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特曼先生在研討會上發言

在兩次研討會上，四位分別來自加拿大、美國和德國的專家學者報告了他們有關中共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這一罪惡的調查研究結果，同時回顧介紹國際社會對這一拷問人類道德良知的重大問題的逐步反響和最新動向，並呼籲更多的政府和民眾為制止中共這一反人類罪行共同努力。

在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全面曝光中共強行摘取器官牟利的罪惡，在這兩場在名校名城舉辦的研討會中，四位發言人的演講和問答讓一百多位聽眾有機會了解到一個正在發生的事實──在中國發生的反人類罪行，一場由國家調動的為謀取人體器官進行的屠殺。

加深對中共器官摘取罪惡的認識

研討會發言者有一個共識：系統性地謀殺以盜取人體器官是對全人類道德良知的公然挑戰，一場由國家調動的為謀取人體器官進行的屠殺是對每一個人人性的挑戰，這場由國家調動的迫害是對人類的犯罪，對法輪功的迫害在中國的每一個角落發生著，整個社會從上至下，罪惡無處不在。

從研討會上的發言可以看出，進一步確定器官活摘發生數目本身不再是四位發言人的關注焦點，他們的調查工作進展更集中體現在對罪惡本質的進一步認識、國際社會採取的切實行動是甚麼、中共自己正在如何進一步自曝其醜等方面。研討會上，多次有人稱中共「被證明為謀殺政權」。

首先發言的大衛•喬高的發言題目傳遞了明確信息：「終止在中國發生的反人類罪」，觀點之醒目令人震驚：「我們這裏要講的是一個一黨專制國家從1949年開始對被認定為它的反對者的統治和暴力鎮壓，這一過程的最新內容是大量的法輪功學員的器官因為商業器官移植目的被摘取。」

喬高直接鼓勵國際社會和各國政府對結束這樣的罪惡做出現實努力，他指出：「有責任的國際團體應該通過可行的建設性的渠道對中共政府施加壓力從而終止在中國發生的反人類罪」；並建議英國參考澳洲紐省加強有關立法管理的做法，例如立法禁止本國公民與居民從任何國家或任何渠道接受被活體摘取並轉賣的器官、禁止培訓器官移植醫生從事非法器官移植和不道德交易等政策。

喬高和麥塔斯的聯合調查報告已在二零零六年七月、二零零七年一月和近期先後三次發表，他們收集的用以證明指控的證據也從最初的十八類增長到五十多類證據。儘管如此，麥塔斯在劍橋講演後回答記者提問時說：更能說明問題的不是了解數據是多少，而是要去了解中共是怎樣進行「真實數據掩蓋」的，他認為在中國，可以用來支持器官摘取調查的數據是存在的，比如說法院會有死刑犯數量的數據，問題的關鍵是透明度問題，「是中共掩蓋數據的問題」。

今年來堅持開展獨立調查的葛特曼一直在跟蹤觀察國際社會對中共器官摘取罪惡的態度之變化，他不無驚訝地發現美國參議院的政治家們近期開始非常明確使用「反人類」來定義中共活摘器官罪行，呼籲要把相關責任人送上國際法庭。他還分析認為中共高層已難以壓蓋得住器官摘取罪惡的發生。他認為2012年初王立軍進入美國領事館以及後續的一系列事件，包括之後「活摘器官」一詞在百度搜索上短暫解禁，證明活摘器官背後的主要參與者包括王立軍、薄熙來、周永康和江澤民等一串所謂中共系統中的高層人物，意味著活體摘取器官罪行與中共政權體制的緊密聯繫。其受害者包括藏人、維吾爾人，而最大的受害群體是法輪功學員。

葛特曼在牛津大學研討會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無論如何，活體摘取器官罪行是中共掩蓋不了的。他說：「西方有一種說法，那就是說常常不是罪行本身，而是掩蓋罪行的企圖會讓罪行曝光和受懲罰，著名的‘水門事件’就是一個典型代表。但是，中共犯下的活體摘取器官反人類罪是罪大惡極，是無法掩蓋的，不是能夠通過所謂的‘改革’、‘變化’就能讓事情了結的。只要中共不承認這一反人類罪行並不允許開展獨立調查，就談不上改革；只要中共不對中國大陸那些消失（在中共勞教系統裏）人員的家屬有個交代，中共的改革就是空談。這件事是否了結，要由法輪功學員和其他消失人員的家人和親屬說了算。」

深入剖析 中共反人類犯罪機制

麥塔斯在牛津大學研討會接受記者採訪時指出，有些人仍然不能相信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罪惡，是因為他們不了解中共暴力專制的本質，他認為：「如果你不了解中共的本質，你很難理解為甚麼這麼殘酷的事情得以如此大規模發生。要了解中國必須首先記住中共體制下的中國現實與我們西方社會的情形完全不同，這種巨大差別主要源於中共的存在；中共的行事方式、統治方式就是濫用它的權力，而在我們（西方民主社會）這裏根本不允許中共的這種極端侵害和極度控制的發生。我認為西方社會必須清醒這一點。」「如果誰想停止對法輪功的迫害，就會觸及到中共的本質和核心。對於共產黨來說，要他們自己做出這種改變是不可能的。」

醫學博士李會革的報告題目是「器官摘取罪行在中國成為可能的背後原因是甚麼」，他在報告中基於對中共奪權後以及當今中國社會現實的分析，指出中共破壞中華傳統文化並用無神論的洗腦教育毒害中國人，從而讓中國人對中共邪黨樹立起的所謂的‘黨的敵人’充滿仇恨，而且是可以泯滅人性的仇恨，這種‘惡化’的社會土壤是大規模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罪惡得以在中國發生的一個重要原因。」

