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零零五年第一次被綁架並被剝奪教師工作

二零零五年初，我被中共警察綁架，只因剛買不到兩個月的電腦中有打印機圖標。近六千元的電腦被搶走，後聽人說一直在被交警隊使用。在前進公安局，由王維倫、孫寶山、胥興勇、謝振波等輪番審訊長達三十六小時，不許閤眼，他們一無所獲後就把我關押在建三江七星拘留所。拘留所髒的像那種室外的公廁一樣，約五平方的小屋吃喝拉撒都在裏面，讓人無法面對。每天三頓飯，每頓飯是兩個很小的涼饅頭。這六個饅頭就要交每天二十元伙食費，包括新年都沒有變化，那年的除夕，拘留所只有我一個人，連一個值班警察都沒有，新年就是在一片黑暗中獨自一人度過的。

十五天後，我被轉到農墾總局七星洗腦班，說是要勞教。在洗腦班，每天被關在一間比拘留所大些的屋子裏，只是早上去倒馬桶才可出去。每天三頓飯，早晨是兩個饅頭，中午和晚上是一小盒飯，約一兩多點，帶一點鹽水煮的白菜，根本吃不飽。喝水要到很遠的地方去挑，因為我不「轉化」，就控制給水，只能喝暖氣裏的水。就這樣一天還勒索三十元生活費，在那樣的環境中我被關押了近七個月，勒索了近六千元錢。之後又扣押我的房產證，直到十年後從黑窩回來才被允許取回來。

在洗腦班期間，當時的國保大隊長於榮和警察於文波提審我一次，我不配合，於榮恐嚇說要讓我給他跪著。前進農場紀委書記李俊立帶人宣布我被由教師降為工人，說是農場黨委的決定，讓我在處理決定上簽字。說實話，我根本就不看中那個教師職稱，只是為那些無知的人感到悲哀！他們這樣對待一個學生心中的好老師，給那些孩子們留下多少心靈的疑惑呀！將來的他們將會以怎樣的心態來面對這個社會？在人生的道德取向上，他們將何去何從？我記得一個頂尖聰明的學生後來升入高中的日記中還這樣寫過：「我就遇到過一個好老師，還被迫害了。」這是家長偷偷說的。我為我的學生們難過，我知道他們會因為沒有我而受到很大的打擊。

讓我感到欣慰的是，我的學生們正氣十足，沒有任何人組織，孩子們自發給校領導寫信，給場領導寫信，要求釋放我。我的兩個班的學生都罷課，不接受其他老師。後來聽說，接我班的老師為了吸引學生要每兩天換一套服裝，還是得不到認可。更可貴的是，家長們紛紛來找我丈夫，提出要家長統一簽名，並出幾位家長代表直接找有有關部門談判要人。丈夫很感動，但考慮到他們被牽連而勸阻了此事。即使這樣我還是欣慰，能有這麼多正直的人來伸張正義──人還有希望！

二、「奧運」前第二次被無任何理由綁架到拘留所

每每想到那些含淚望著我的孩子們，想到他們那被淚水打濕的信箋，一句句感人的話語，我都會淚流滿面！也正因為此吧，我放棄了應聘優厚的條件，回到家鄉，想為家鄉的孩子們盡一份力，便和被迫害失去工作的同修們一起合辦了一個輔導學校，取名「文德」。得到了家長們的大力支持，他們希望我們把學校辦成全日制的，如果資金不足，由他們來集資。因為他們真切的感覺到了孩子的變化，不但成績提高的快，而且懂事很多。孩子們說：「你看‘文德’的老師，從來不打罵學生，人家以德服人！」

但是隨著學校的興盛，中共人員就感到不舒服，連我們學校收費低都能被拿來作為迫害的藉口。前進公安局先是向租給我們教室的房主施壓，讓其收回房子，但我們沒動。終於一天「六一零」頭目王維倫和教導員蘇貽剛親自上場，直接攤牌了：不允許辦輔導班，卻說不出任何正當的理由。我們向他們講真相，給場長蔣長春、書記吳喜春、教育科長王玉海講真相，只是希望學校能繼續辦下去，可是這些人卻無動於衷，我們學校為躲避騷擾而五次搬家，嚴重影響正常授課。

二零零八年七月二十日，以保「奧運」為名，「六一零」主任王維倫再次召集了工商局、公安局、教育中心及場機關不明真相的十多個人查封了學校，並於第二天綁架了我和另兩位同修，關押在前進拘留所。一些家長非常氣憤，說：「真是欺人太甚了，給他寫張大字報貼出去，讓老百姓看看他們是怎麼欺負老實人的！」我說，修煉人不圖任何回報，只要看到人們有善念就足夠了。我們不怕打壓、堅持付出的目的就是為了提升人的善念、正念。即使失去了很多在常人看來是很珍貴的東西，也不足惜。能有你們這樣善念的支持就足夠了！

