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近一月過去了，張江的家人多次去法院詢問法官李培，既然律師無罪辯護的那麼清楚，為甚麼法院還不放人？李培說自己不當家。最近又獲悉，對於庭審，法院某些領導很「惱怒」，說甚麼張江家人竟然請北京的律師來「搗亂」，還「不認罪」，這回非得重判張江不可！

這就怪了，張江犯不犯罪應由法官根據事實、法律、證據、證詞等定奪。法院的領導怎麼能越俎代庖呢？再看看這些領導惱怒的原由，竟然是人家請了北京律師和當事人「不認罪」。當事人不認罪是很正常的啊。作為被告來講，法庭上不就存在著兩種態度嗎？一個是認罪，一個是不認罪。有罪的人認罪這是正常的，那麼無罪的人認甚麼罪呢？再者說，當事人有沒有罪，應由法官根據事實與法律來判定，法院領導能把所有被抓的人，哪怕是沒有絲毫罪錯的人都推定為有罪嗎？

是不是律師作了無罪辯護就是搗亂呢？要是那樣的話，恐怕相當一部份律師都要被視為搗亂了，因為很多律師都為當事人作過無罪辯護。其實律師的辯護不也就那麼兩種嗎？即使律師知道當事人有罪，他也要根據法律盡可能的為當事人找輕判的理由，不然人們請律師幹甚麼？要是無罪，那更要為當事人作無罪辯護了，這是律師的職業道德問題，法院領導管得著嗎？

然而，禹州市法院的某些領導就是要管，僅僅根據這兩點還要給當事人重判，真是個法盲！

需要指出的是，十五年來，中共對法輪功學員的所有判決全部都是非法的，因為法律上找不到任何一條為法輪功學員定罪的依據。中國憲法明確規定公民有信仰的自由，何況中共公安部、國務院公布的十四種邪教中，根本就沒有法輪功。可是在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中，非法的判決卻一直上演著，有些法院領導的表現完全是執法犯法。我們看幾個法院領導法盲的例子。

石家莊市裕華區法院院長：我不怕違法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七日，石家莊市裕華區法院對法輪功學員孫濤女士非法開庭。八點五十分，兩位辯護律師到達法庭門口，卻被法警攔住，要求對律師進行安檢，否則不允許進法庭。律師當即指出法警此舉違反了最高法院關於律師不安檢的規定，而法警卻說執行的是本院的規定。律師要求法警拿出本院的安檢規定文件，法警拿不出，也無法提供其他合法的依據，只是一味要求律師配合。律師嚴正指出沒有義務配合違法行為，並問法警為甚麼不執行最高法院的規定。

這樣僵持有十分鐘，該院分管刑事的副院長王惠上來說：「我不怕違法，我來搜。」說著就動手強行搜身。

遼寧本溪市明山區院長：把北京律師辭了

二零一四年六月三日，遼寧本溪市明山區法院對十二位法輪功學員非法開庭，法官季蘊芹違法對律師團強行安檢，眾律師拒絕配合非法要求。庭上，法官季蘊芹言辭刻薄，大聲逼迫十二位學員辭退北京律師，她說：「要麼辭退律師，要麼繼續開庭，回答！」庭下，明山區法院院長說：「只要你們把北京律師辭退了，法院出錢給你們請當地最好的律師。」

院長為何如此怕北京律師？寧肯花錢為當事人請當地律師，也要把北京律師辭退，還不就是怕北京律師做無罪辯護嗎？另外，誰見過法官逼當事人辭退律師的？請不請律師，請哪裏的律師，是人家當事人的事，你法院院長管得著嗎？你出錢為人家請甚麼最好的律師，你是人家甚麼人？那不是願意自己花錢犯罪也不願北京律師做合法的辯護嗎？

江蘇連雲港贛榆縣院長：若以後上訴，千萬不要改判

二零零五年三至四月間，江蘇連雲港贛榆縣有二十多位法輪功學員被綁架，遭到威逼利誘、酷刑逼供。警察還非法製作假證明、偽造罪證。當這些「證明、證據」轉送到贛榆縣法院後，刑庭庭長陳慶太等遲遲無法審判，他們害怕法輪功學員上訴。院長王寶鳴趕緊向連雲港市中級法院副院長范群電話彙報，說：這案子證據太軟，不硬，若以後上訴，千萬不要改判。

一審案子還沒有審，院長就開始為以後可能的上訴作打算了。明知道所謂的證據判不了法輪功學員的罪，還非要判，真是荒唐。

湖南衡陽中級法院法官：「我們院長不懂法！」

二零一三年二月，湖南省耒陽法院秘密開庭，一審誣判法輪功學員熊秋玲三年徒刑，所謂的罪名是「利用×教組織破壞法律實施」。熊秋玲上訴至衡陽中級法院，聘請律師辯護。律師在辯護詞中為熊秋玲作無罪辯護，要求無罪釋放熊秋玲女士。

同年六月，衡陽中級法院將終審判決書送給熊秋玲，撤銷了一審對她所有罪狀的指控，卻換了個「窩藏罪」，誣判熊秋玲三年徒刑。這個窩藏罪怎麼來的？原來是到她家做客的湘潭法輪功學員黃朵紅女士和她一同遭綁架，這就算她窩藏了。

人家上訴的理由非常明確。作為上一級法院來講，也只能在原有案情的基礎上，依照法律進行審判。可衡陽中院的領導卻來了個偷梁換柱，而且還不進行開庭審判，直接就那麼下了個終審判決書算是了事，全當兒戲一般。難怪連法官都說：「我們院長不懂法！」

話又說回來，為甚麼這些法院的領導竟敢明目張膽的執法犯法，他就不怕日後遭到清算？在這些人的意識深處，他們一向認為，只要中共不倒台，誰也清算不了他。別看中共定了個甚麼法官要為案件終身負責的條文，那是給老百姓看的。他要不違背法律，按照中共上層的旨意誣判法輪功，他就升不上官。在他這個法院領導的位置上，他就得聽中共的話。中共叫他判誰，判多少，他就得照辦。

而且中共一些法院的領導，他根本就是不懂法，他只知道照著中共上層要求的去做。例如，被稱為中國首席大法盲的曾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的王勝俊，文革上大學時學的是歷史。他曾提出過在對待死刑判決問題上要有兩個依據：一個是要以治安總體狀況為依據；另一個是以社會和人民群眾的感覺為依據。那只是對死刑犯這樣做嗎？對法輪功學員的非法判決，不都是中共以所謂的治安總體狀況，或甚麼感覺為依據而做的嗎？最高法院院長就這樣違法，其他的各級院長們，在具體處理法輪功案件時，又怎能不違法！

當然，也有一些法院領導學的就是法律，他們確實懂法。可是在中國特有的法制環境裏，他們放棄了本應有的職業操守，在對待法輪功問題上，選擇性的當起了法盲，而且這些人還特別會鑽法律的空子。對中共邪黨來說，甚麼樣的人適合當法院的領導，只有法盲最合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