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九年「七二零」後，我因堅定修煉多次遭迫害。但是，不管環境多惡劣，迫害多囂張，我靠著信師信法的正念，闖過一個又一個關難，在師尊一路慈悲的呵護下，堅定的走到了今天。

算起來，我曾三次被關洗腦班、三次看守所、三次勞教所。每次，我都是靠著對師對法的堅信，靠著師父的慈悲呵護，闖過一個又一個魔難，從來沒有向邪惡低過頭。不論是在洗腦班、看守所還是在勞教所，我天天背法，持續不斷的發正念，我背的最多的是《論語》、《道法》，此外，還背《位置》、《正法時期大法弟子》、《建議》、《路》等師父經文和《洪吟》。一般我每天將《論語》、《道法》背九遍，餘下的時間背其他經文或《道法》中的片段，讓自己一直溶於法中，不被常人思想干擾。我感到不論多麼艱難，始終信師信法，從不迷失，與我不斷背法、溶於法中有很大關係，背法使我頭腦清醒，正念堅定，每當邪惡拿來邪悟的東西，我一看就知道是邪的，不能接受。

下面，我將自己修煉大法以來的點點滴滴寫出來，見證師恩浩蕩，並向慈悲偉大的師父彙報，與同修交流。

從佛教徒到大法徒

我從小身體很差，自會吃飯起就吃藥，經常住院，長大後渾身是病，弱不禁風，我從不逛街，因為我沒力氣，每天下班回家，要先在床上躺會兒，才有一點力氣做些家務。後來又患有頸椎壓迫神經，右手臂不能動，冷熱不知，無法醫治。

我家祖輩信佛，祖母及父母都是虔誠的佛教徒，在這種環境中長大的我，從小聽的都是佛教故事，十分相信神佛。八八年我在南京拜師當居士，後又去鎮江拜了一位很有名的高僧為師，但這些都沒能讓我從病痛中解脫。

為了治病，我還學了十多種氣功，哪個氣功師辦班我都參加，也沒見效。九四年底聽說法輪功祛病健身的效果特別好，急於求醫的我就找上門去，輔導員告訴我法輪功是修煉，不是治病的。我一聽很失望。後來，一個朋友送我一本《法輪功》，我很喜歡看氣功書，就高興的看了。後來洗臉的時候，突然感到沒有知覺的右手知道冷熱了，我太高興了！第二天我興奮的告訴單位同事，法輪功真是高層次的功法。

但是我仍然照信佛教，把每天去煉功點煉功當作鍛煉身體，很快我的膀子能動了，全好了。期間，慈悲的師父多次點化我。比如，我一走進別人家的佛堂，唱佛機就不響，我一離開就響，兩三次如此。我心裏暗想：看來我煉的這個氣功（法輪功）層次很高，但還是不明白法輪功是修煉。

一九九六年六月，南京賽虹橋賓館舉辦輔導員培訓班，我被人邀去旁聽，幾天聽下來，我終於明白了法輪功是真正往高層次上帶人，是真正的修煉，而不僅僅是祛病健身，也明白了不二法門的法理，末法時期的佛教已度不了人。在師父慈悲牽引下，徘徊一年多的我，把佛教中的經書、佛像等全部送人或送往寺廟，與佛教徹底了斷，把氣功書全部銷毀。我正式走入了法輪功修煉，一心修煉法輪功，信師信法一修到底。

親身實踐「真、善、忍」，心性得到了真正的提高，身體也好了，為國家和自己節約了不少醫藥費。那時我們單位每年給不報銷醫藥費的獎勵100元，我破天荒得到獎勵後，把這些錢都捐獻給了希望工程。我的同事、朋友、家人看到我的變化，也都紛紛走入了大法修煉。

一次，我看了《密勒日巴佛修煉故事》，一看就哭，控制不住的抽泣，我不知道這是為甚麼，總感覺有甚麼說不清的因緣牽動著我的心。在我後來歷經重重魔難的修煉中，密勒日巴佛忍苦精進的堅強意志，始終激勵著我放下生死，金剛不動。

人們口耳相傳著大法的美好

我長年照顧癱瘓的父親。九八年十月，父親再次住進南京一家部隊醫院，住「47床」。在照顧父親期間，我把法輪大法的美好告訴更多有緣的人，向醫務人員和病友大量洪法。大家都非常接受，包括負責為我父親治療的副院長，我不但給了他全套大法書籍，還給他看了一部隊醫院老院長寫的修煉體會，他更加相信法輪功。一次，副院長在政治學習時間組織病區的醫生、護士在小禮堂看師父講法的錄像帶，看完後，副院長說下午開會就討論這個，他說：「如果這個社會上人人都學法輪功，這個社會該多好啊！」

當時，我周圍人來人往，有人想學法輪功，別人就會說快去找「47床」。父親的病床號都出了名。從副院長到醫生、護士、病人不少人走入修煉。

一天，一個外地的癌症病人闖到我們病房，他癌細胞多處擴散，已無法醫治了。我給他看大法資料，第二天他就跟著我去煉功，隨後把剛剛開的幾千元的藥扔了，說現在開始專修法輪功，結完帳回家去了。兩個月後，當他紅光滿面的出現在醫院時，大家都震驚了，他連原來禿了的頭頂都長出了頭髮。他告訴我，這次來南京主要是為大家請寶書的，原來他和妻子在當地洪法，已建立了一個煉功點，他成了輔導員。像這種情況還有好幾例。經濟困難的農村來的，我就贈送全套書籍及錄音錄像帶。