但同時我也為那些不明真相被邪黨利用的人悲哀，我絕食十一天，向他們表示抗議，讓他們知道這些做法是錯誤的。我被折磨得不成人形而被釋放，當時是被丈夫抱上車的。我沒有任何的怨和恨，只是覺的王維倫處在那樣一個位置上而為他悲哀。我在口乾得近乎說不出話的情況下還在耐心地給他講真相，希望他能真正明白。

清楚地記得九月二十五日是中秋節，我還給他發了短信祝他節日快樂。可是他沒有給自己機會，當聽到他出車禍去世的消息時，我的眼淚「唰」地就流下來了，我為這個生命悲哀，這時離我絕食被釋放只有一個半月的時間，連告訴我消息的同修都感到驚訝，我怎麼會是這樣的反應；常人更是這樣，見到我都說王維倫迫害你們法輪功遭報應了，大快人心！可我一點都沒有這樣的念頭，我們弘揚大法不是為了讓人都遭惡報，而是讓人真正的修心向善，否則我們冒著被打壓、判刑的危險去做這件事就沒有意義了。因為我知道這是和我有緣的人，我沒能救下他，我真的難過。不了解的人會覺的我是矯情，不是，大法弟子和常人的不同就在於此，沒有怨、沒有恨，只有救人的份兒！

三、再陷囹圄，看守所裏被毒打

二零零九年九月十日上午，我在集市上被兩名便衣跟蹤並綁架，後來得知這倆人是劉佳忠、趙軍。還有就是新接任的「六一零」主任石平，當跟蹤並綁架我的劉佳忠跟我說：「別怪我，是石平讓我幹的。」我就知道事情的原委了：是石平布的陷阱。我沒有怨恨，只是遺憾，石平的妻子、兒子都是我講的真相，而且他的孩子在我們輔導學校補課，效果很好，他怎麼會這樣做呢？正常人也不能這樣恩將仇報啊！就是為了那個「六一零」主任的頭銜，值嗎？那是死亡的位置啊！回來後我聽說他妻子和他離婚了，不知道是否是因為他的不義之舉。

當我回到家中，聽到了更多的讓我悲嘆的事情。據家人講，我被綁架後，當時的「六一零」主任石平帶著好多人去我家抄家，用吊車從三樓破窗而入。其中那個跟蹤並綁架我的趙軍在叫喊說：「法輪功，打死白打死。」我現在想起他的話都覺的心痛，我雖不認識他，但我和他的妻子是同行，他應該知道一些我的為人，怎麼能說出這麼狠毒的話呢？而且為了阻止我丈夫請律師，他們竟然抓人，沒任何理由的把我丈夫抓到公安局，並以開除公職相威脅，中國的任何一條法律也沒有規定不許請律師啊！如果因為請律師而被開除公職，那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更讓人無法理解的是，做這件事的正是主管司法的政法委書記王全義和農場書記王偉。真是讓人啼笑皆非！如果說這些人還不夠了解我，但我想他們也該了解法律呀！難道執法者就可以肆意踐踏法律嗎？而且在給我開庭之前，無理由地抓捕了我的九位同修，明顯是害怕，如果做的正就不該這樣害怕好人啊！

又一次讓我欣慰的是，在那樣邪惡的環境下，還有人能站出來伸張正義，我的同事，前進中學的老師們公開簽名為我呼籲。教育科長王玉海竟然斯文掃地，大罵教師們，逼迫他們寫檢查，而且規定必須超過一千五百字。或許好多人已司空見慣，在這個社會裏說謊話就像吃餡餅一樣容易，而說實話卻要付出代價，有的同事當年獎金停發，直到現在也沒落實。我想我的這些同事們一定真切的體驗到了，一直堅持說真話的大法弟子在這個世上是怎樣的舉步維艱！這又是怎樣的悲涼啊！其實我最遺憾的還是王玉海，我們幾個同修專門去給他講過真相，他還能如此，由此可見在中國社會裏邪黨的淫威之巨！

