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冤

九九年七二零後，大法蒙冤，我們鎮上的大法修煉者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了中共公安部門的監控、監視與騷擾。我鎮同修曾被金崖鎮派出所所長余春、代玉貴（片警）傳至派出所非法問訊並沒收大法書籍、資料；而且還無理規定讓我們隨叫隨到，定時報到。

二零零零年三月份，我與同修金吉林、胡月梅決定去北京上訪，因為我們知道我們的師父是清白的，我們按照大法真、善、忍的標準做人是沒有錯的。當時本著對政府的相信、懷著一顆善良樸實的心願──去北京為大法說句公道話。於是，我們踏上了去北京的列車，想讓政府了解並傾聽我們作為大法修煉者真實的心聲。當我們風塵僕僕的來到天安門廣場，卻被便衣抓到天安門分局，轉押駐京辦事處，後又被榆中國安大隊單永平（隊長）等押回榆中。

屢受迫害

我們被押回榆中後，就被非法關押至看守所，在拘留期間不但被強制勞動，還非法罰款二百元，且經常遭受惡警隊長張世宗與單永平的辱罵，這樣屈辱的日子整整過了十四天。

二零零零年十月份，惡警單永平等人闖入我的家中，拿出公安局長漢尚斌簽字的搜查證，強行對我家進行搜查，搜去大法書籍及部份真相資料。其後將我與同修金吉林、張廣林、金俊龍四人劫持到榆中看守所，非法關押一個月之久。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惡警單永平再次闖入我家，準備再次實施綁架。我母親質問單永平為甚麼無辜抓人，他置之不理。強行把我帶走，一路上對我不停的進行辱罵，說打就打，一直將我劫持到榆中興隆山附近的一個賓館內。就連縣政法委書記也野蠻的動手打我，並且惡狠狠的說：「打的就是你，誰看見了？你能怎麼樣。」

二零零二年八月份，惡警單永平又一次非法將我劫持並關押在榆中縣公安局的一間小房間裏，起初把我的雙手銬在一根鐵管子上，後又銬在老虎凳子上整整一夜。惡警趙子龍、單永平除了不時的辱罵外還動手打我，第二天又將我關押到了榆中看守所。

同年十一月，榆中縣法院對我們九名法輪功學員非法判刑。

二零零三年元月，我被轉到蘭州監獄入監中隊非法關押，被強迫做奴工，剝大蒜。大蒜的數量很大，每一天的勞役時間都超過十幾個小時，從早上七點起幹活，除了吃飯時間，每天都要幹到八九點鐘甚至是十二點多，如果還幹不完，那就甚麼時候幹完，甚麼時候才能休息。即使如此，還是有很多人完不成定額，只好在熄燈後加班幹活。一次，牢頭張永紅與我發生爭執，動手打我，把開水往我身上潑。我找隊長反映情況，惡警隊長反而辱罵我，拿電棒電擊我。

二零零三年七月，我被轉到定西監獄一監區。在一監區除了逼做奴工外，還不斷的遭受王某某（教導）、蘇登科（分監區長）、沈為民（分隊長）多次侮辱、歧視性的所謂談話，還經常遭惡警拳打腳踢、惡毒辱罵及體罰：強行跑步、正步操訓練、長時間的站立等等。

二零零四年九月，同修畢文明被惡警打死後，為了抗議監獄對法輪功學員的酷刑與殘酷折磨，獄中同修不配合惡警的要求，點名時不答到。惡警沈為民對我肆意辱罵，毆打、抓著我的頭髮往牆上撞，致使我的脖子被打腫，腿和腳痛的走路都十分困難。每天晚上收工後都要進行人數清點，見我拒不配合，沈為民瘋了般的對我拳打腳踢，邊打邊罵。短短十來天裏，這樣的毆打不下七、八次。就連犯人都看不下去了，私下裏議論沈為民打人太瘋狂，直接把人往死裏打，太恐怖了。

當時我的胸部嚴重腫脹，疼痛難忍，連走路都無法正常行走。即使如此，沈為民也不肯放過我，指使包夾強行架著我繼續出工並對我實施所謂的嚴厲看管。為此，我進行了絕食抗議。見我絕食，沈為民怒罵道：你死了就死了，你愛怎樣就怎樣。而且在我絕食期間身體十分虛弱的情況下，依然沒有斷了辱罵和拳打腳踢。

後來我向監區長反映這事，可是他卻說他管不了這事。其實就是對沈為民暴虐行徑的默許、包庇縱容與沆瀣一氣。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份，蘇登科、沈為民強行將我銬住，我質問他們：你們這是幹甚麼？他們說要把你轉到一個好地方去。

