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煉大法前，我是一個自尊心很強、利益心很重的人，不受人欺負，不讓人說，從不吃虧， 也很要強，愛打抱不平。那時候家庭矛盾大，經常與丈夫幹仗，不是罵就是打，孩子老是有病，幾乎每個月都打點滴，我感覺活得很累。

我當班主任，對學生沒有耐心，經常訓學生，甚至打罵，家長也不敢吱聲。經常收禮，覺得理所當然，還利用業餘時間給學生補課賺錢。

然而當我看完一遍《轉法輪》，我的整個世界觀都發生了變化，明白了一切磨難都是自己造成的，那一刻我發自內心的想修煉，使自己變好。得法後，我以「真善忍」為標準要求自己，不再爭名奪利，在家庭中能夠忍讓，做個賢妻良母。在單位放淡名利，每次評優我都主動讓給別人，工作任勞任怨，甚至一個人幹兩個人的活也不去計較，處處為領導考慮，更不佔單位一點便宜。我是校醫，醫用藥品器具等從不拿回家來自己用，嚴格要求自己。與同事之間相處和睦，不算計人，不拉關係走後門，淡泊名利，與世無爭。同事曾說：吳老師是咱學校最好的人。

因學校工作上的要求，領導和個人的材料著急打印，為及時完成任務，我有時中午飯都顧不上吃，這一點得到領導和同事的好評。有一次，一名老教師看我工作量大，直接找到校長要求給我減輕工作量。開學後校長把我的工作量減少了一半，過後校長跟我說：你的人緣真好。

我的性格也由於修煉法輪功變得開朗，樂觀向上，積極參加各項活動。比如教育局組織的教工籃球賽，我在單位是主力。按說我都四十多歲的人了，不該是主力，但是我身體好，有體力，這是全校公認的。每年一次的全區運動會我都有項目參加，跑百米每年都是前幾名，跳遠、接力等項目都有我，我成了多面手。在教學方面，我注重道德教育，言傳身教，從不要禮，更不收禮，堅持為人師表的原則，從不打罵學生，做他們的好朋友，關心學生的身心健康，教育學生要孝敬父母。有很多人都說我像變了一個人一樣。

屢遭中共的迫害

我用自己的行動在努力實踐著做個好人，做個道德高尚的人。可是，自九九年中共迫害法輪功以來，我卻遭到了中共一次次的非法抓捕、關押、勞教、洗腦等種種迫害，給我的家庭造成極大的傷害，使我身心受到摧殘。在壓力下，丈夫曾經四次想跟我離婚，都被單位領導同事勸阻了，因為他們都知道我是個好人。

以下是我幾年來遭受中共惡黨迫害的經過

第一次遭綁架

二零零零年正月初八一大早，當人們還沉浸在新年的餘慶時，突然聽到有人在急促的敲我家的門，當時我的弟弟、弟妹還在我家。我打開門，迎面見到兩名警察，其中一人叫仁廣林，開門就問我是不是煉法輪功的，我回答說是，他們又問我現在還煉不煉，我回答煉。他們就讓我去派出所一趟。

我很單純，沒想甚麼就跟他們去了派出所，可哪想到他們是有預謀綁架我的。仁廣林非法審訊我，讓我說不煉法輪功，還讓我寫不煉功的保證；我回答說，法輪功就是好，我煉功身心受益，不能說假話，更不能寫不煉功的保證。他看我很堅定就不再問了，到半夜十二點左右，他們把我劫持到阿城看守所。

我被非法關押期間，派出所警察幾天就來一次非法提審，當時的辦案人叫王中飛，態度蠻橫無理，誹謗法輪功，還恐嚇我們不寫保證就送到大西北永遠回不來等等，我和其他法輪功學員幾乎每天都在煎熬中度過。