當時的建三江政法委書記王甲林，前進農場書記王偉，都答應只要辭退律師就可釋放我，家人聽信了他們的謊言，最終辭去律師，但卻不知道是因為是他們構陷作偽證，怕被律師揭穿。法庭上，聽到審判長宣布證人證詞時，我流淚了，我沒想到劉佳忠、趙軍能作偽證。他們說的和事實完全不符，為了把一個想要做好人的人送進監獄，不惜知法犯法，編造證據，我當時提出讓劉佳忠當庭對症，卻不被理睬，結果我被冤判了四年。當我要上訴時，被阻攔，不給提供紙筆，我多次要求未果。但是當時代理看守所長的於榮卻騙我家人說：「要紙給紙，要筆給筆，她就是不上訴。」從監獄回來後，丈夫談及此事，對王甲林、王偉的不守諾言、為於榮的欺騙、為劉佳忠、趙軍的偽證仍氣憤難平。

在看守所，我不承認自己是犯罪，所以不戴手銬，不穿馬夾，不簽任何字句，堅持煉功。副所長紀強不理解，命令武警給我戴上手銬腳鐐，並打了我七十個耳光（我的一個學生數的），他打的手疼後，就用帶塑料皮的筆記本打，看的出他非常生氣。當時我的臉就被打的腫起來了，我如此判定是因為我的嘴張不開了，當時感覺是木了，其實是腫的張不開了。連當時任看守所政委的原國保大隊長於榮第二天看了後，都說：「紀強打人真狠！」我看不到自己的臉，當時也不讓其他人看，戴上黑頭套，拖到鋪位上碼坐。等到拿下頭套時，一個屋的人都流淚了，她們為我悲哀！就那樣我被反背著戴著手銬和腳鐐，多少天有些記不清了。只記的上廁所都不給解開手銬，要女犯們幫助，我的手腫的跟饅頭一樣，睡覺時根本無法躺下。後來手銬換成布的，但沉重的腳鐐仍然戴著。我當然也悲哀，但不是為自己，我想如果不是共產邪黨打壓法輪功，像紀強這樣的人，應該是支持甚至弘揚大法的，因為據我看他在常人中還是屬於比較正直的人，只是迫於邪黨的壓力而對好人下毒手，中共邪黨真的是在破壞著人的道德良知啊！不明真相的中國人多麼可悲呀！

四、在黑龍江省女子監獄遭受毆打、上大掛、捆綁、碼坐等酷刑折磨

二零一零年四月七日，我被劫持到黑龍江女子監獄。在那裏我又一次遭受折磨，但我仍是慈悲對待我遇到的每一個生命！

（一）九監區被凌辱折磨

剛到那裏，我被劫持在九監區。在女監，九監區和十一監區是專門強制「轉化」大法弟子的監區，如果「轉化」了就送到十三監區和七監區去參加勞動。在九監區，犯人們大多是職務犯，貪污、挪用之類的，也有大毒販，因家裏有錢，送一大筆錢給監獄的某個重量級人物就可留在九監區，因需要的人少，所以刑事犯都以能留在九監區而洋洋自得，因為那是「身份」和「財力」的象徵。也因為他們的「身份」來之不易，所以她們「工作」起來特別賣力，迫害大法弟子決不手軟。別的監區的犯人勞役很重，而九監區的犯人很清閒，讓他們可以有更多的精力迫害大法弟子。

剛去那裏的時候，我被警告說：這裏唯一的出路就是「轉化」，這裏的「轉化率」是百分之百。在後來的經歷中我知道為甚麼「轉化率」為百分之百了。在那裏大法弟子每天都要坐小板凳，只給一塊地面磚的地方，不許超範圍。從早上五點半起床要坐到後半夜一點。據說好多法輪功學員因為屁股坐的爛了，堅持不住而「轉化」，我是一直堅持背《轉法輪》，才挺了過來，否則像針扎一樣疼。但腳卻一直在浮腫，我平時穿三十七號的鞋，可那時要買四十號的才勉強穿進去，腿也腫的老粗。

當然，除了身體上的迫害，還有精神上的虐待。我以前一直不知道「專政」的內涵，在九監區，我深刻體會到在政治課學到的「專政」是甚麼樣子了，它對於我不僅僅是一個名詞了，而是實實在在的體驗！在那裏讓我深刻體會到那些所謂的「地主」、「資本家」、「走資派」的境遇，但他們要可憐的多，因為他們心中沒有真理的支撐！一個屋九個人，全部對著我一個人，她們坐在椅子上，或看書或吃東西，翹著二郎腿，用一種藐視的目光審視著我，我呢，坐在一個矮小的板凳上，需仰視才可見他們的臉。而且電視裏幾乎是不停的播放誣蔑法輪創始人和法輪大法的內容，那些刑事犯們會不時地插進一些諷刺和挖苦的話，說的比電視中的污衊之詞還要難聽。每天除了睡覺、吃飯、上廁所之外，幾乎全部都是這些內容。但是上廁所也要經過允許，因為怕兩個大法弟子碰面，有一個法輪功學員去廁所，其他屋的法輪功學員就不能再去了。法輪功學員長期被強迫碼坐小凳，多數便秘，其他法輪功學員多急也要憋著，沒有破例。有時犯人們會惡作劇，沒人也說有人，讓憋著。如果不是有堅強的信念做支撐，沒有人能受的住那份侮辱！