我用大法「真善忍」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得到人們的信任。我每天一大早去附近煉功點煉功，護士把病區樓門鑰匙都交給了我

父親的單位經濟狀況很好，我陪護的床位費可開在醫藥費中報銷，但我堅持自費，有個別醫生要我用我父親的名字開藥，我接過單子用自己的錢取藥，不走父親的帳，後來他們知道了，就再也不好意思讓我開了。周圍人都說修煉人就是與別人不同，很多人都覺的修煉法輪功的人真好，品德高尚，不佔一點單位的便宜，待人又友善。這也促使更多人想走入修煉。

大法遭迫害　弟子討公道

九九年四月二十七日上午，九十高齡的父親離開了人世，我收拾完後，當天離開了那家醫院。後來得知那天正好大家去省政府請願。

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澤民這個人中小丑啟動中共邪惡的運動機制迫害法輪功。南京市法輪功煉功點的義務輔導站站長、片長馬振宇、龐浩、艾志青等五位同修被警察抓走，我為此兩次去省政府請願。

七月二十二日凌晨五點多，我來到省委，大門外兩側已有不少人，好多是外地來的同修，他們那裏也有人遭綁架，原來是全國的統一行動啊！早晨，我和同修們手挽手排列在省委大門兩側的人行道上等待代表們進去談判要人，在我旁邊的是一位鹽城來的老大爺。不一會兒來了很多警察和便衣，並開來了好多輛兩節車廂的大公交車。警察把我們全都趕上公交車，我們不肯上，警察就打、拖、拽，同修彭繼龍的頭被打破。在車上我們集體背《論語》、背《洪吟》，馬路上的行人都看著我們，有的人在抹眼淚。車把我們拉到一個學校的階梯教室，那裏好幾個教室關著許多法輪功學員。中午我們都沒有吃飯，有的在默默的背法，有的小聲切磋。直到下午來人把我們趕回家看「殃視」。

看到電視滾動播放誣陷師父、誹謗大法的節目，想不到江澤民政治流氓集團利用整個國家的宣傳機器造假，欺騙世人，毒害眾生，想不到這麼好的功法不讓煉了，我十分難過，以為政府不了解情況，作為大法修煉者，我有責任把大法的美好，自己的親身感受和切身體會去告訴政府。第二天一早，我又去了省政府。

一大早，路上的行人較少，我在離省委還有一站路遠的人行道上，就被警察抓上了警車。原來離省政府幾站路遠就戒嚴了，不給通行。下午，我被公安分局帶回，又被單位從分局帶回。單位要我寫保證，我說我沒犯錯，不寫。一個要好的同事（她曾學過幾個月大法）來勸我說，你就寫不煉功，反正你也不練氣功了，你照修你的大法不就行了嗎？由於學法不深，法理不清，對修煉的嚴肅性認識不夠，又礙於情面，我糊塗的寫下「不煉功」，還錯誤的認為這樣也蠻好，兩全其美。同事替我在上面寫了「保證書」，我也沒制止，後來與同修交流，才明白做錯了，心中痛悔萬分。我做了對不起師父、對不起大法的事啊！這是對大法犯罪，給大法抹黑。後來我在明慧網發表嚴正聲明，下定決心，今後一定要做到「頭掉了身子還在打坐」[1]。

九九年十月，傳來山東同修趙金華被惡警打死了的消息。為了給大法、給師父、給同修討還公道，我們覺的應該到京城去鳴冤上訪，這是我們大法弟子義不容辭的使命和責任。我與十多位同修踏上了進京上訪之路。

臨走前，一要好的同事來看我，我告訴她我要去北京上訪，可能回不來了，這家裏你需要甚麼拿甚麼吧！我姐姐不會要的（因我沒結婚一人生活），鑰匙我也不戴了，給了她，她當時就哭了。我安慰她也許能回來，不要難過。我一個人沒家沒小的應該走在前頭，為大法而獻出生命我感到無上的榮幸！我把錢全帶上了。

在北京，因為我們沒帶身份證，住宿不好找，還在郊區的麥田裏過了一夜。十月下旬，北京天氣已經很冷了，即使將雨披緊緊的裹在身上，我們這些南方人還是冷的直哆嗦，我們乾脆不睡，站起來煉功。後來住在北方同修安排的住宿地，與全國各地來的同修學法切磋，法理上有了很大提高，心性得到了昇華。我們十幾人分坐兩輛麵包車去天安門，我們這輛平安返回，另一輛還沒進天安門就給抓了。回來後得知大光路派出所和我們單位已到北京找過我，我被派出所關了兩天。

決不交書

九九年八月的一天，派出所上門來搜書，我正好不在家。派出所在門上留了一個條。我回來後，同修來了，告訴我她把書交了。我說怎麼能交呢，這不是出賣佛嗎！她說不交書就要坐牢，我說坐牢就坐牢。我準備了幾件換洗衣服和牙刷毛巾，提了個小包到了派出所。警察說：「你來了，要交大法書。」我說：「書我還要看呢，不能交！我反正衣服都帶來了，隨你們吧！」晚上很晚時，我被單位保衛科接走，心很堅定，我沒有交書。