這是一場由中共當局發動的從上到下系統的邪惡迫害。為了迫使法輪功學員放棄信仰，阿城 「六一零」人員、公安局局長、副局長，檢察院、法院等單位的領導都來到看守所，有的直接找我們談話，做所謂的「轉化」工作。我告訴他們我在做好人，按真善忍的標準做更好的人，往哪裏「轉化」？難道變成壞人嗎？他們回答，那我們不管，共產黨不讓你煉你就不能煉，你找江澤民講理去。 為了執行上邊的迫害指令，阿城中共當局還採用株連九族的手段，找來我單位領導和教委領導做我工作，迫使他們參與迫害。我告訴他們，我既沒違法更沒犯罪，當局沒有任何理由抓我，受迫害的是我。領導說單位也因為我被抓，不能評優。他們還給我的家人施加壓力，丈夫幾乎天天來，我的哥哥、弟弟，一大家子人都來勸我。弟弟要當我面割腕自殺。更過分的是，他們把我七十歲的老母親從日本騙了回來，目的就是逼我放棄信仰。但是我心裏清楚，是非、好壞我是清楚的，真理一定要堅持。看我不動心，他們就說我心狠、自私，我心裏很苦，怎麼跟家人解釋也沒用。每次家人走後我都大哭一場，她們在昧著良心迫害好人呀！丈夫一次次逼我，軟硬兼施，求我說：考慮孩子就寫個保證回家吧；我告訴他說不能昧著良心活著。最後丈夫迫於壓力，逼我在離婚協議書上簽字，家產一分不給我，孩子也不許我要，被逼無奈我在離婚協議書上簽了字。丈夫看我這麼堅定，氣得動手打我、罵我，大姑姐也罵我，原來他們在合夥演戲騙我上當。他們的心情我理解，中共搞了這麼多年的整人運動，老百姓都被搞怕了。

在看守所裏，幾乎每天都放誣蔑法輪功的廣播，不明真相的警察在無知中幹著壞事，對我們打罵都是經常事。我被關進看守所的當天晚上，看守所警察呂奇就把我雙手銬在板鋪邊上三天三夜，不能躺著，只能坐著，只有上廁所才能拿下來，放下來以後渾身酸軟。

法輪功學員的吃住條件都是非人的，一切行為都受限制。我們每天被強迫碼坐，不許說話，不許煉功，不許看書。警察還會經常突然闖進來搜監，發現有大法經文就搶走，還罰站，動手打人。法輪功學員每天早起煉功，警察就動手打人，用軍工鞋狠毒的踢我們，不管男女老少，幾乎每天早晨都能聽到各個監室裏的人被打的聲音，有的甚至被提出去打。警察還往監室裏扔鞭炮，往板鋪上澆水，弄得我們渾身濕透。

有一次我們正在煉功，副所長張文禮氣急敗壞的闖進來，抄起塑料管子（俗稱小白龍）就把我們一頓猛抽，我身上都被打青了。同修張素芹被打得遍體鱗傷，當晚就開始發燒，一連高燒五、六天。更凶殘的是，張文禮竟然對年僅十八歲的中學生李曉薇大打出手，而且還抽她的腳底，一邊罵著髒話一邊打，毫無人性，可憐的小姑娘被打的渾身是傷，腰部和大腿腫成了黑色。不久這個兇狠的副所長遭到了報應，下樓時腰閃了，很久沒能上班。

還有一次，公安局來了兩名女警察進來搜監，還非法搜身，說些誣蔑法輪功的話。我跟她們講道理。一個叫王佳的警察，非常惡毒的打我嘴巴，不讓我說話。我說我不是罪犯，你在執法犯法。可是沒有人聽我們的，這些警察被中共謊言洗腦了，甚麼都不聽。這些警察會隨時搜監，隨時非法提審，法輪功學員隨時都會遭受迫害，我們每天都在提心吊膽中熬過。

二零零零年，中共當局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是相當嚴重的，大約五月份， 阿城中共 「六一零」及看守所人員還曾經到外地去學習迫害經驗，目的是對法輪功學員實施更為殘酷的迫害。此次參與迫害的主要有阿城「六一零」主任王鳳春、公安局副局長張忠凡、法制科科長奚景龍、城北派出所所長王偉民、警察仁廣林、王中飛（迫害具體辦案人）、看守所副所長張文禮、警察楊奇、呂奇、高司機等。

我被非法關押了五十八天後回到家中，回來後才知道城北派出所勒索我家人五千元錢，我是被所謂取保候審放回的，這本身就是違法的。二零零二年我開始找各級部門要錢，跟他們講真相，經過一年多的努力，到零三年才把錢要回來。

第二次遭綁架

二零零零年六月十九日，我得知在阿城看守所被非法關押的法輪功學員已經絕食反迫害好幾天了，隨時都有生命危險，於是有很多法輪功學員到看守所聲援，我也去了。

有幾名學員去公安局找局長，要求立即放人。我們在看守所外靜靜的等候，到下午三點多，沒有聽到放人的消息，反而看到來了很多警察，分別把法輪功學員劫持到各管轄區的派出所。我被劫持到城北派出所，還有八、九個人。到了半夜，我們被綁架到第二看守所。