在九監區，因堅持煉功而被犯人們按倒在地上，但只要她們一放鬆，我就再盤上腿，後來一個小犯人就坐在我腿上，說：「我就是流氓，我就這樣。」後來我才知道她是這個監區僅有的兩個搶劫犯中的一個，要在常人眼裏真就是流氓。但我是修煉人，不這樣看。其實孩子也很好，也有同情心，只是在那樣的環境下，被迫做的。她自己講她媽媽為她花了很多錢，因為在別的監區太累而調到這個監區的，她很珍惜這份勞役。又一陣悲哀襲來，本來已經走錯路的孩子，還要讓她罪上加罪，共產黨造的業債怎麼還啊！我就給她講真相，希望能啟迪一份善良。因為我一直不配合，主管犯人杜小霞、犯人組長李麗等人就把我綁在床上，整天整宿的綁著。

就這樣整天的坐小板凳，看污衊錄像，整整一年。在這一年中，我近乎給每一位遇到的人講真相，我珍惜她們。那些人有接受的，有不接受的，接受的人很快就得福報，她們自己都覺得驚訝，或是生活上或是勞役上，都有一個大的變化。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有一個叫岳慧芳的犯人，她一直不接受真相，我再耐心的給她講，她還是不接受，之前沒有人不許我閉眼睛，只有她來了後，用手扒著我的眼睛幾個小時，而且我在給別人講真相時，她非常氣憤的罵我。我知道每個人做甚麼都要償還，因為犯人們自己也感覺到了，她們對我做了甚麼，很快同樣事就會發生在她們身上，所以我就一直在為她擔心。後來聽說她得癌症保外了，我很為她遺憾。

（二）在女監三監區再被毆打灌食

二零一一年三月，我被轉到三監區。來到新的監區，有新的人和事，我還是本著善化人心的一念。這個監區是生產監區，也有人說是暴力監區，因這裏的犯人多是殺人犯和搶劫犯，打架是家常便飯，但我不去看她們的這些劣性。我想只要是人，都有善的一面。不過，在這裏她們也確實讓我見到了這不好的一面。

五月七日凌晨兩點左右，我下床煉功。夜崗犯人魏繼波出面騷擾，企圖阻止，便命令我避開監控器去窗前煉，一會兒又讓我回到自己床上煉。我不想驚擾其他人休息，便站到自己床前煉。隨即被犯人魏繼波、葉秀芹、趙洪書三人撕扯拖拽到水房，僵持三十分鐘左右，我還是和她們講道理，堅持回寢室煉功，又遭到趙洪書、王玉波等人拖拽撕扯，頭部多處撞在牆上，後腦部及前額被撞多處大包。我還是走回原處去煉。這時三監區犯人頭兒趙紅書說：「大家都睡覺吧，我陪她玩兒。」

當時我在抱輪，她用肘猛擊我的胸部，我不自主地倒在床上，頭就撞在後面的牆上，我再站起來，她就又用同樣的方式擊倒我，反覆多次，我的頭後面撞得都是包，後來連成一片，腫的很高。她把我的胳膊反扭、大背銬形的，當時身體撕裂般的疼痛，近一小時，趙紅書又將我交給殺人犯王玉波。這個王玉波是個頭腦非常簡單的人，是最好利用的工具。王玉波用衣服捆住我的雙腳，用枕頭堵住我的嘴，又用棉被把我全身蒙住，用身體壓在我的身上大約三十分鐘，因到起床時間了，王玉波害怕其惡行被人看見，才放開了。我掙扎著站起來繼續煉功，這時搶劫犯人吳瓊起床像瘋了一樣衝向我，一陣拳打腳踢，緊接著又用棉被把我蒙住瘋狂亂打，後來有同修過來勸解制止才使其罷手。

