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公開迫害法輪功後，趙娟女士屢遭迫害，九次被綁架、四次被非法勞教，於二零一二年十月被秘密劫持到哈爾濱戒毒勞教所，期間遭受關禁閉、坐小凳、不讓睡覺、脫光衣服安檢等迫害，二零一三年八月三十日生命垂危時放回。嚴重的摧殘導致趙娟回到家很長時間，身體依然沒有完全恢復，記憶力的嚴重減退，反應遲鈍。不止是她這樣，一起被迫害的其他法輪功學員也如此。

趙娟女士還曾經無數次被騷擾，被單位調離原教師崗位（在教委下設的電教教學儀器管理中心做與自己所學無關的輔助工作），原本和她感情非常好的丈夫在壓力下被迫離婚離她而去。

一、做客遭綁架、勞教

二零一二年九月十日，被迫流離失所到佳木斯的趙娟，在朋友家做客時被佳木斯市安全局、市公安局、建設派出所綁架到佳木斯市看守所。同時被綁架的有劉麗傑、項曉波、王英霞、任淑賢、張淑英、崔秀雲共七人。為抵制這種無理行徑，趙娟拒絕說出自己的名字，不法警察們竟荒唐的把佳木斯地區的一個60歲叫陳秀玲的法輪功學員的名安在了四十多歲的趙娟身上，還暗中叫看守所的女警和同監室的犯人套趙娟的真實身份。

在看守所，每天兩頓飯，吃的是梆梆硬的窩窩頭，和沒有幾個菜葉的白菜湯，下午飯吃得比較早，沒等晚上睡覺就早早餓了，幾乎是半絕食狀態。趙娟牙痛，半邊臉都腫起來了，窩頭碰到牙就鑽心的痛，無法咀嚼，胃病也犯了。監室的其他犯人都是自己花錢買東西吃，才能吃飽。趙娟對所長說：伙食是有標準的，不應該吃這個。所長心虛，決定凡是有法輪功學員的監室給一盒盒飯，就這樣三個法輪功學員吃一盒盒飯，其他犯人還是依舊。

為抵制非法關押，趙娟和任淑賢絕食抗議，趙娟心臟出現異常，包間女警李彩芳覺得影響了她的業績，氣急敗壞，污言穢語不堪入耳。她認為是任淑賢帶頭絕食，借不配合照相，對任淑賢又踢又打，絕食的第一天就強行給任淑賢灌食、給趙娟打針。

在佳木斯地區和趙娟同一時間被綁架的有十多名法輪功學員，其中包括七十幾歲的老人和幾歲的孩子，有的當時就被迫害進醫院搶救。一個月後，有七人被送往哈爾濱戒毒勞教所迫害，其中包括被隨意安了名字的趙娟。綁架到勞教所後要體檢。當時趙娟出現心臟不適、抽搐躺在地上，後給她抬到心電室，做了心電，說沒有事，草草了事，也沒有做進一步檢查，最後導致趙娟因突發心臟病出現生命危險。任淑賢和張淑英因不配合，乾脆沒有體檢都強行留下。

趙娟等被非法勞教後，國內外正義人士的強烈呼籲和律師、家屬繼續營救。勞教所不但不醒悟，還對法輪功學員們進行了精神和肉體雙重迫害，其中趙娟被迫害的嚴重心臟病，醫院通知需要馬上手術才不得不將她「所外就醫」；項小波一個多月就被迫害精神失常；任淑賢和張淑英也被迫害的到哈爾濱第二醫院住過院，王英霞和崔秀雲多次到二院就診，劉立傑也出現心臟不適。高壓迫害還導致她們有的出現幻覺、精神恍惚；有的暫時性失憶，多人出現記憶力減退等。

二、強制單獨隔離坐板三個半月

一進勞教所，惡警就把趙娟她們七個人每人一個房間分別全封閉隔離。屋裏只有床、便桶、桌子和小板凳，一個「包夾」，門窗關得緊緊的，不許趴門，不能靠近窗戶，除了洗漱不讓出屋，出去洗漱也是一個人一個人去，不讓見面。如果哪個屋發生甚麼情況或要嚴管，洗漱也不能出屋了。