我們一進看守所就絕食抗議，幾天後，阿城區醫院醫生和110警察就強行把我們拽出去灌食，我們反抗，他們就打我們，把我們按住，插鼻管灌食，灌的是米湯，裏邊加了很多鹽。警察非常兇狠，不停的打罵我們，我被插的鼻孔、喉管都出血了。這些醫生和警察都被謊言矇蔽了，在無知中迫害著大法弟子。

十八天後，我的家人被王中飛勒索了一千元錢我才被放回（我知道這是非法的，後來被我據理索要回來）。到家的當天，不明真相的丈夫在各種壓力下，再加上一些人的慫恿，對我像瘋了一樣，一進屋就拿起塑料管和木棒狠狠的向我打來，打累了歇一會兒，然後就再接著打，還邊打邊罵：不讓煉就不煉唄，何苦害得我們一家人跟你遭罪……從晚上六點多一直打到十點多，足足打了三個多小時，打得我遍體鱗傷，這一夜我不知是怎麼過來的。第二天早晨臨上班前丈夫還留了一句話：今晚我回來你不開出離婚證明我還打你。

丈夫走後，我就來到單位跟校長說明情況，揭露迫害，領導和同事看到我被打得樣子都流下了眼淚。同事很氣憤地跟校長說：吳老師這麼好的人，憑甚麼挨打，太過分了。校長給我丈夫打電話做他的工作，說吳老師沒甚麼不好，你這樣做是犯法的，你非要離婚我開證明，但是你要三思。阿城公安局局長趙洪光蓄意製造的「六一九事件」，藉此迫害法輪功，從中撈取政治資本。

二零零零年末，學校領導找到我，說教委要給我降工資，我當時沒說甚麼，結果不久我就被降了兩級工資。參與此事的有教委黨辦書記婁文彬，政法委書記張大偉（已死亡）。

進京上訪被非法勞教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日，我踏上了進京的列車。我們一行八人沒有從當地走，而是取道雙城，正準備買票時，其中四人瞬間被抓。沿途有乘警盤問，在唐山警察上車查身份證，一路上處處都有人設關卡攔截，最後只有我們兩個人輾轉來到了北京。

我在天安門廣場拉開橫幅高喊：法輪大法好，還師父清白，法輪大法是正法！同修也一起高喊。片刻間警察瘋狂撲來，搶條幅、打人，把我們塞到警車裏，劫持到通州刑警隊，關了一天一夜，又劫持到哈爾濱市駐京辦事處。幾天後我被劫持回阿城，當路過天安門廣場時，我跟一個同修說，今天回去不知道甚麼時候再來，我想把我的心裏話喊出來。說完我就高喊：「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同修也跟著喊了起來。這時綁架我們的惡人嚇壞了，動手打人，企圖阻止我們。我們邊喊邊揭露邪惡，向世人講真相，警察瘋了一樣的打我們，用腳踹我們，把同修踢倒在地鐵門上，把我也打得臉都青了一個多月。

當天在北京火車站，警察怕我們揭露邪惡，把我們帶到一個角落，不敢到人群中去。到了火車上把我們銬在鋪邊上，不讓自由行動，我們絕食抗議。

回到阿城我就被關進了看守所，裏面已經非法關押了幾十名法輪功學員，有進京上訪被抓的，有在家被綁架的。其中有一對夫妻是被騙來的，家中只剩下兩個孩子。看守所副所長每天都在監室走一圈，大罵一通，說甚麼都把你們勞教，萬家勞教所「轉化率」百分之百，我拿腦袋擔保。眼見他那囂張的邪惡氣燄，我就站起來制止：你有幾個腦袋呀，我告訴你我絕不會被「轉化」。他當時就蔫了，灰溜溜地走了。我在阿城看守所被關了三個多月後，被阿城及哈爾濱市中共當局非法勞教一年，劫持到哈爾濱市萬家勞教所。

到勞教所後副所長史英白就給我們開會，我們清楚迫害要開始了。第二天同修很多都被包夾了。所謂的包夾就是警察指使在押犯圍著一個法輪功學員，吃住都跟著，不停地說，灌輸中共邪惡的謊言，做「轉化」工作。如果在押犯不同意做包夾，就會被勞教所加期。

有一天晚上我因煉功，被警察關進禁閉室，一關就是二十四天，期間不讓自由行動，一人一個小黑屋，手銬在鐵門上。這是個邪惡的黑窩，警察個個都很兇，白天不停的罵人，晚上十二點前不讓睡覺。警察每個人都被謊言洗腦，像機器一樣參與迫害。