犯人們出工後，販毒犯人王婷揪住我的頭髮猛擊頭部。這裏我要說的是，在九監區，我們有過一段緣，這個犯人因是剛到集訓隊，家裏沒人來看，我就給她買些吃的，照顧她，我清楚的記的她說過：「大法家」（她說在齊齊哈爾，她們都這樣稱呼法輪功）都是好人！我還真為其感動過呢！就這樣的緣份，她還能如此對待我，有時我就想啊，共產黨真的是把人變成冷血的機器了，多少人都是這樣，像石平的「蓄意謀害」，紀強的「瘋狂毆打」，所以我只是為他們難過，後來有的犯人知道這些都在罵王婷忘恩負義。但我只是可憐她，為了一點利益，被強迫出賣良心，她心裏也不會好過的。趙紅書當時拉開王婷，用胳膊肘猛擊我的前胸，將我擊倒在地上，我掙扎著剛站起來又被趙紅書用肘擊倒，連續十多次，直到同修進來制止才罷手。

一日，說獄長要來檢查，要求我打被摞，穿囚服，我不配合，遭到犯人頭趙紅書的毆打，毛衣領子被撕扯掉，我的臉、脖子多處被抓傷，被褥被扔到走廊。

二零一二年七月份，監獄氣氛緊張，據說是北京「六一零」進駐監獄，監區長康亞珍，於洪波出於壓力，下令把我和正在隔離的一個同修調換，我被隔離嚴管，犯人們戴穎慧、劉春華、王蕾利用這個命令對我實行殘酷迫害，要求我碼小凳，穿囚服，不許看書、學法、煉功。把我的所有法全部搜走。我不可能配合她們，我知道我配合她們就是給她們加罪業，犯人劉春華，王蕾就把我從床上拽起來摔在地上，又上來幾個人（劉春華，王蕾，戴穎慧，尚海豔）扭著我的胳膊，揪著我的頭髮，強行給我穿囚服，然後用床單反扭著胳膊一高一低的把我綁在暖氣管子上，胳膊像撕裂一樣疼，頭髮被揪的滿地都是。

當時正趕上房子粉刷，她們就用被子把我抬到二樓不足十平方米空間的小屋裏，掛上門簾，不讓外面的人看到，在抬的過程中我知道有很多外來工人，我希望他們能知道「法輪大法好」，我就高喊「法輪大法好」，她們就用被子堵住我的嘴，揪我的頭髮。新犯人頭目董文打我的耳光，最後用毛巾使勁勒我的嘴，簡直要把我的嘴勒裂開，再把整條毛巾塞進我的嘴裏，把嘴巴撐得像撕裂開一樣的疼，我不生氣，但我悲哀。新換的犯人頭目董文，就是接替前面那個趙紅書的，人還可以，可是在正義和利益面前他還是選擇了利益。我為世人悲哀，我理解她們，但更為其悲嘆，在平時，我用我最大的愛心去關心她們，從物質到精神，解除她們心中的煩惱與仇恨，但關鍵時刻她們還是站在惡的一面。她們用束縛帶把我的雙臂，雙腿背扣在後面，繫在一起。就像捆動物一樣，當時我只能用嘴和肚子撐著地。

過了幾小時，她們就又把我綁在鐵架子上，在那樣高溫的天氣下，在不透風的幾平方的小屋裏，後背靠著一條棉被，頭上、肩上頂著一條棉被，下面坐著一條用棉絮捲成的卷。我身上當時還穿著襯衣襯褲，外面裹著一層囚服。剛開始的時候她們有時還給我解開束縛帶，透一下氣，後來就一直綁著，不讓睡覺。

為了不讓犯人們再犯罪，我絕食抗議。五天之後，他們看我神清氣爽，就起了妒意，開始給我野蠻灌食，想用這種迫害形式逼迫我就範，灌食的時候故意亂攪亂插管子，我吐出來的東西都帶著血，每次灌食都灌大量的東西，把肚子撐的鼓鼓的，還在食物中加大量的鹽，目的是迫使我口渴時能要求喝水。九天後，我覺的這些迫害已對我不起作用了，她們看到我沒有痛苦的感覺，怕我會一直堅持下去，就開始和我談條件，我覺的我已經達到了證實法、反迫害的目的，就開始吃飯，幾天後一切照常。雖處隔離之名，但已無實質性迫害，只是見不到同修。

二零一二年九月的一天，因監獄修監控，犯人們又開始要求我穿囚服，不許煉功，我當然不配合她們，犯人劉春華、王蕾再一次把我從床上抬起摔在地上，扭著我的胳膊強行給我穿囚服，讓我坐小板凳，我不配合，犯人董文就命令其他犯人把我的衣服都扒光，身上一絲不掛，還說我再不穿，就殃及其他同修，把所有同修的衣服都搶走，這件事到最後不了了之。