就這樣，我又被轉回蘭州監獄三監區。剛一到，就被教導員李文關入小號，由四個犯人包夾著強迫我出工。每次找我進行所謂的「談話」，都少不了辱罵與人身攻擊；有一次他居然誣蔑大法、謾罵師父，我不想讓他造業太多，就嚴肅制止，他卻歇斯底里罵聲不斷，不讓我說一句話。其後便指使包夾不讓我和別人接觸、更不讓和其他人說話。

剝奪睡眠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在惡警李文的授意與指使下，犯人將小號室的其它床位拆了，只留下一張床，說是給我單獨準備的。實際就是他們對我要預謀進行迫害，晚上不讓我睡覺，當我睏的不行時，包夾就嘴裏邊罵著邊使勁的搖晃我的身體、推搡、揉捏，以圖能拖垮我的意志，從而達到讓我放棄修煉的目的。我對他們勸善，他們就說是李文叫他們這樣幹的。這些包夾在警察的包庇、縱容下，毫無人性、強行剝奪人身體最基本需求──睡眠，這樣的迫害持續了整整一個星期左右。

百般凌辱

二零零七年五月，因為我不配合惡警李文的要求，他們對我進行了又一輪的迫害。晚上李文值班時，就把我叫到辦公室，完全喪失人性的對我進行謾罵、與人身攻擊。其言語的惡毒與無恥是我現在無法可以用人類的語言描述出來的，完全就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地痞、流氓的嘴臉。李文用這樣的形式將我折磨了又是一個多星期。

二零零九年五月，我拒絕去車間勞動，李文找我談話，我說：「我無罪，無需出工改造。」李文惱羞成怒，在其後的一天，帶著六、七個惡警闖進監舍，把我推倒，強行拖、抬到值班室，按倒在地，有人按頭、有人按腳、還有人死死按住我的雙手，這些人用最原始、最野蠻的暴力行徑對我拳腳相加、搧耳光，打累了，就拿出電棒電擊我，還一邊謾罵一邊問我出不出工，我說：「不出工」。氣急敗壞的李文便指使惡警更加瘋狂的打我、用腳踢我，同時用電棒電擊我的頭部、手、大腿。這樣的惡行一直持續了大約一個小時左右，然後讓包夾把我拖、抬到車間，並指使說：「你們就像拖死狗一樣拖就行。」這次惡行造成我全身疼痛，二十多天無法正常行走。每天都是由包夾強行將我拖、抬、架到車間，然後銬在車間的鐵門上。

當時惡警教導員張海軍專門負責掌管鑰匙，對我上廁所的時間、次數他都要限制，每天只允許上午一次、下午一次而且時間還不能長。一次我要上廁所，張海軍故意不給鑰匙，導致我把尿尿在褲子裏，張海軍等聽後竟然毫無人性的大笑不止。

後來我不配合站隊，惡警分監區長李世斌問我：「你怎麼不站隊？」我說：「你們打我、罵我，我就不站隊。」李世斌居然厚顏無恥的說：「誰打你了，誰看見了？」

後來惡警監區長王鳴松找我談話，我給他講了上次的惡行並問他：「為甚麼這樣對待我？」豈料，王鳴松竟然說他不知道。我要求他們把這件事給我一個合理的解釋，王鳴松卻說：「給你解釋甚麼，你是甚麼大人物啊！」由此可見，一個老百姓的人身安全在他們眼裏居然甚麼也不是。

於是我要求約見檢察院談話，惡警李文百般刁難，還說：「我就不給你約見，你能怎樣？你有本事就去告。」當時，看著李文的臉我心底莫名的悲涼，是甚麼讓一個人變得這樣？又是甚麼能讓一個人參與迫害善良時還能理直氣壯呢？

結語

這些年裏，我無數次受到迫害，家人與妻子也受到了莫大的傷害。二零零二年我被綁架時，妻子正患病在床，而家裏、孩子、田裏都需要她一個人帶病去照料，很難想像整整七年，她是怎樣挺過來的。

回首十幾年走過的修煉歷程，和許多同修一樣，雖然遭受了邪惡的殘酷迫害，今天我依然堅持我的信仰，寫出這些不是還在記恨你們曾經的罪惡、只是希望能喚起那些參與迫害的人們心底還存有的善良；人做事，天在看，從古到今沒有人能逃得了善惡有報的天理；但願你們能多看看真相，那是你得救的希望；如果你能選擇善良，我真的願意將那一切野蠻與暴戾遺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