每天面對的是空蕩蕩、沒有生機的四壁和專門負責監視打小彙報的「包夾」。早晨5點起床開始坐小板凳，一直到晚上10點，中午不讓休息，累了只能在地上溜達，不能上床。長期的坐小板凳，趙娟的屁股坐壞了，只能一半坐在凳上，一邊懸空，兩邊來回換著坐，為了少坐小凳，只能在地上走，腳上磨起了腳雞眼，痛的走不了，坐又坐不下。一天下來累的腰酸背痛、筋疲力盡，特別到了晚上，恨不能早點睡覺，但要一分一秒的熬，不到10點不讓睡。因為沒有表，有時也不知坐到幾點。有一次警察於坤在走廊和別的警察偷偷地說，昨晚讓她們坐到11點多。對於不配合的，有的甚至強迫坐到12點。天天如此，疲倦的身體已經承受到了極限。

因為趙娟沒報名，惡警為了立功，一定要趙娟說，再加上不問好，不穿號服，每天警察輪番進來「談話」。惡警王海英和路博雅說，今天再不配合就坐到晚上12點，把行李拿走，睡光板，這是大隊定的，把趙娟的衣服也扔到了地上。

同時也經常聽到從走廊傳來別的屋法輪功學員被呵斥的聲音。項小波就是在隔壁那屋被迫害致瘋的。警察呂培紅、王海英、路博雅、劉麗、史靜雪、鐘景川、李彤、張玉姝等，趕上誰的班都到那屋吼，給項小波劃了四塊地磚，坐在裏面不能出格。給她打針的時候都要坐小凳。有一天早晨4點多就叫項小波起床，項小波不配合，警察李彤就把看監控的男警察叫進去，兩人將項小波從一班拖到了四班。進勞教所大約一個多月後，項小波就精神不正常了。崔秀雲也在那屋被迫害過。

這樣的環境，趙娟感覺就像生活在地獄一般，說不上自己的屋門甚麼時候會被撞開，是否會遭到酷刑（這裏曾有很多同修受過酷刑、甚至迫害致死）神經繃的緊緊的。記憶力開始減退，很多事情都想不起來了；在精神和肉體的雙重迫害、高壓下，有一天出現了幻覺，是精神分裂的症狀。她努力控制自己的主意識，但無濟於事，因為壓力太大了。怎麼辦呢，想到很多同修被迫害得精神失常，滿大街跑，即使回到家也很難恢復，而且會給不明真相的人，造成誤解，趙娟選擇了只要不逼我放棄信仰，就沒再往前頂。但是她內心的痛苦是無以言表的，因為只有不配合警察的任何管理和要求才不會讓眾生造業，但自己沒做到。就這樣，在消極承受中坐了三個半月的小板凳。

後來才知道，為了聲援她們七人，四樓兩個法輪功學員張曉滿和陳文婷拒絕幹活而被上刑。

三、哈爾濱戒毒勞教所邪惡的封閉管理

迫害十多年來，哈爾濱戒毒勞教所參與迫害了兩千來名法輪功學員，積累了很多邪惡的洗腦和暴力「轉化」手段。在知道勞教所要解體的今天，為掩蓋十多年來的罪惡、給自己塗脂抹粉，迫害手段和方式更加隱蔽和精緻化，推出一套對外稱「人性化管理」模式（即封閉監控），幾乎將趙娟女士逼瘋。

（一）鼓勵犯罪　加重對法輪功學員迫害

勞教所毫無法律依據，自行制定一套「管理」細則：根據你是否「轉化」和配合管理的程度決定對你如何「管理」：分全封閉--半封閉--開放--半開放--全開放，幾級「管理」，裏面有很多細則，包括很多項。每月打分，決定加、減期。進入半封閉後，一分不扣才能一月減一天，所以對犯人來說，減期是非常不容易的，但為了鼓勵、刺激犯人參與迫害，讓她們當「包夾」監控迫害法輪功學員，就可以輕易的得到減期。

這套所謂「管理細則」，表面是誘惑人為了利益服從管理，實際上是要加重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因為她們明知道法輪功學員不配合她們的流氓管理，這樣就可以肆無忌憚地延期迫害。