二零一三年一月七日，女監發生了男獄警酒後到女監毆打女法輪功學員的事件，監獄要求所有的人都到走廊蹲點報名。我當時不知道發生了甚麼，管改造的大隊長於洪波找我談話，希望配合她們，說是獄裏要求的。我給她講真相，我說我並不是要對著幹，並不是不支持她們工作，而是因為我們不是罪犯，不應該受這樣的迫害。晚上又叫犯人跟我談條件，我仍堅持我的觀點。到點名時，犯人滕豔萍命令犯人姚麗、鞏玲玲、劉春華、史露瑩、張凱華、王小英、於波、任文昕等人強行給我穿囚服，她們十多個人撕扯著我給我穿囚服，把我按倒在地上，又拖到走廊點名，我高喊「法輪大法好」，嚇的她們趕快用透明膠把我的嘴封住。監區長康亞珍急了，用手打我的嘴巴子，不讓我喊「法輪大法好」，並說了看住她不許煉功的話。犯人尚海豔人高馬大，強行按住我，想迫使我下蹲，但沒成。

晚上我發正念時，被犯人滕豔萍制止，犯人劉春華，史露瑩把我從床上拽起摔在地上。第二天早晨，犯人董文、劉春華、史露瑩、尚海豔、慕玉蘭、趙華、張薇，幾個人把我按倒在地上，強行給我穿囚服，打被摞。我不配合，頭髮被揪的滿地都是，犯人吳迪跪在我的身上，犯人劉春華跪在我的頭上，改造大隊長於洪波命令犯人把我拖到一個低於零度的小屋裏，用極重的酷刑──上大掛，把我掛了十七個小時。在那裏，刑事犯穿著厚重的棉衣，一進屋就能凍透，當時的我只穿了一件線質小衫和比襯褲稍厚點的褲子，為了能讓我更痛苦，在前半夜，給我周圍罩了一條薄被子，後夜最冷時，把被子撤掉。我的手、腿、臂凍的僵硬，身體像撕裂一樣的疼，我知道那些犯人們也不忍心，她們知道我有多好。也說，你真是好人，可我們也得掙分回家呀。還說你真挺厲害，刑事犯用這種刑，不到兩小時，讓說甚麼就說甚麼，讓幹甚麼就幹甚麼……我不怨恨她們，只是為她們生在這世道而悲哀。最後是以我出去站著，包夾替我報名而結束這場迫害。

二零一三年一月底的一天，監獄要給犯人辦甚麼醫療保險，要交七十元錢，我說我很健康，不需要醫療保險，不辦，當時也得到認可。可是照相的時候，卻還是要我去照，我不配合，我的包夾也不忍心再折磨我，就躲出去了。獄警崔岩命令犯人董文必須把我弄出去照相，她們就幾個人把我從床上抬起，連拖帶拽，摁到凳子上，我低頭，他們就揪住我的頭髮拽，我不管疼痛，就是不讓照，那次我又被揪掉了很多頭髮。然後就不管了，當時我光著腳，自己走回寢室。扣錢時她們沒有扣我的錢，但出監時從我丈夫那裏要挾去的。

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距新年只差幾天時間，三監區把其他同修送到十一監區迫害，因當時邵影要出監而沒有走，然後就是我和賀春華留下來了。犯人們也替我高興，她們都知道十一監區是「獄中獄」，連刑事犯都不願意去。可是好景不長，僅兩個月時間，在管改造的獄長史耕輝的堅持下，四月九日，我和賀春華又被劫持到十一監區。在那裏我又一次遭受了非人的折磨。

