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二年九月十日中午十二點，長春市黑嘴子女子勞教所的管教室裏，惡警大隊長朱丹、金麗華、張曉輝與兩個「幫教」金英淑和吳慧敏，將法輪功學員王蘭英綁到抻床上三十六個小時，王蘭英兩次心臟病發作，暈過去，惡人們借此機會拽住王蘭英的手簽「五書」；之後，王蘭英無法獨立行走。

酷刑演示：抻刑

相隔一段時間，「幫教」金英淑向惡警大隊長朱丹、金麗華反映說王蘭英（對法輪功）認識不好，惡警金麗華進屋就把王蘭英拽到管教室，連踢帶打嘴巴，然後，又把王蘭英綁到抻床上。王蘭英喊：「法輪大法好！警察迫害好人。」惡警大隊長朱丹惡狠狠地罵：你看她多損，越有人越喊。生產大隊長李小華用膠帶封王蘭英的嘴，打嘴巴，打王蘭英的胸部，不讓她上廁所。在抻床上，整個身體的重量都在四肢上面，王蘭英疼痛難忍，痛苦不堪；兩次「抻刑」共達五十個小時。

下面是法輪功學員王蘭英自述其遭受迫害的過程。

毆打、電棍電擊、罰站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我被非法勞教兩年，關押到黑嘴子女子勞教所。我不配合惡警，拒不寫污衊大法、不修煉的話，遭到惡警大隊長丁彩虹打嘴巴、電棍電、讓幾個包夾「轉化」，我不聽她們歪理邪說，就挨打、挨踢、罰站。

有一次，惡警大隊長劉連英值班，晚上七、八點鐘，把我找到車間，問我怎麼想的，我說：我是一個好人，是一個守法的公民。她狠狠地打我嘴巴，又踢我。

第二天早晨，劉連英又把我叫到管教室，繼續逼迫我放棄信仰，還不讓我下樓吃飯，用兩把電棍電我身體各個部位，兩把電棍沒電了，接著對我踢、打嘴巴。

第三天，惡警劉連英、劉淑俠找到刑事犯繼續迫害我，罰站、不讓睡覺，直到暈倒，這樣也不讓我上床休息，一直坐在地上，兩天後，逼迫我到車間幹活。

接觸毒性膠的奴工勞動

二零一二年七月份，二大隊解體了，我被分到四大隊，從早上五點鐘起床開始幹活，一直到晚上六點四十五分才能收工，中間沒有休息，只有吃飯、上廁所那點時間，就算休息。

幹的活需要用的是生產用膠，叫乳白膠，還有一種淺黃色的膠，毒性大，味也大，大冬天讓我們開窗戶放味。有來檢查的，生產大隊長李小華就說：快把膠藏起來。檢查的走了，就偷著用，為了榨取更多的黑心錢，不准犯人說生產用膠是有毒的。

「幫教」折磨、上抻刑

二零一二年九月份，惡警找來社會的兩個「幫教」來折磨法輪功學員，這個惡主意被所長李紅批准。九月二日，先來一個叫金英淑的，九月四日，又來一個叫吳慧敏的，她們與惡警朱丹、金麗華、張曉輝開始對法輪功學員動用邪惡的「抻刑」。被上「抻刑」的法輪功學員有我、劉君、費桂玲、徐輝、明豔波、張劍英、雷秀香、樸太淑等。

二零一二年九月十日九點鐘，先把我叫到管教室，「幫教」金英淑做我的思想「轉化」，我不聽她的歪理邪說，「幫教」金英淑氣得直喊：你犯法了，還不認罪。我說我沒有犯法。一直到中午十一點，惡警沒讓我下樓吃飯。

快到十二點鐘，惡警大隊長朱丹、金麗華、張曉輝與兩個「幫教」金英淑和吳慧敏把我綁到抻床上，我被抻三十六個小時，心臟病發作兩次，暈過去，她們借此機會拽住我的手簽「五書」。之後，她們讓我和兩個「幫教」住在獄警的更衣室，我被迫害的不能獨立行走，上廁所需有人扶著。每天被逼迫著「學習」污衊法輪功的東西，不讓我躺床休息。

