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朱均秀女士訴述她幾次被綁架、非法關押期間險些被中共活摘器官的經歷：

我是成都市法輪大法弟子朱均秀，在一九九九年被迫害之前在成都市國家稅務局青羊分局工作，曾是優秀公務員，主任科員。一九九六年開始修煉後，嚴格按照真善忍的標準要求自己，我的身心都得到巨大的良好變化。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因到北京上訪告訴政府法輪功是被冤枉的，而被關監獄，單位的領導到監獄來強迫我立馬辦手續辭掉工作。

「永遠出不來」的地方

二零零零年我又三次到北京上訪，那時每天都有成千上萬甚至幾萬法輪功學員上訪，所有的大法弟子上訪就被抓，很多都不說出自己的姓名和住址。我七月二十一日被北京天安門警察抓捕後，我也不說姓名地址，我被帶到一個派出所，一起的還有七八個同修，互相都不認識的。派出所把我們分開做筆錄，那個給我做三次筆錄的警察（聽警察叫他王指導員），他開始對我很兇，腳抬起來就要踹我，我沒有害怕，眼睛正視著他，他把腳收回去了沒有踹，又猛的轉過身來，要用筆尖戳我的眼睛，我也沒有害怕，絲毫不動的正視著他，就要接觸到眼睛瞬間，他把手又放下來了，我一直用平和的語氣給他講真相。中途所長抽著煙進來了，舉起紅紅的煙頭，邊問我話，煙頭就往我臉上靠有熾熱感，我沒有動也不怕，他把煙頭收回去了走了。後來這個警察（王指導員）告訴我說：「我看你這個人很不錯，你不說出姓名地址太可惜了，要把你送到一個地方去，到了那裏就永遠出不來了」。

我當時看起來顯得比較年輕，三十七歲左右。現在回想起來他說的那個地方，就是供活摘器官的活體倉庫，這個活體倉庫的人數是非常巨大的。第三天凌晨二點過，我和那幾個同修被帶到北京崇文區看守所，每個號都關了很多大法弟子，每天都有派出所等地轉來的、有送走的（估計就是送到那個地方去了），都是沒有報姓名地址的同修。

我在崇文區看守所關了半個月，期間被一個叫梁警官的獄警提訊兩次，這個獄警看起來樣子顯得很忠厚，聽起來他語言誠懇，提訊兩次都是只說地址問題，他說：「你不說姓名可以，你只要說一個大概地址，我就把你放了。」我不相信他的話，他說：「我有這個權利，我說到做到，保證放你出去。不會告訴你當地公安，你還要謝謝我呢。」我就說了‘成都’兩個字。後來我問監室的同修們，她們在看守所沒有被提訊過（對此我不知道為甚麼？），她們都是沒有說出姓名地址的，我為此還傷心的大哭一場。結果看守所沒有放我，是成都公安駐京辦開車來接我的。

在駐京辦第三天早上趁他們沒注意我跑了，當時對我來說也是驚心動魄的，駐京辦出動所有人追找我，只有機場沒有去找，我正是乘飛機回家了。

第二次險些被活摘

二零零二年九月二十九日我被成都市金牛區六一零警察嚴重迫害，我丈夫被非法勞教三年（經營良好的私營公司被毀掉），哥哥被非法勞教二年，沒有修煉的姪女也被勞教二年（因住處放有大法書）。我二零零三年八月十號在成都市看守所開始絕食反迫害，被七八個人按在骯髒水泥地上，野蠻的鼻孔插管灌液體和不明藥物，我於八月下旬被轉移到青羊區醫院。

青羊區醫院在成都青羊區燈籠街，住院部四樓整層被看守所長期租用，作為監獄醫院，雙鐵門鐵窗，有獄警、武警專門看守，住院一個月我就被抽了兩次血。由於絕食，血管乾枯，每次仍被強迫抽一大管血去化驗。化驗單是保密的，不公開，監獄醫院由此秘密建立了我們的血液指標數據庫。