（三）在女監的「獄中獄」遭受毒打

剛到那裏的時候，管改造的大隊長戈雪紅把我叫到一間屋裏，先是談了一些希望我支持她的工作一類的話，然後就開始搜身，在十一監區和九監區那種搜身是侮辱性的，要脫光所有的衣服，但一般都是犯人動手，獄警而且大隊長親自上陣還是第一次，她說她有底線，那就是我遵守監規，剩下的都好說。我只是講了我們的緣份，甚麼也沒有答應她。之後，我被帶到一個屋裏，要求碼坐、穿囚服、蹲報點名。我不配合，就來了很多人，有拽頭髮的，有踢踹的，也有跪在我身上的，我知道的有個叫趙岩（音）的小孩兒，她說是被派來幫忙的。還有一個人說：「上十一監區來試深淺來了？你也沒看看這是甚麼地方！」，說著又一陣拳打腳踢。看這一切都不管用，就有人說，罵她的師父，她就不敢了。又有人出主意把我的衣服都扒下來，不穿囚服就甚麼都別穿。然後打開窗子凍我，但是這對我無濟於事，我被摁倒在地上，四月份的風吹著我，我卻一點沒感到冷，還以為是地熱呢！身下的地板熱呼呼的。當這一切都不起作用時，她們就拿來了手銬，把我的雙手背銬在床上，下面放一個小板凳，還是要我碼坐，我踢開板凳，就那樣蹲著。幾個小時之後，戈雪紅來了，說她要下班了，如果我答應就可以給我鬆開，我說：「我有一條命夠吧？」她走了，這時給我戴的手銬已經勒到肉裏，手腫的像麵包。直到現在手銬刻出的傷痕還在。後來主管生產的犯人何冬梅找來我的同修，之前就到那個監區的，在那裏想見到沒「轉化」的同修幾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很珍惜，和她談了許多。主管的犯人也說監區條件在改善，特別是對我們這些沒「轉化」的法輪功學員，但要一點點的，不可能剛來就全部放鬆，一點點會體會到這裏的變化。在十一監區和九監區一樣，除了不給放污衊錄像外其它迫害方式一樣，每天從早上五點半起來坐矮凳，直到晚上八點半。洗漱、上廁所都要定時，就這樣被迫害了五個月。

五、被劫持到洗腦班迫害

五個月後，即二零一三年九月九日，冤獄期滿，我要回家了。然而走出「二門」時等待我的卻不是家人，而是全副武裝的警察。站了一排，而且是一輛很長的車，玻璃全是黑的，我當時能認出的是我們當地的「六一零」主任石平和民警常貴軍，後來認出一個人是劉佳忠。後來在路上我又看到了李俊立，其餘人都不認識，據說有醫生，還有兩個小女孩，是協警。進到車裏才知道，人家都說刑期滿後走出監獄「大門」，可我竟不知道「大門」是甚麼樣的，直接被從「二門」劫持到建三江青龍山「洗腦班」。

去接我的姐姐，聽說我又被劫持了，當時就暈過去了。她痛恨那些沒人性的傢伙，因為家裏還有一個患癌症晚期的姐姐等著見我呢，她盼了好久，終於等到這一天，卻連人的影子也沒見到。最後姐姐就是帶著這樣的遺憾走了。

被劫持到青龍山洗腦班時的十多天裏，我仍是本著善化所有生命的原則，希望能用自己善念和智慧去改變他們。我和他們談我的認識，希望能解開他們心中的結。包括那個叫顧松海的，我不管他是誰，在我這裏都是被邪黨謊言迫害的眾生。我也在和他談，他看起來很誠懇的樣子，但是我提給他的問題他無法解釋，用無神論根本解釋不了。

大約是二十號吧，他們找來了邪悟者，高英和吳秀華，看到這些人，我覺的很親切，畢竟同修過一部法，對常人我都有那樣的慈悲，何況是曾經的同修呢？我希望能讓她們清醒，所以我耐心的和她們講。但是他們沒有耐心了，或者是對邪悟者信心不足吧。二十三日晚上，開始對我施用酷刑。從早上開始就讓我站著了，一直到晚上，腿很硬，腫了。晚上他們把我帶到會議室，有三個男孩看著，後來知道他們叫朱少鵬、周景峰、金言鵬。他們把我的兩個手腕用毛巾包上，銬在床上，身體保持半蹲的姿勢，站不起來，也蹲不下去，在身體下方放著我師父的法像。我還奇怪，這是甚麼刑，但馬上我就感覺到它的迫害強度了，因為已經站了一天，經這麼一蹲，馬上就有虛脫的感覺，喘不過氣來，甚至大腦處於混沌狀態，意識都集中不起來，疼痛難忍，甚至一秒鐘也堅持不住了。我急速地喘著氣，虛汗直淌。後來聽陶華說，很多人都受過這種刑。我調整了一下心態，開始背《轉法輪》，慢慢的，沉靜下來了，呼吸均勻些了，過了幾小時，陶華來看我怎樣了。我就說：「你們這樣沒用，強制改變不了人心。」這時金言鵬警告我：「沒人願意動你，你老實點。」我就知道他們也打人。陶華看我不答應就走了，這時疼痛又一次襲來。朱少鵬，剛去的時候，我跟他講了很多，這時他勸我說：「來這兒的人都‘轉化’了，不管真的也好、假的也好，何必遭這份罪呢？」他說，這還是輕的呢，沒想整你，要想整你，有更厲害的。我就想還有同修遭受更痛苦的折磨。大約到後半夜兩點多鐘時，我的腿沒知覺了，支撐不住，但是我當時就想，寧可死也不「轉化」。我說了我的想法之後，金言鵬說：「想死，哪那麼容易？讓你生不如死。」說實話，那種痛苦真的是讓人生不如死。我也知道了為甚麼到這裏的人都說這裏是人間地獄。