有一天，在「學習班」，我心臟病又犯了，甚麼也不知道，我醒來，「幫教」金英淑說：你不是煉法輪功身體好了嗎？我說：這是你們迫害的，我煉法輪功不但身體好了，按「真、善、忍」做好人，沒錯。

第二天，大隊長、獄警一上班來，「幫教」金英淑向惡警大隊長朱丹、金麗華反映說我認識不好，惡警金麗華進屋就把我拽到管教室，連踢帶打嘴巴，她們又把我綁到抻床上，兩次「抻刑」共達五十個小時。

然後，我和一個法輪功學員明豔波、兩個幫教同住在獄警的更衣室，上廁所，明豔波扶著我，她是六十四歲高齡的老人呀，扶我蹲下，還得拽我起來，「幫教」金英淑說我裝疼。

家裏人來看我，幾次不讓見，因為我行走不便。惡警朱丹、金麗華等人卻說：我認識不好，不讓見。

虛假診斷

五個多月過去了，我的手和腳一直麻木疼痛，二零一三年元旦前，我申請到所外看病。週六那天，大隊長金麗華、張曉輝、艾思明、董大夫跟我坐勞教所的車到中日聯誼醫院看病，把我領到三樓的神經內科。

大夫問我看哪兒，我說手腳都麻木疼痛，是她們綁抻床上抻的，現在都五個多月了，我是煉法輪功的。那個大夫用四寸長、一寸寬的鐵板敲我的手，沒說甚麼。我說拍個片子，大夫說：那你就拍。拍完片子，說下午二點取片子，董大夫說，你們回去吧，我在這等著。

第二天，董大夫來了，把我叫到管教室的走廊，讓我看片子，董大夫說：醫生診斷，是骨質疏鬆，年歲大了都這樣，多吃點鈣片、營養藥。我對董大夫說：看誤診了吧，以前甚麼症狀也沒有，就是從綁抻床刑開始麻木疼的。

為這句真話，我被惡警大隊長朱丹破口大罵好幾天。惡人暗暗地迫害我，逼著我在車間裏坐凳子貼酒袋、幹小零活，到晚上腿腳都腫著，腰也疼，身體越來越嚴重。

家人力爭 走出魔窟

二零一三年四月中旬，家人來，見我就問：你不都上抻床了嗎？你不敢說，我們也都知道了。我就對家裏人都說了：給我綁抻床了，手腳一直麻木疼痛，走路困難。

女兒、外甥、姐姐他們一聽，就和警察吵起來，女兒哭著喊著說：今天必須放我媽媽回家看病。外甥和惡警們吵，又找勞教所的所長。惡警朱丹、張曉輝、丁彩虹她們說：你們聽誰說的？勞教所哪來的抻床？外甥又問我：老姨，你說到底上沒上抻床？我說上抻床了，這都是真的。勞教所的人一聽，都蔫了。女兒一直說：立即放我媽回家。家人據理力爭到她們下班。

兩天後，家裏又來七八個人見我，我對家人說：我不能在這受罪了，一定要回家看病。女兒對我說：一定回家。接見完，獄警把我帶回車間，嚴密包夾，不讓我和別人說話，上廁所單獨和包夾去，讓我坐在車間靠牆一邊。

有一天十點鐘左右，獄警帶我下樓到衛生所，裏面有兩個人，我不認識，其中男的說：我們是檢察院的。女的問，那個男的記錄，我從頭到尾講述被迫害的經過，我說的都是真話，前幾天，有一個叫費桂玲的又挨她們踢、打嘴巴，頭部有包，胳臂疼。在這裏挨打挨罵、挨電棍、罰站都是家常便飯。

四月十三日，檢察院的二位負責人與勞教所的徐科長、陳大夫、四大隊教導員帶我到長春市四六一醫院看病兩次，家人辦所外就醫，我於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六日回到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