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迫害法輪功的十幾年裏，我也遭到了嚴重的迫害，以下是我被迫害的經歷。

1、其實早在1999年7月20日中共全面迫害法輪功以前就已經開始對法輪功進行監控和調查了，自1998年開始，我地北城派出所的指導員老閆就有時去學法點或煉功點，目的是監視學員和所謂的搜集情報。1999年4月25日之前，因何祚庥誹謗大法，我和其他學員去天津說明真相。我們和許多學員一起在天津教育學院院裏呆了三天。這三天裏大家都是靜靜地學法煉功，井然有序，一派祥和。就在第三天傍晚，突然來了很多防暴警察，像瘋子一樣，連喊帶叫的，開始抓人打人，親眼目睹就有幾名前排學員被他們拖地拽著，扔上了警車。後來我們又到天津市政府，要求釋放被抓的學員。

2、1999年4月25日抓的學員，去北京上訪。從天津回來後，我又去了北京，就是震驚中外的1999年4月25日法輪功學員萬人和平請願。學員們都整齊地站在人行道兩側（盲人道空開），站在隊列後面的學員有的在學法，有的在煉功，沒有標語，沒有口號，只是派幾個學員代表去跟總理反映情況，大家都在靜靜地等著消息，大家都很自律，保持環境的安靜和衛生，有的學員還把警察扔的煙頭都撿起來。到傍晚，學員傳來消息說：總理答覆了學員的要求，大家瞬間就離開了。我們幾個是最後才走的，府右街已沒有幾個學員了，都是各地來京接學員的警車大巴，還有胡同口看熱鬧的市民，他們對我們說：「還不趕緊走，他們會用機關槍突擊你們。」我到家已是第二天早晨四點多了，聽幫我帶孩子的朋友說：「我們一夜都沒睡，晚上老有警察來敲門，把我們嚇壞了。」

3、1999年7月20日，我去北京上訪。到國家信訪辦之後，見大門緊鎖。迎接我們的是警察，我和其他大法弟子被抓到北京石景山體育館，後又被分留到北京六里屯的一個學校裏，關到晚上被放出來。後因還要去上訪，可到處是警察在抓人，跟我一起的學員都被抓走了，我在北京轉了三天，真是上告無門，只好回家。因我知道我們當地有很多學員被抓，而且我們單位正在找我，我沒敢回家。就去了老家。

單位還去老家抓我，沒抓著。在老家住了一段時間後我回家了。回家後北城派出所的指導員老閆到我家作所謂筆錄、簽字，我不配合。後單位經理和主任張永和及街道人員一起來我家，要我寫保證書，我不寫。從此以後一到他們認為的所謂的敏感日，派出所的人和街道辦的人就來家敲門騷擾或在家樓下監視我。工作生活都受到嚴重干擾。

4、1999年12月，因一位大法弟子給三河縣的縣委書記寫了一封關於介紹法輪功真相的公開信，公安局就把所有見過這封信的人都抓起來，並把信都銷毀了。我因此被關到南城派出所三天三夜（因當時看守所關滿了大法弟子，沒有地方關了）。期間一直審問我信哪來的？都給了誰？為了不牽連同修，我只說燒了。後來把我單位的人和家人找來，作了保證才放我。

5、2000年2月12日，也就是除夕之夜，我去了天安門。剛到廣場就被警察抓住，拉到前門派出所。被三河公安局接回後被關到三河看守所45天。本來是刑事拘留30天，因當時開兩會，怕我們去上訪，又加了15天。被放出時還被罰款2000元。到看守所的第二天，我和其他學員一起煉功。警察連喊帶叫的就來了。因我盤著腿，他們把我抬到外面，光著腳面牆罰站。當時地下都是雪。警察還拿著電棍挨個電我們，專門電臉和脖子等敏感部位。有的人臉被電的都是血痂，還有的人電的直哆嗦。鼻血流出來一直滴到腳面，因手被反銬著，不能擦。在此期間，還去我家抄家。拿走了一個錄像帶和煉功用的墊子。在看守所每天上廁所的時間只有兩次，每次時間都非常短。人又多，很多人都來不及上，他們根本不管。

6、2000年5月9日，我去天安門打橫幅。被北京的警察抓住後被三河公安局接回。關在三河看守所30天。在和其他學員一起煉功時被警察用很寬的皮鞭抽。當時我被打得臉和眼睛全腫了，後背都是青一塊紫一塊的鞭子印。打完後把我們拽到外面院裏，面牆罰跪，還用腳踩學員的腳踝骨。後又用手銬，胳膊在身後交叉著銬在一起臉朝外銬成一圈，這種銬法誰也不能動，誰一動別人就疼得不行。

7.2000年7月，因學員被抓受牽連，南城派出所把我抓去關了一天。一天不知是派出所的人還是街道辦的人拿著萬能鑰匙在門外面來開我家的門，他們沒開開，反倒把門給鎖上了，他們走後我去開門，發現被他們反鎖在屋裏了。

8、2000年12月16日，我去天安門打橫幅。被北京警察抓到派出所。因不報姓名，被拉到北京平谷關了2天。由於血壓高，被警察拉出去很遠，扔到公路邊上了。

9、2001年5月9日，因有一名去我家的學員被警察跟蹤，來了很多警察把我家包圍。因我不開門，他們就用切割機把我家的防盜門切開，把我和另一同修抓走。後被關到三河看守所30天。有一個叫艾廣亮的警察讓我簽字，我不簽。他就飛起一腳奔我的心口窩踢來。在其他學員的阻攔下，他只踢到我手背上。當時手就腫了。從看守所出來後，因聽說要勞教我，我被迫流離失所。

10、2001年9月29日，在流離失所期間，被「轉化」的學員說出住所，南城派出所把我綁架到三河「轉化班」，關了30多天。

11、2004年7月9日，晚上六點多鐘，我正在屋裏改字，聽見有人敲門，以為是與約好的家人來了呢，就把門開了，才發現上當了，單位主任張永和伙同國保大隊的人蜂擁而上，闖進我家，他們看見桌子上的大法書，有的要抄家，只聽國保的頭說：「今天不要她這東西，今天就要人。」他們不由分說，幾個人把我抬起就走，我沒有穿上正式的衣服，光著腳，小女兒擋在門口不讓他們把我抬走，國保的人說：你妨礙公務，連你一起抓。就這樣我被他們連夜劫持到廊坊洗腦班。在那裏受到精神的折磨，由兩個包夾看著，陪住、吃喝拉睡都在一個屋裏，終日見不到太陽，吃飯、喝水、說話等都是包夾彙報的內容，我被關50多天，人瘦的都脫像了，腿腳浮腫，走路沒勁。從洗腦班回來後因怕被迫害，在外地流離失所7年不能回家，期間找不到我，還到我親戚家去騷擾。

12、2011年，在我賣掉原來的房子後，當地公安局的人還去賣房中介去調查我的行蹤。還告訴中介如我回來要他們通知公安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