的出工時間就越來越早，收工時間越來越晚，有很多時候六點就出工了，而收工的時間有時是九點以後。而星期日被迫加班更是家常便飯。

鄭春豔以壓榨在押人員來討好效忠上一級的張秀麗，而張秀麗、張小兵之流又以同樣的方式去討好效忠再上一層主子監獄長楊莉。她們以裝修監舍為藉口，以打掃車間為名義，佔用在押人員的週日休息時間，榨取更多的利益。一年裏，幾乎被她們剝奪了所有的週日休息時間的一半。當法輪功學員問及此事時，獄警卻說：「她們都是自願的。」

一位法輪功學員對此向分監區長徐小明提出異議，徐小明百般抵賴，讓拿出證據，法輪功學員說：好，我給你做記錄。徐小明就在白天到監舍把這位法輪功學員做記錄的筆記本偷走了，並同獄警科長劉勝男對這位法輪功學員進行百般刁難與迫害。

每天早出晚收，去掉匆忙的如廁吃飯時間，一天最低工作時間是十一個小時五十分，就算週日正常休息，那麼六天的工作時間是71個小時，是法定工作時間的1.775倍，要算上晚上往回帶活，星期天的所謂加班，就可能是法定工作時間的兩倍還要多。獄警的工作時間是早上八點半到班，下午三點半下班，中午一個小時的休息時間，一天六個小時工作時間。不要說監獄就那樣，如果那麼理所當然，鄭春豔也就沒必要在有人檢查的時候下通知：如果有人問到工作時間，就說是一天八小時工作。七監區的科長劉舒被一法輪功學員問到此事時，竟然無恥地說：「現在不是講奉獻嗎？」

獄警還公然違反監獄規定，要求在押人員每天收工都要帶活到監舍裏繼續幹，剪子也帶回去了，也不怕有人自殺了，也可以在十點之後睡覺了（監獄規定十點必需睡覺）。在監控安裝之後，就要在押人員把活帶在監控看不到的地方幹。

除了生產，各個監區的獄警隊長還大量佔用在押人員的休息時間排練為獄方歌功頌德的節目，早上、晚上週日，在押人員在痛苦中表演著「幸福」「感恩」。

難以逾越的定額

對於在押人員的每天工作量的定額，以前的獄務公開手冊中有這樣一個標準，就是在押人員的每日產值按照平均產值定量，這個規定看起來似乎合理，其實細想一下就會看出問題了，每個人的能力不一樣，就算再怎麼拼命也一定會有幹的多的，幹的少的，按照平均產值定量肯定有低於產值完不成的，這種低於產值的人與個人的客觀身體條件有關，不是主觀思想可以決定克服的了的，所以，這個規定就是流氓無賴式的。而實際的對於產值的規定要求，獄方還不是用平均值去定量，而是按照幹活快的去定量，那麼按照這種規定方式，大多數人是完不成定額數的，那就懲罰，以違法犯罪的方式懲罰：扣掉細糧，罰蹲、罰站、罰撅著、封閉食品箱，甚至撤掉床上的褥子罰睡床板等等。

盤剝與奴工產品

在一次監區的廣播中，七監區生產科長鄭春豔強調了一個門檻標準，就是監獄給了一個門檻標準，達到門檻標準的監區，在押人員可以拿到平均每人每月三十六元的勞動報酬，超過這個門檻標準百分之二十的監區則可以拿到平均每人每月三十七元的勞動報酬，超過門檻標準百分之四十的監區可以拿到平均每人每月三十八元的勞動報酬，但是，鄭春豔自始至終都沒說這個門檻標準是多少。這個門檻標準是多少沒說，依據甚麼定的也沒說。她只說：「目前，我們拿到的勞動報酬是三十八元，全獄最高的。」這並不是說在押人員被榨取的利益僅僅超過門檻標準的百分之四十，因為這個三十八元是個封頂的報酬。獄警對利益無止境的追求，在押人員總有幹不完的活。

七監區目前在押人員近五百人，監區的奴工產品有：百家好、BANG BANG（南韓品牌）、ABC、森馬，這類知名品牌服裝都有大量加工，每年的純利潤超過三千萬元，就是說，每年從每個在押人員身上榨取的利益超過六萬元，這是在除去一切費用之後，包括了在押人員的吃穿住行。這六萬元的數字還只是一個保守數字。

六萬元在外面能很好的養活一個三口之家。但是在押人員在監獄裏卻養活不了自己！獄方還說是國家撥款養活在押人員，那麼這些在押人員的錢哪去了，都養活誰了？

二零零五年，在押人員小燕（化名）在車間的機台操作中傷了手指，到監獄外面的醫院就診，加上回來後在監獄醫院的所有花費，小燕欠了監獄兩千左右的債務，小燕無力償還，只好用每年的一點微薄的奴工報酬（當時每月只有七元五角錢）一點點的償還，家裏人寄來的錢被直接扣掉，她兒子寄來自己二百元獎學金，希望給母親改善一下生活，也被獄方全部扣掉。兩千元的債務，直到二零一二年才算還完。

只要沒死就得幹活

七監區一在押人員感到胸口難受，請求獄警帶她去監獄醫院看病，獄警說活忙，過兩天吧。過了幾天，人不行了，才送醫院，還沒到醫院，人就死了。一監區一個在押人員到了監獄醫院，坐在走廊的椅子上等看病，說了一句「我好累」，就死了。

法輪功學員孫麗被迫害的得了非常嚴重的心臟病，走路快了都會受不了。劉曉彥把最邪惡的在押人員安排在孫麗身邊監視她的一切行動，孫麗天天被她們叫罵著，心臟病更加嚴重。一次孫麗的心臟病又發作了，去了醫院，回來的時候就實在走不了路，有在押人員讓孫麗坐上她推去的手推車上，被獄警劉曉彥阻止：「讓她自己走！」後來，孫麗外診，回來之後要用一種儀器二十四小時測量心臟，這種測量要求在正常生活狀態下進行，包括正常的生產勞動，劉曉彥卻把孫麗帶到監獄醫院，強行要求醫生讓孫麗住一天院，即使這樣，檢測出來的結果還是很嚴重的，孫麗的最高心律與最低心律相差八十左右，劉曉彥還是那句話：「啥事沒有，放心幹活吧。」

法輪功學員石葳被醫院診斷為腰肌勞損──實際是腰椎間盤突出，劉曉彥還是說沒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