我們當時在住醫院有四個同修，其中一個最年輕的重慶市火車客運公司的列車員段世瓊（我們都叫她小段），到醫院才認識的，年齡不超過三十五歲被迫害死了（她的兒子才五歲）。在九月十一日左右，醫院和獄警剝奪段世瓊上廁所的權利，給段世瓊插尿管，不知道加些甚麼藥，九月十五日那天段世瓊很難受，說她整個胸悶痛的很，眼睛看不清東西，難受的呻吟，我們叫醫生、叫來人啊，沒有一人理睬，武警在外面還吼罵我們。那天是女惡警林幹值班，她根本不管、不問，沒有來看一眼，也沒有一個醫生到場，沒有採取任何急救措施。他們都沒有一點人性。我們幾個都被用刑具鎖在特製的床上，手腳都固定鎖在床上，在睡覺前我們都在注意著小段，我們每天晚上十二點半以後才睡著。

半夜我聽到有點動靜，把我驚醒了，看到小段床邊姓郭的武警在看著小段（沒有開燈也能看得見），我一會兒又睡著了。後來我又被急促的腳步聲驚醒，他們這次也沒有開燈，他們悄悄的急急忙忙的把小段抬走了，我甚至來不及問把人抬到哪裏去。

他們第二天揚言說段世瓊凌晨二點過死了，我就覺得奇怪，前幾天有一個男病犯人病死了，誰也不知道晚上甚麼時候死的，第二天早上叫不醒才發現人死了。後來我看了同修寫的揭露文章，說她家人去看她的屍體，看到的根本就不是段世瓊屍體（小段絕食變瘦了，樣子變化不大，皮膚還是白白的，是一個老嫗，小段的屍體哪裏去了，沒人知道！）。

後來獄警威脅我說：「段世瓊的死就是你的榜樣，你的下場，下一個就是你。」惡獄警黃文珍曾多次得意的說過：「我才不怕你們絕食，醫院死人正常的很嘛！」

我被折磨到奄奄一息，眼看就要死了，才叫人取保候審回家的。回去後才一個月法院又發傳票了，為避免再被冤獄迫害，我趁親戚不在家，突破樓下層層監控突圍走脫了，流離失所了。

第三次險些被活摘

我於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八日到金牛區檢察院去要被公安非法搶走二十萬現金和一輛新車等私人財物，遭到劫持，被金牛區中共檢察院、法院合伙捏造、誣陷、非法判刑八年。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下旬，我被關在成都市看守所一個多月了，看守所把我和別的號裏法輪功學員手銬在一起，說送去地方大醫院去體檢，我問：「為甚麼要體檢。」獄警欺騙我們說：「檢查出有病了就放你。」

到了一看，原來是成都市三醫院（是青羊區醫院的利益合作醫院），我們到醫院B超室，好幾個醫生已經在那裏等著了。他們只檢查心臟和腎臟，特別是心臟檢查的很仔細，檢查時醫生還嘆氣，很不滿意的說：唉，你的心臟太小了（因為我當時絕食反迫害一個多月了）。醫生還問我：「你家裏有沒有得心臟病的人。」我說：「有，我爸就是得心臟病死的。我丈夫得心臟病差點死在勞教所。」醫生們聽了更加失望，然後他們說：「算了算了。」他們還說了醫生術語。然後我們又被送回看守所。

我在看守所被折磨的奄奄一息，獄警看我快死了，醫生都說這人活不了幾天了，中共金牛區法院改成監外執行，我於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一日被他們扔給家人。

回去後他們看我奇蹟般又活下來，中共青羊區邪惡六一零警察又要把我收監。為了躲避冤獄迫害，我又離家出走了，過著流離失所居無定處的生活。

在這裏我只是把與活摘有關的事情說出來。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所遭受中共的肉體上的酷刑，刑訊逼供，精神上的瘋狂洗腦、經濟上掠奪搶劫都是超越魔鬼般的手段，我以前寫過揭露文章就不重複了。

我現在還在被中共邪黨警察四處追找中而流離失所、居無定所，我的親戚（常人）現在還被監控，我的身份證都不能拿出來，一查身份證就會遭綁架。

善惡有報是天理，隨著江澤民罪惡集團的一個個兇手遭報，還在麻木中執行江氏迫害法輪功的打手們應該驚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