九九年從北京上訪回來後，為了防止我再去北京，我被監視居住。白天兩個居委會主任來我家，夜晚兩個同事睡我家。我與她們洪法、講真相，她們都知大法好，都知我從一個「藥罐子」變成了一個健康人。我每天學法煉功，她們不管。

一天，我與居委會主任講大法真相，她問我為甚麼有病不給吃藥，我告訴她師父沒有講有病不給吃藥，並把大法書拿出來給她看，沒注意派出所的兩個警察闖了進來，他們拿起我桌上的書，一看是《轉法輪》，拿了就走。我上去搶奪，沒搶下來，急得眼淚直掉。想想沒保護好大法書，我傷心的痛哭。後來居委會主任趕緊到同修那兒找了一本《轉法輪》給我。

「這是非法拘禁」

九九年十二月的一天，我得到一份同修的修煉體會交流材料，我覺的寫的挺好的，就想複印幾份給大家看看。在南航附中複印店，老闆發現印的是法輪功資料，打了110報警。不一會兒，110和大光路派出所的警車都來了，我聽那老闆跟警察說，這回除了錢外，是否應該給他送一面錦旗。可憐的老闆啊，為了一點名和利，不惜出賣自己的良知助紂為虐！

當時就這事還被列為刑事案件，由白下公安分局刑偵科審訊我，問我資料的來源，無論他們拍桌子、打板凳，威逼恐嚇，我始終不吭聲。第二天，南京電視台及南京所有報紙都沒有圖象的報導了此事，還說甚麼「此案還在審理中」。一些同學從電視報紙上知道我被抓後，主動為我疏通關係，找警察想保我出去。警察說：「其他案件可幫幫忙，但法輪功的案子絕對不行，這是政治問題不好通融。」可見中共迫害政策的殘酷。

我被非法拘留一個月。從看守所出來，我仍被單位監視居住。每晚兩個同事睡我家，白天她們把我送到派出所關在留置室，晚上她們再來接我。在派出所留置室，我背《洪吟》，跟警察、嫌犯講真相，他們都承認法輪功好，並說，那天複印店的老闆舉報後，值班警長遲遲不出警，110警車到後他們才到，警長說他一聽報案知道就是我，在所長打了三次電話催促、責罵下才出警。

一天，一名男同事知道我被關在派出所後，對我說：「這完全是侵犯人權，實質是非法拘禁，是違背憲法的。」從此，我再也不肯去了。警察說那就到居委會吧，我堅決不去，同時提出不讓同事來我家陪護。單位也說人手緊，抽不出人來，根本不想派人來。至此結束了幾個月的監視居住，恢復了我的人身自由。

破除精神病院的迫害

二零零零年五月的一天，白下公安分局、大光路派出所、單位來了十多人，想騙我去精神病院，說給我檢查檢查身體，還騙我說很多功友都在那裏，正好讓我們見見面。我態度非常堅決，說：「不去！你們問問左鄰右舍、單位同事，我有沒有精神病？我們家也沒有精神病史，我沒有精神病，為甚麼要讓我去檢查？」

警察從早上七點一直磨到晚上九點，最後讓我寫一個不去北京的保證。我告訴他們，這個保證我更不會寫。晚上十點，他們把我交給單位保衛科才離開。

過了幾天，派出所說市局要來人跟我談談，我本著救度世人、講清真相的慈悲，準備了茶水瓜果，禮貌客氣的接待了他們，跟他們講述我修煉大法後的親身體會以及大法真相，有理有據的回答了他們的提問，包括開天目、功能等方面的問題，談的非常融洽。事後得知，那天來的並不是市局的人，而是南京精神病院的主任及兩名醫生，是來給我做鑑定的，結果醫生說我思維清楚、理智，精神正常。

被農科所洗腦班迫害十五天

二零零零年四月二十日，我被警車強制從家裏帶到南京市江寧區農林科研所的一個洗腦班，這是南京市辦的第一個洗腦班，關押了大約二、三十人。我將《轉法輪》放在一個袋子裏套在脖子上，掛在胸前的衣服裏。洗腦班三人一個房間，派出所和單位各派一人監管，我堅持每天學法、煉功不耽誤。發的攻擊大法的書我不看。臨走時，我悄悄把攻擊大法書裏師父的照片撕了下來，帶走珍藏。我被洗腦班非法關押十五天，還被勒索七百元錢。

在看守所裏開創學法煉功、講真相的環境

邪黨開始迫害法輪功後，我仍常去月牙湖煉功，直到二零零零年九月我因做真相資料被綁架。

二零零零年九月的一天傍晚，一位同修打電話約我出去面談。這位同修因發真相資料已被非法關押在看守所半個月了，她終於出來了，我真高興！匆匆吃完飯就出了門。雖然才半個月，同修瘦了許多，她說：「我把你講出來了，警察講保證不抓你，他們說不講資料是誰給的案子就不好結，講出來這個案子就結束了。他們一再保證不會去抓你我才講的。你放心好了，沒事的！」我說：「你怎麼能相信邪惡的話呢？那是騙你的！我今晚不能回去了。」我想怎麼辦呢？我去哪兒呢？我身上還沒錢。同修說，「這麼晚了，不會去抓你的，你明天一早到我老家躲幾天。」我又沒有其它辦法，就這麼辦吧！