後來我被轉到勞教所七大隊，同樣沒有自由，還被強迫看誣蔑法輪功的錄像，我們堅決抵制，也因此經常遭到辱罵、毒打等迫害。

勞教所平時伙食很差，一到上邊來檢查他們就造假，故意做幾個炒菜，欺上瞞下粉飾太平。勞教所為了執行中共的邪惡指令，完成「轉化」任務（「轉化率」達到標準他們有獎金），迫害步步升級，使用各種手段，強迫法輪功學員放棄信仰。警察被要求人人看《轉法輪》，研究書裏說了甚麼，然後反著說，或斷章取義欺騙法輪功學員，達到「轉化」目的。警察還找來法輪功學員家屬，顛倒黑白，挑撥是非，欺騙他們，卻隱瞞迫害事實，然後誣蔑法輪功學員無情無義、不管家人、自私等等。她們全然不顧這是一場對好人的無辜迫害，使得我們有家不能回。

有一次，來了很多警察突然搜監，翻床鋪，甚至非法搜身，我在沒有任何準備的情況下，一個女警把我的內衣拽掉，更流氓的是把我乳罩也拽了下來。我們同一監室裏有幾個老太太，有的都已古稀之年了，本應在家頤養天年，卻遭到勞教迫害。在中共的集中營裏，對老人根本沒有憐憫之心，連起碼的尊重都沒有。

一位叫曲岩的阿姨，遭受迫害非常嚴重，她每次煉功，警察都無理騷擾，動手阻止，甚至一次次把她拖到管教室罰站。老人家不配合，警察就凶殘的踢她。在勞教所裏這樣的例子很多。法輪功學員被毒打、被吊銬、被關禁閉的很多，每人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迫害。

有一次因為煉功，一姓林的隊長竟找來男警做幫兇，迫害我們。很多人被吊起來上大掛，我先被銬到暖氣管子上，後來被雙手倒背腳尖離地，吊了一天一夜，手背腫得老高，成紫黑色，渾身疼痛難忍，我咬牙承受，警察來回走動卻視而不見，當時我心裏就想：這次可能會被吊死了，後來其他同修有暈倒的才把我們放下來。

二零零一年，我親身經歷了萬家勞教所的所謂加期大會，當時那場面恐怖極了，警察全副武裝，戒備森嚴，每個法輪功學員的前後左右都有男女警察看管。他們把幾名法輪功學員帶到前面，宣布加期，接著就把她們拖拽到禁閉室，當天晚上這些人都遭受了酷刑折磨。此外，每個班的獄警都給法輪功學員送來「轉化」單，說如果不寫，明天就要面臨同樣迫害。我們心裏都很堅定，誰都不寫，究竟明天會甚麼樣，無從知曉。結果當晚就發生了震驚中外的萬家慘案-----萬家勞教所七大隊一樓「老三班」（堅定信仰的法輪功學員，被關了很長時間） 法輪功學員被迫害死三人的慘案。

由於萬家勞教所陰暗潮濕，條件極差，很多法輪功學員被染上了疥瘡，渾身奇癢無比，寢食難安。有的人全身上下長滿了膿包，爛的很深的大坑，每天一層一層的血痂，即使這樣惡警也沒有停止對她們的迫害，她們把法輪功學員拖到一樓，強行用小勺往嫩肉上刮膿，從樓上聽到一聲聲慘叫，撕心裂肺。

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份我被釋放，回到單位上班後，我感到壓力很大，同事都用異樣的眼光看著我，有意躲著我，因為電視播放法輪功學員自殺、自焚等造謠宣傳，人人都被毒害了，他們也分不清好壞了，我的行動受到監視，即使請假領導也會偷偷派人跟蹤我。回到家裏，丈夫也擔驚受怕，樓下經常有蹲坑監視我行動的人。特別是一到所謂的敏感日，中共當局都特別緊張，警察還經常上家騷擾。

第四次遭綁架

二零零四年九月的一天，我正在單位上班，校門外停著警車，裏面坐著一車警察，馬榮春和曲延武下車後，來到校長室把我叫去，並強行把我帶走，隨後城北派出所指導員劉偉仁夥同馬榮春、曲延武闖進我家非法抄家，並把我非法關進阿城第二看守所。在家人營救下，十五天後我被放回。

以上是我多年來遭受中共的迫害。在中國大陸有千千萬萬的法輪功學員與我有同樣的經歷。希望有良知善念的民眾站出來共同制止這場慘絕人寰的殺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