其實這還只是肉體上的痛苦，精神上的痛苦更讓人無法面對。當屈服於淫威妥協後，接踵而來的就是每天都要違心的說假話，罵大法、罵師父，否則就再用刑。現在的常人說一句假話可能不覺的怎樣，因為社會就這樣，大家都習慣了。可是經過了「真、善、忍」洗禮之後的法輪功學員，已經把「真」刻入骨髓了，我已經有很多年都沒說過假話了。在洗腦班裏，感覺自己就像一個雙面人一樣，那種卑劣讓自己不齒。忘恩負義、背信棄義。常人還講「一日為師，終生為父」，而在這裏卻要被迫違背人倫，辱罵恩重如山、如天的師父和大法，讓人覺的已經沒有了做人的根基了，良心、道義無存，沒有活下去的勇氣。我也理解了為甚麼有人被迫害的精神失常，有人從洗腦班回家後就自殺了，因為做人的根基被毀掉了。

六、第二次被綁架到洗腦班迫害

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五日上午八點二十分左右，前進農場中學校長蒙鶴鳴找我丈夫，叫他到樓下蒙鶴鳴的私家車裏說點事，蒙說：「政法委要找蔣欣波談一談。」接著就把我的丈夫拉到農場辦公樓前，此刻門口已聚集了六、七個人，其中包括農場中學書記楊慶玉等。蒙鶴鳴讓楊慶玉也上車，他們一同乘車來到我家。說省裏六一零回訪，要我配合。我聲明自己是承受不住酷刑而違心「轉化」的，不可能再去配合回訪，並給他們講真相。蒙鶴明接了電話先出去了，其實是去報信。不久，就有人敲門。打開門，湧進來一夥人，其中有政法委副書記張國平、公安局副局長阮東、街道辦主任李智等十多人，他們拿著兩台攝像機進屋就錄這錄那。阮東檢查了丈夫的電腦，又跑廚房和陽台亂翻一氣。警察徐大彬叫囂著：「還能成佛祖怎麼的，這是共產黨的天下。」三、四個警察闖到兩個臥室搜查，把正在臥室睡覺的女兒叫醒並控制起來。

張國平和阮東輪番逼迫，讓我認可自己已經被「轉化」，我不配合。最後張國平說：「在這裏說不通，那就找個地方說，到青龍山去說吧。」阮東第一個動手，拽起我的右胳膊，見其他人都沒動手，阮東氣得大叫：「還等甚麼？怎麼都不上呢？」接著徐大斌、石平等五、六個人把我抬起來拖下樓，塞進車裏。在車裏，左右一面一個協警緊緊鉗制我，前面坐在桌子上的小協警壓著我的頭，那輛車正是去女監劫持我的車，叫巡迴審判車，很大，車裏有桌椅。我再一次被送到洗腦班迫害。

我的丈夫、女兒親眼目睹了我被綁架時的慘狀，非常擔心。他們知道洗腦班多麼殘酷，不知道我這次去還是否能活著回來。就幾次去洗腦班要求見我，都被拒絕，他們就更加擔心了。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想到了請律師通過法律途徑接見，以確認我的存在。然而沒想到的是律師竟被綁架，並被打折肋骨，正義人士亦被關押，甚至預謀判刑。而我丈夫自己也被警察傳喚，逼迫做違心的事。更甚至在接我的時候，在青龍山洗腦班被限制人身自由，強制寫「三書」。當時我丈夫質問：我也沒練過，怎麼談得上「轉化」、悔過，這不是笑話嗎？但是房躍春罵罵咧咧的，看似不寫就不能走出那個大門了，迫於淫威，丈夫就範了。

但是即使這樣我還是為這些人擔心，說心裏話，我沒有恨，雖然他們讓我背信棄義，讓我幾乎成了行屍走肉，痛不欲生，我還是替他們擔心，因為他們被矇蔽的很深。洗腦班不僅是迫害大法弟子，它也在毒害著在那裏的所謂「工作」的那些生命，如果洗腦班解體了，他們或許會反思，最起碼不會再給自己加更重的債了！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做出努力，結束這場迫害，使人心向善，道德回升，天道昌明，萬象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