我回家收拾了兩件衣服、牙刷、毛巾。剛躺下，嘭！嘭！嘭！的敲門聲響了。晚上十一點多鐘了，我怕吵了鄰居，趕緊答應「來了！來了！」進來了派出所副所長和一個女警察，說「有點事到所裏核對一下。我說帶洗漱用品吧，一邊拿起我預先準備好的包。他們還騙說不用帶，一會兒就回來。

到了派出所，市局、分局警察全在。市公安局一處的張玄對我非法審訊，說《轉法輪》他已看過多少遍了，他到天安門去很多大法弟子還以為他也是法輪功學員呢，有的還給他留下通訊方式。他想與我在法上談談。我告訴他們：我不想說一句話，這就是我現在的修煉狀態。從那時起，我開始絕食抵制迫害。在派出所我被非法審訊了四天四夜，隨後，又被非法關押到南京看守所。

我繼續絕食，第八天他們開始給我灌食，有次灌食直灌到我喉嚨口，胃全撐滿，已經灌不進去了，卻還用大針筒頂著肚子死死的硬往裏壓。惡徒們按住我的雙肩、雙肘、雙膝、一個人在頭頂摳住下頜骨使我的頭仰著，我被她們按得死死的一動不能動。她們怕我吐，又捂住我的嘴，我難受無比，就要窒息了。最後胃承受不住壓力，「嘭」的一聲，噴了她們一臉一身。

我絕食爭取到了煉功學法的自由。由於大法弟子不斷講真相，號房裏的在押人員好些都知道真相。我繼續給她們講真相，號房環境很快正的很好，從號長到在押人員都對我很好，催我煉功。我煉功，她們就圍在身邊跟著學，我背《洪吟》，她們也跟著背。那時，師父的經文《排除干擾》剛出來，我常常默念裏面師父的一句話：「我要的是堂堂正正修煉的弟子、金剛不破的偉大的神。」我要做師父堂堂正正的弟子，堅定的信師信法。

後來我被非法勞教一年半，被劫持到句東女子勞教所迫害，我走的時候她們都流淚，大家都捨不得我走。三次進看守所都是這樣。

在勞教所堅持絕食反迫害

句東女子勞教所的環境極為邪惡，北京「幫教團」來搞強制「轉化」，採取各種殘酷卑鄙的手段對法輪功學員洗腦。二零零零年，我一進勞教所三中隊，所長牛忠萍就找我談話，我講述了我修煉法輪功前是單位有名的「藥罐子」，是慈悲的恩師把我變成了一個健康的人、一個道德昇華的人，我決不會做忘恩負義的小人。我的整個生命與大法同在，我視大法高於自己的生命。我把路堵得死死的，讓邪惡對我死心。

我與同修切磋，指出「轉化」是錯誤的。外面的同修設法送進來師父經文，大部份同修很快清醒過來，寫了嚴正聲明，共同簽名，並由戴小敏起草，提出「無罪釋放」等幾點要求。

一次蘇州同修小林抄寫的經文被警察收走，大家齊心抗議。第二天一大早，我們集體煉功，所長牛忠萍看我們全在打坐，氣跑了。上午大家不再去所謂教室，在監室集體學法、切磋。獄警開始干擾，把大家的被子、洗漱用品、行李包裹全部搬走。我們知道正邪大戰開始了，大家堅持著，不動心，中午集體絕食，都不去吃飯。警察密謀把我們打散、拆開，從車間帶出一二百個犯人，集中在操場上準備對付我們。這時，同修不知怎麼一個個都把經文塞到我手中，我把經文全揣在懷裏，紮緊了腰帶，抱著放下生死的一念，不動心。隨後，大家手挽手站成兩排，高聲背誦《論語》、《洪吟》等經文，我看到一位還有善心的胡姓警察流淚了。下午一點多鐘，警察全副武裝，把我們一個個強行抬走。最終我們全部被拆散，轉到各小隊。

我被抬到一個隊按在床上，不得動彈。從那天起，大家開始集體絕食。新關押進來的四中隊的同修聲援我們，「法輪大法好」的喊聲此起彼落，勞教所已亂成了一團。我們被分到各生產小隊，繼續絕食並拒絕幹奴工。警察下令把我們抬到車間，我們每天在車間坐十五、六個小時。

勞教所成立了一個小分隊專門強制灌食。鹽城同修王建平，在強制灌食時，咬住皮管，餘惡醫（男）用老虎鉗把她的牙齒撬掉然後灌。輪到我時，餘惡醫吸取教訓，先用開口器撐住我的嘴再強灌。因絕食反迫害的人多，每人一天要被灌兩次，灌食人員從早灌到晚。我和鹽城同修王建平、朱素芳三個人堅持到最後，被送進句東勞教所大醫院。在醫院，我們繼續絕食。王建平因生命垂危被保外就醫。