（二）羞辱人的半軍事化的「管理」：安檢脫光、坐小板凳

採用了半軍事化「管理」，把人當成罪犯一樣，要俯首稱臣。不管多大年齡，在走廊裏走路要走直線，拐彎要走直角；見到警察要起立立正問好；出屋要喊報告（報告警官：勞教學員某某某有事向您報告）；監室衛生要「乾淨」到地面不能有一根頭髮絲；安檢時不管監控是否有男警察，都要脫光，連短褲都得脫下，然後下蹲，甚至連衛生巾也要檢查。

平時沒有活不做奴工的時候，一律強制「規規矩矩」坐小板凳：一是要羞辱你，讓你時刻知道自己是低人一等的勞教人員；也是一種體罰，明知道坐小凳很痛苦，就是不讓你坐床。可是你要配合做奴工的時候，就可以讓你自由點，不用坐小凳了。很多不配合幹活的法輪功學員都被強制長期坐小凳，這種體罰儼然成了威脅就範的手段。

警察的半軍事化上崗，也是造成一種管制和被管制的氛圍。

（三）邪黨文化瀰漫的空間

這裏的警察很多都是大學生，有些是研究心理學的。你不知她們說的哪一句話是真的，和你談話不是隨便嘮甚麼，都是有目的的，了解你的想法、研究你的弱點，然後軟硬兼施，採用攻心術擊垮你。離間、製造矛盾：在同寢室的學員之間製造間隔，說誰誰說你甚麼甚麼了，厚顏無恥到不怕被戳穿；拉攏人心：當著一個人的面有意誇獎或貶低另一個。有時為了讓你聽話，施以小恩小惠。對絕食和配合幹活的，給點警察的剩飯或給你買根冰棍等；她們把這點智商用在了迫害法輪功學員身上，尤其繼承了邪黨的九大基因，「邪、騙、煽、鬥、搶、痞、間、滅、控」，使這些警察的言談舉止和工作處處充斥著黨文化。

四、抵制封閉管理　被迫害生命垂危

2013年1月25日，勞教所怕再繼續隔離下去會有更多的人出事被曝光，於是把趙娟等七個人的單獨隔離解除了，上了大排（和其他學員合在了一起，每個屋多了幾個人）。但依然是被封閉，每天還是坐小凳，面對這種無休止的體罰，如果繼續配合下去，沒等回到家身體就得垮掉。於是趙娟又開始反迫害，和同監室的法輪功學員任淑賢一起，拒絕坐小凳，不問好，不配合管理。可想而知，每天要面對警察怎樣的無休止糾纏和施壓。

這期間，家人為了早日讓趙娟脫離魔窟，為她聘請了律師。但勞教所公然阻撓律師介入，以要省委「六一零」批條為藉口刁難律師，還聲稱「黑龍江就有黑龍江的規定，就是不能見」等等。家屬也去交涉，法制科的梁雪梅首先給家屬一頓盤問，是不是煉法輪功的，然後，說你得按照我們的程序，省勞教委得有書面同意請律師的文書。家人說，那你把你要求的程序寫下來，然後我和律師交涉，梁寫了兩行字，然後突然把這張紙撕毀了，說：我不能給你們留任何字句，你們該說是我給出的請律師的程序了。

後來在國際大赦組織和聯合國人權組織的關注下，兩大國際組織不斷發出正義呼聲，同時親自和戒毒所所長及黑龍江省各級官員溝通。海外媒體也都對此事給予充份的曝光，戒毒所自知所言所行違法、見不得人，一開始的囂張氣燄逐漸有所收斂。

經過近五個月的不斷上告和努力爭取，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二日，律師終於得以見到趙娟，隔著大玻璃窗在接見室和律師用電話進行了半個多小時的通話。趙娟和律師指出這種方式不符合律師會見規定，要求一個單獨房間，面對面親自和當事人溝通。管理科科長郭彤旭說：要見，我們就這樣，要麼你們就別見。接見時，趙娟身邊有三個女警察，律師身邊有兩三個警察，趙娟的通話不斷被身後的警察打斷，只能說自己的案子，不能談及勞教所。