葛特曼在四月二十六日劍橋大學講演時強調指出：中共是盜摘人體器官慣犯，而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罪惡是基於邪黨權力體系的大規模集體犯罪。根據葛特曼的調查，中共至少早在一九九四年就開始在新疆活摘被關押犯人的人體器官了。在中共意識形態洗腦下，中國民眾已經習慣接受對政治犯的非人對待。

讚歎法輪功學員堅持不懈講真相的重大意義

在牛津大學舉辦研討會當天恰巧是一九九九年「四二五」法輪功學員和平請願十四週年紀念日，這個標誌法輪功學員遵循真善忍標準、堅持真理的紀念日，凸顯法輪功學員堅持不懈講真相勇氣和毅力的重大意義，包括在推動國際社會正視中共活體摘除法輪功學員器官罪行上的作用作用。

麥塔斯在牛津大學會後接受採訪時說，事實上，法輪功學員堅持真理的努力已經成為為重建醫學道德的動力，圍繞法輪功學員的器官被強行摘取這一罪惡，法輪功學員堅持真理的努力對建立一個法制健全、有職業操守的國際器官移植系統做出了貢獻。他認為醫學倫理是移植界必須關注的問題，移植手術必須保持最高的道德標準。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是在人權和醫學倫理方面都是不可想像的悲劇。他說：「法輪功學員修煉真善忍，而對（器官摘取）這一領域來說‘真’就最重要了，因為要能夠把真實的信息傳達出來，當事人能夠真實面對所發生的事實非常重要。我認識很多法輪功學員，我對他們遭受的迫害非常關注，我希望迫害早日結束。當然作為一個律師，我當然總是希望我的當事人能夠理性地提供真實的證詞群體，因為這樣才能保證有力量的證詞。我充份感受到法輪功群體在講真相上的堅持不懈的努力，以及他們已經成為在建立全球器官移植道德體系方面的真誠努力。」

葛特曼也認為，「法輪功學員能夠在這麼多年來長期堅持，堅持到街上去講真相，近年來又堅持不斷地提器官摘取這個問題，這需要時間，但這為國際社會開始改變對器官摘取罪行的態度打下了堅持基礎。」

聽眾表示對反人類罪行發生感到責任感和負罪感

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罪惡在世界各地被揭露，同時國際社會反響升溫。不少聽眾在了解真相後馬上付諸行動去制止反人類罪行。

四月二十五日的牛津研討會上，來自牛津大學醫學、法學、宗教文化等領域的專家學者四十餘人了研討會，報告結束後，報告人和聽眾之間的問答互動非常活躍。與會人士中不少人表示自己被中共迫害法輪功真相所深深震驚，認為中共系統性地謀殺以盜取人體器官是對全人類道德良知的公然挑戰、是最邪惡的罪惡，必須制止。

麥塔斯表示，七年來他和喬高一直在世界各地介紹他們的研究成果，他高興地看到近期國際社會的反響越來越強烈，大家對真相有了進一步的認識，雖然過去關於反對人權迫害的努力一直存在，但現在有關的行動明顯增加。

從國外來劍橋短期逗留的薩拉（Sarah）女士也是劍橋研討會聽眾之一，她是位虔誠的基督徒，她表示：「我對這樣大規模的殺人罪行的發生感到震驚，我更對社會對這樣事情的發生不管不顧感到更加痛心和遺憾。想想一個名人換件新衣服就會受到多大的關注。我現在最突出的感受就是負罪感。如果我們不嚴肅對待我們所了解的有關（活摘器官）這一行為，我們在道德上和政治上也得對正在發生的事情，承擔一部份責任。」

「我媽媽是德國人，從這裏聽到的讓我想到一些上世紀三十年代猶太人在歐洲受到的對待。作為半個德國人，我特別關注這些事情。我希望猶太人所受的折磨不會再次重演。」

瑞那德德拉•拉巴特•斯密特先生（Reynavd de la Bat Smit）是出席牛津大學研討會的一位退休教授，他過去的專業包括宗教、古希臘語等廣泛領域。他對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感到非常震驚，認為這比納粹大屠殺更邪惡。研討會結束後他興奮地和發言人交談。他說：「我感到十分震驚，對我來說，不經同意摘取別人的器官是極度的人權侵害，更別說這樣的侵害還與酷刑和其它損害相伴出現。這樣的事情不是該不該發生的問題，是完全錯誤的事情，我對這樣的事情在中國發生感到驚訝，如果發生在其它地方國際法早就該起作用了了，中國醫生允許這樣的事情發生讓我震驚，我認為這完全違背了醫生必須遵守的職業道德。我不明白（這裏）為甚麼沒有醫生上街遊行。」

斯密特表示研討會還讓他進一步了解了今天的中國，他說：「我沒有想到（中共體制下）‘文化大革命’的教育造成中國人喪失善心，讓人儘量狠地、無情地對待所謂的‘敵人’群體，我不知道中國人如何去擺脫這樣的洗腦教育後果。」斯密特感謝麥塔斯和喬高等人所做的努力，認為每個人，包括他自己都要為中止中共器官摘取罪惡盡自己的努力，因為每個人都應該維護人權，不能坐視這麼嚴重的人權侵害不管。

除了在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成功舉辦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研討會外，「反對強摘器官醫生協會（DAFOH）」還於2013年4月23日在蘇格蘭議會舉辦了議員聽證會，並將於4月29日在英國國會舉辦「在中國發生的不道德的器官移植」研討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