大醫院的潘、徐兩位院長和一位婦科醫生都還有善心，嚴冬臘月，別人值班給我們灌的都是冰冷的米糊，而他們值班灌的都是熱的米糊。一姓楊的女惡醫心狠毒，灌食的皮管從不清洗，她嫌髒，自己從不動手，叫包夾用皮管在我們的鼻腔內瞎搗。

我和朱素芳一起絕食，絕食到五個多月時，餓的很難受，一天，我們夢見兩棵筆直的松樹手挽手，這是師父在鼓勵我們！那幾天，我真的不感覺到餓了，心中充滿了信心。

有一次，剛灌下去，我就癱倒在地，吐了一地，人休克；朱素芳吐的少，都吸收到了體內，出現明顯的中毒症狀，醫院趕緊給我們掛水搶救。朱素芳後來全身浮腫，瞳孔放大，被保外就醫。聽包夾說，院長後來過問此事，得知是女惡醫楊某在米糊內放了大量的食鹽，她後來遭了惡報，腿腳浮腫，一個多星期沒能來上班。

醫院裏就剩下我孤單一人。我仍堅持背法煉功，醫院只當看不見。半年後，我被轉回中隊，關在樓梯肚禁閉室。同修告訴我師父出了新經文《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我記的師父在這篇經文中說：「無論在任何環境都不要配合邪惡的要求、命令和指使。」我一切不配合，絕食抗議非法關押，不穿牢服、不掛牢牌、不報數等，多次被非法延期，長期關禁閉室。一次在女所小醫院灌食時，我無意中看到灌食記錄，上寫×天×天自食米飯，任意填寫。戴眼鏡的李醫生（較善良）看到我在看，慌忙拿走說：「不要看！不要看！這是糊弄上面的，上面要來檢查。」這次，我絕食了七個月。

我被關在禁閉室，梅雨天，水泥地上都滲水，勞教所不給我床睡，就讓我睡在地上鋪的一張木板上，木板和被子都是潮濕的，「包夾」都喊腰、腿疼，我卻哪裏都不疼，而我修煉前就有嚴重的關節炎，是慈悲的師父在呵護和加持我。

一晚，我做了個夢，夢見一顆好大的杏樹，上面結滿了杏子，有青的、有黃的、有小的、有大的，其中有一顆最大的橙黃色的杏，在夢裏師父點化我，那就是我，是師父鼓勵我信師信法。那時，師父經常在夢中點化、鼓勵我，我曾夢見過很多跳躍的魚，有的魚跳的很高，還有很多我都不記得了。

我共被非法加期十個月，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在師父的慈悲呵護下，我終於闖出了句東女子勞教所這個大魔窟。

黨性滅絕人性的活例子

二零零三年二月一天晚上七點多鐘，大光路派出所教導員朱益華派片警吳佳愛、副所長（瘦高個）伙同「610」騙開門闖進我家，以邪黨要召開兩會為由，將我和同修戴小敏綁架。那時我剛被勞教所迫害了兩三年，才回來一個多月。

記的二零零零年五、六月間，當時還是白下區公安分局組織科科長的朱益華，要住院開刀，做子宮切除手術，保姆不好找，沒有人照顧她，我去義務照顧她，不要任何報酬和禮物。在醫院，我對她精心照顧、無微不至，幫她倒尿、擦身、洗衣服，同時告訴她大法真相，選擇了一些真相資料念給她聽，她都能接受，同病房的病人也聽。我照顧她將近一個月直到她出院。出院時，還給她家中打掃衛生、床鋪全部洗好，接她回家，直到她家來人我才離開。我並不求甚麼報答，也不要她為我做甚麼，但也想不到我從黑窩才回來兩個月不到，她就把我綁架、送去迫害。我深深感到，這場對法輪功學員群體滅絕性的迫害，讓多少人喪失了良知和人性，被中共邪惡的「黨性取代和消滅人性」（《九評共產黨》）。

闖出白下區洗腦班

我被抬出家門時，大聲呼喊：抓好人啦！抓好人啦！我的手死死抓住門鎖上的鐵鏈子，惡警強行掰開，將我的手弄的血肉模糊，又用棉衣堵住我的嘴，將我強行塞進停在我家後門的黑車內。他們也知道做的是不光彩的事，因此選擇在晚上、後門遮掩他們的暴行。

戴小敏被劫持進看守所，因被體檢出肺不好被保外就醫。我被綁架到白下區洗腦班。

在白下區洗腦班（當時洗腦班租用江蘇社會科學院的地方），我絕食抗議迫害。「610」主任謝翀，用心險惡的安排南京電視台「社會大廣角」節目的人來，說要給我曝光，讓社會上的人看看煉法輪功的人怎麼「自殘生命」。面對記者的話筒，我揭露警察、「610」的謊言欺騙，控訴他們對我的迫害，我絕食是對無辜迫害的抗議。我對他們說：「你們要曝光，那就把我說的這些全部都錄上，上電視曝光。」漸漸記者的話筒不再對著我了，最後採訪不了了之。

後來，街道綜治辦主任來說：「不要你寫甚麼了，回去遵紀守法，你只要點個頭就放你回家。」我說我本來就是個遵紀守法的好公民，要點甚麼頭。

洗腦班結束後，白下區政保科黃水成等宣布對我非法刑事拘留，立即送走，給我銬上手銬，一個陪護當時就被這情形嚇的大哭。兩個惡警惡狠狠的把我從三樓拖下去，扔在地上。我身上被擦傷，鞋被拖掉，腳後跟在一層層樓梯上磨出了血，手銬在拖拽中越來越緊，手銬上的鋸齒勒進肉裏，緊勒在骨頭上，後來回家好幾個月手銬印才消掉。我一直背著師父剛發表的《師父的新年問候》裏的一句法： 「正念顯神威　回天不是盼」堅定著正念，沒有一點害怕的念頭。

我被抬到看守所，一量血壓已測不到了，看守所醫生說要趕快送醫院搶救。白下區幾個送我去的惡警罵我裝死，又把我抬到醫院。在醫院，我向醫生講真相，醫生問我為何去北京，我告訴她是因為相信政府才去的，去反映自己修煉法輪功的真實體會，講清法輪功真相，請醫生幫助。醫生點點頭，從來沒有為難過我。在醫院呆了大約一星期，二零零三年三月底，我終於正念闖出了白下區洗腦班。我從醫院回家後，一看家中被抄的一片狼藉，這次抄家是歷次最嚴重的，連衛生間的排氣管都被拆下來檢查，給虛弱的我生活造成了很大困難。我桌上壓在盒子下面的1000元錢也被搶走，至今都未歸還。

我為此諮詢律師，一方面對律師講真相，另一方面，我也要用法律手段維護公民的正當權益。律師說他們內部有規定，一律不許接法輪功的案子，他對法輪功一點不了解，我就對他講真相，我們交談了很長時間，他明白真相後，對我非常同情和尊重，對無法幫助我表示歉意，最後一直把我送出門。

絕食兩個多月 二次闖出勞教所

二零零三年底，為了讓單位下崗、退休的更多職工明真相，我買了一千多張賀年卡，手寫一千多份真相和祝福，在一次單位集體活動時贈送給每個同事。因為是賀年卡，大家都很高興的接受。

一天我帶了賀卡騎車，正準備去單位給沒拿到的同事送去，一輛在外守了兩天的黑車將我逼到馬路邊，白下公安分局的匡宇清兇狠的一把把我拽下車來，塞進警車。他們奪走我的鑰匙入室搶劫，沒有任何手續和清單，抄家時也不通知我姐姐（她家就靠近派出所）。我臥室門鎖被踹斷，門上帶泥水的皮鞋印至今還在，我一直不擦，留作見證，這就是中共警察，完全是一派土匪流氓行徑。這次我又被非法勞教三年。

在看守所被非法關押兩個月後，我再次被劫持到勞教所。我不配合照相，包夾把我抬出去，放在地上，我躺在地上閉著眼。可能因為照片是閉著眼的不好貼牢牌，因此我一直沒戴過牢牌。

迫害的形勢越來越嚴酷。我夢到一個操場上站滿了人，他們向我揮著手，那是等著我救度啊！我還有很多事要做！我再次絕食抵制迫害，我要絕食闖出去。

在女所小醫院，餘惡醫每次給我灌食都用插管抽出來插進去，故意把食管和胃腸插破。絕食一個多月後，我被帶到所外縣醫院檢查身體。醫院裏的病人看我戴著手銬被兩人拖拽著，都駐足觀看。我大聲說：我不是罪犯，我沒有罪，我是南京的法輪功學員，被迫害關在句東女子勞教所。兩個包夾趕緊捂我的嘴，民眾投來了同情的目光。我掙扎著大喊：江澤民迫害法輪功，修法輪功無罪！這時惡警董愛香趕緊叫包夾拖拉著我到B超室，叫醫生先給我做。

我一心想的是儘快出來救度更多的眾生，絕食近兩個月時，我被保外就醫。在這期間，我在夢中看到過一棵蘋果樹，上面有一顆又紅又大的大蘋果，有時夢到一束鮮花，我知道這都是師父在鼓勵我。

二零零四年，我被「保外就醫」從勞教所回來兩個多月後，警察以帶我去醫院複查為名，想再次將我送進勞教所，我堅決不配合，不開門，不去醫院，此事後來不了了之。

第三次被劫進勞教所，絕食一年半

二零零五年九月，南京即將召開全國第十屆運動會，一天，我買菜回來，剛走到大院門口，就被守候在那裏的大光路派出所教導員匡宇清、片警吳佳愛綁架到派出所後，銬在椅子上。市局國保大隊長肖寧健來了，說我還在外面亂竄，立即把我關回江蘇句東女子勞教所，服完剩下的一年多刑期。一會兒，句東女子勞教所獄警董愛香、劉霞、小醫院的陳獄醫來把我綁架走。車子經過我居住的小區時，我指著我住的那幢樓告訴他們，我就住在那裏102室，希望他們等法輪功正過來後來玩，他們都默不做聲。一進勞教所，我就被值班的大隊教導員周英以「安檢」為名，強制脫去衣褲，連短褲都被扒下來，進行侮辱性搜身。為了維護自己信仰的權利，抗議綁架迫害，我一去就絕食。

為了不讓上級知道還有人絕食抗議，避免在醫院灌食留下記錄。她們強行把我按在宿舍灌食。野蠻灌食中，每次四、五個人一齊動手，把我按在地上或床上，有的按頭揪耳朵，有的按腿狠命掐，有的按肩壓手臂。吸毒犯樊雅麗（河南人）、黃麗再捏著鼻子，捏不住就用毛巾包著捏，用勺子撬牙齒、壓住舌頭強灌。我的口舌被搗爛，被嗆的上不來氣，我掙扎著，她們就坐在我腿上狠命掐，把我兩大腿全掐的青紫。樊雅麗搧嘴巴，掐擰我的臉，吸毒犯余晏（鎮江人）將我的臉都摁癟了，她的心腸狠毒，每次專門揪幾根頭髮，撕裂般的劇痛，使我大聲慘叫。為不讓別人聽到我的哭喊聲，她們把門窗緊閉，外面放著高音喇叭。為了灌食時能揪住我的頭髮，夏天都不許我理髮。

樊雅麗非常邪，經常毆打我，我常被她折磨的暈過去，她就掐人中或搧嘴巴，我的人中被掐爛，腫起老高。由於我不配合，她們就用濕毛巾捂住我的臉，結果把我的臉捂破蹭爛。有的包夾，比如賣淫女付小轉（河南人）不忍心下狠手，常被余晏打罵；一個農村來的盜竊犯（安徽人），被她們罵的沒辦法，違心的摁住我的手臂，用膝蓋頂我的肋下，由於她力氣大，用力過猛，一陣劇痛，致使我的肋部在呼吸時一直疼痛。

二零零五年十月一日，惡警吳紅燕當班，我被折磨的暈過去幾次，她卻一直低頭玩手機，頭都不抬，根本不管，完全一副草菅人命的態度，這次灌了二三個小時（平時只要一二個小時），她就擺弄了二三個小時的手機，灌完後她們剛走，我再次暈過去，無論怎麼打耳光、掐、擰，我都人事不省。包夾趕緊報告，大隊長劉冬梅與惡警吳紅燕來了，問吳紅燕怎麼回事？吳紅燕扯謊說：剛才還好好的。後將我送小醫院急救。

每次灌食後，我滿頭、滿頸、全身都是噴出的麵糊湯，全身衣服被汗濕透，精疲力竭。有時拉肚子，上灌下拉，非常難受。為了逼迫我吃飯，酷暑灌完食有時不讓洗頭洗澡換衣服，導致我全身發餿、蒼蠅飛來飛去，招來包夾的辱罵。冬天，惡警趙金禮（連雲港人）叫包夾用我包內乾淨的羊毛衫擦，惡警董愛香叫包夾床上不要墊塑料皮，就是要把我床上的棉胎搞濕搞髒。

一天，大隊教導員洪鷹來勸說我「轉化」，並說哪怕假轉都行，我沒理睬。洪鷹便邪惡的讓三個包夾做作業、抄四書，署我的名，包夾都抱怨她們天天得抄邪書。其實，惡警就是給她們洗腦，用邪書毒害她們，怕她們受我的正面影響。

我堅持絕食反迫害一年半，期間被非法加期了兩個月，直至二零零七年三月結束冤獄回家。修煉前，我的腸胃很不好，能堅持長期絕食，這本身就是超常的，是因為我堅信師父堅信大法，是因為有師父慈悲的一路呵護，不然我是絕對走不過來的，我是不可能順利闖過這些魔難的。

第三次正念闖出南京市洗腦班

二零零八年奧運前，我被劫持進南京市洗腦班。之前，我就時常被警察騷擾，我不在家時，警察就用萬能鑰匙私自打開我的家門。記的大約二零零七年秋，我臨時去照顧一個病人幾個月，不在家，回來後發現放在抽屜內的一千元現金又沒有了！後來問警察，警察就說不知道。

在洗腦班魔窟，我仍三點四十分起來煉功，白天盤腿坐在床上背法、發正念，思想清靜，雜念很少。那段時間在家，我背法背的較多。

這時，師尊的法不斷從我腦子裏湧出來：「一個完全在法上的人誰也動不了」[2] 「不管怎麼樣，師父是不承認它們的。你們也不承認它，堂堂正正的做好，否定它，正念足一些。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它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認，它們就不敢幹，就都能解決。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說而是行為上要做到，師父一定為你做主。」[3]「沒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4]

我還想起了師父講法時舉過的一個例子：「有個學員一路講著大法真相、喊著‘大法好’，不管帶到哪兒，惡警說甚麼我都不聽，你打我罵我再狠，我也就是這樣。那個勞教所嚇的趕快退回去：我們不要。因為他們想：我轉化不了她，還影響一大片，（眾笑）他們還拿不到獎金。（鼓掌）沒有辦法，那派出所那往哪兒留啊？沒有辦法，送回家去了。」[5]

我非常坦然，一點不怕。洗腦班頭目高鵬飛拿著錄音機、攝像機，左攝右攝，折騰半天，一邊攝像一邊罵「不信治不了你」，還說「正必壓邪」。我心裏真想笑，覺得他們正邪不分真可悲，我才是最正的。我想：我這個正念之場一定能壓倒邪惡。我閉著眼睛，對他們的一切不看不聽，盤腿合十，大聲背法。區「610」吳勇、徐建平來過幾次，我立掌發正念，不理睬他們，一會兒他們就走了。

後來，保安拿來邪黨的「八個樣板戲」，我制止他們，說：我不看邪黨的東西！他們還在那放，我盤腿合十大聲背法。第二天，惡人又弄來邪黨的樣板戲，並且說片子多著呢，每個人都要看。我想：正邪較量，我得加大力度！乘陪護人員不備，我衝出房門，在走廊上大聲喊：「法輪大法好！我不看邪黨的東西！法輪大法好！」我不停的喊，希望同修們聽到都不要看，我的喊聲驚動了所有關押的房間，極大的震懾了邪惡，他們都跑出房門看，保安將我抬進房間，趕緊把門鎖上。從此再也沒放甚麼東西，不管了。

一天，我做了一個夢，夢見我要回家，問別人要坐幾路車，人家告訴我要坐八路車，我悟到是師父點化我要在「法」上，正念正行才能闖出洗腦班回家。我不敢懈怠，每天堅持煉功、發正念，並大量背法。關押兩個多月後，高鵬飛突然變臉了，說再這樣學法煉功就勞教，我不動心，他叫陪護不讓我煉功，我不理睬，平和面對，堅持我所做的。

一天，南京市「610」副頭目周亞東來對我說：明天放你回家，你保證回去後「遵紀守法」，你就點個頭吧。我依然說，我本來就是個好公民，我本來就遵紀守法，點甚麼頭。第二天，被非法關押三個月後，在師父的慈悲呵護下，我闖出洗腦班，正念回到了家。警察把我的MP3、MP4、電話本，一點都沒動，全還給了我。

「共產黨太邪了，難怪老天要滅它！」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底，我的家再次被十幾個惡警翻牆入院，撬門扭鎖，砸爛門窗，幾釐米厚的防震玻璃被砸碎，門口一片狼藉，搶劫了哪些物品我現在還不清楚。我被迫流離失所，有家不能回，市國保頭目肖寧健之流還在四處搜尋我，企圖進一步迫害。

我家人去樓空，兩年多來，大院裏幾百號鄰居，天天從我家門前路過，目睹著我家被撬壞的防盜網、砸壞的門窗，這些被砸壞的門窗見證了邪黨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鄰居氣憤的說：一個六十多歲的老太婆，沒偷沒搶，又沒做壞事，更沒殺人放火，不就是煉煉功、鍛煉鍛煉身體，告訴人家法輪功好，想讓更多的人受益，幹嘛整那麼狠？！都坐了幾次牢了，還要抓，這共產黨也真是太邪了，難怪老天要滅它！反正一個人，在哪兒都是家！不要回來，遠走高飛，不要再讓這幫土匪抓住，好好保重！多活幾年！

是啊，現在越來越多的人看清了中共的邪惡，選擇了摒棄中共，三退（退出中共黨、團、隊組織）保平安。不論邪惡如何迫害，都不可能改變真修弟子的堅定修煉的意志。我們沒有罪，修煉法輪大法無罪，歷史會給出公正的答覆，歷史將見證一切。

「我早就不想幹了」

二零零七年，我從勞教所出獄回家，白下分局參與迫害過我的一個警察頭目說：「現在我已不幹了，我早就不想幹了。」我為她遲到的覺醒而高興！

本來警察是匡扶正義、懲惡揚善、除暴安良受人尊敬的職業，但在中共高壓統治下，堅守良知，做一個有良心的好警察真的太難了！但是再難，也決不能推波助瀾、助紂為虐啊！即使沒有能力左右迫害政策，但是當讓你們向好人開槍的時候，不妨把槍口抬高一釐米，打沒打？打了，但沒打著，這樣回首往事的時候不至於內疚。更何況善惡有報是天理啊，迫害中，真正的受害者正是參與迫害的人，因為任何時候，人都要為自己說過的話、做過的事承擔責任，本應制止罪惡、保百姓平安的警察，如今卻在從事著執法犯法、迫害善良人的罪惡，這是江澤民政治流氓集團在拉你們這些警察往地獄奔、在拉你們走向不歸路。

其實，南京警察不是都為邪黨賣命的，也有不少有良知、有眼光的警察、「610」人員，暗中保護大法弟子和大法資料，不願做邪黨的替罪羊。曾有同修告訴我，一個警察抄她家時，拉開抽屜看到一抽屜大法資料和書籍，趕緊合上，在別的地方翻翻弄弄，最後轉身靠在抽屜上說，這屋查過了，沒有。還有的警察在抄家、抓人前，想方設法告訴同修的家人。是啊，把「槍口抬高一釐米」，善待法輪功學員，人們會記住你的善行，同時也為自己及家人選擇了美好的未來，何樂而不為呢？

結束語

二零零九年三月，我供在師父法像前的一束銀柳上盛開了兩束淺黃色的優曇婆羅花，一束就有一百多朵，這是師父對我的鼓勵。

感謝師尊把我領上回歸之路，讓我找到了生命的真諦，讓我在返本歸真的路上不斷修去人心，兌現誓約。在師父的慈悲呵護下，跌跌撞撞的走到今天。反思自己，由於學法不深，被舊勢力鑽空子一次次迫害，給救度眾生帶來了損失。現在，我唯有做好三件事，用更精進的行動，抓緊有限而珍貴的時間，彌補不足，不辜負師尊的期望，完成好歷史賦予我的責任與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