二零一三年七月，律師再次要求接見趙娟，勞教所以律師手續「不符合」刁難，副所長武振東命兩名警察強行將律師攆出勞教所。

在巨大的承受中，趙娟開始出現高血壓和心臟病，抽搐，心絞痛，胸悶，晚上心難受常常坐著、趴在行李上不能睡覺。有一天早晨2點多，趙娟突然犯心臟病，抽搐。叫來醫生仲偉才，他強迫很難行走的趙娟下樓檢查，也沒檢查出來怎麼回事，要給趙娟打安定。趙娟拒絕這種胡亂的診斷和下藥。帶班隊長孫寶蓮一邊慫恿醫生仲偉才讓趙娟簽字，不打針後果自負，一邊和法輪功學員任淑賢說趙娟是裝的。

勞教所每天都是定點方便。長期的迫害使趙娟和任淑賢落下上廁所比較頻的毛病，為了減少去廁所的次數，儘量不喝水和湯，但這樣也要比別人提前上廁所。單獨去需要和警察個別說，因為她倆不配合管理，所以從內心警察是不願意提供方便的。

有一天，趙娟和任淑賢正坐在一張床上背法，教導員劉茗開開門，說不讓她倆坐一張床，她倆覺得沒犯法，不承認是勞教學員，所以沒配合，劉茗衝著任淑賢吼了起來，任淑賢說，我不怕你。劉茗一氣之下走了。不久，五月初，四中隊的警察開了會，把趙娟和任淑賢分開了，把任淑賢弄到了陰冷的陰面屋，一個法輪功學員也沒有，和兩個犯人在一起；把趙娟調到離任淑賢較遠的走廊最盡頭的另一個屋，有三個人：一個是最願意打小彙報的犯人，一個有精神病，還有一個是「轉化」的。此後要單獨方便，不能在屋裏按對講，要到走廊對著中門喊（中門是警察值崗的地方），問警察好才行，否則不給方便，自己解決。趙娟不想配合只能在門口等，有警察過來和她說一聲，有的好心的警察看不下去眼，就讓去了，但很多警察怎麼和她們講，你們這樣做是侵權、違法的，對你們不好，但聽不進去。

有一天上午，趙娟在門口等，看到警察王瑩正給別人開廁所方便，就和她說要上廁所，王不讓去，說你得去中門說一下，到中門，正趕上是趙曉宇值班（劉茗帶班），她說，你問好了嗎？趙娟說，我不問，我沒犯法。趙曉宇說，那就不能給你方便。趙娟一看說不通，就自己去廁所取了桶，就聽劉茗在後面吼：給你慣的是不是？還有一次，趙娟在門口等了很長時間，先後有兩個警察，邢宇和王景妍過來，都沒有給方便，趙娟憋的已經開始心慌，就徑直去了中門，走到那，就心臟病突發抽搐倒在地上……

但四個月的爭取仍然沒有解決上廁所的問題。長期的憋尿、緊張、顧慮和恐懼，導致趙娟開始便不出來尿。無奈，在隨時都會突發心臟病的情況下趙娟開始絕食抗議：要求把便桶放在屋（寧可有味，這樣警察方便，自己也方便）。同時要求煉功，儘快恢復身體。在堅定的信念下，有的警察擺放了位置，協調醫生同意把便桶放在了屋裏。煉功的環境也開始逐漸改善。有一天，趙娟正打坐，進來一個警察，趙娟就和她講：她肚子脹得不行，半個小時也便不下來尿，打坐十分鐘就便下來了，警察的眼睛一亮，好奇的說，是嗎？真好使啊。

任淑賢和趙娟分開期間也一直在反迫害，揭露勞教所的違法行徑要求解除封閉。一個多月後，趙娟和任淑賢又回到了一起。

在勞教所一年，趙娟一直處於與世隔絕和與勞教所裏的同修隔絕的封閉狀態。總共出去放風也就四、五次；沒有表，不知時間；看不到報紙和電視新聞；接見只有10分鐘，不能說和勞教所有關的事，否則警察就要出面厲聲制止；收不到家書。趙娟的家人、同事都非常關心她，經常往勞教所寄信，但一封也沒有收到，當被問及是甚麼原因，警察統一口徑說：我們也收不到信。可能是郵遞線出了問題。有誰會相信，偌大個單位，難道不收發報紙嗎？連警察說話都有「紀律」，不能透露一點外面的形勢（比如有甚麼新聞等等）。被封閉在屋裏，不讓隨便出屋。更不能去別的屋；不能和同寢之外的人說話；連吃飯都必須在屋裏，能下樓也不讓你下樓。後來人走的越來越少，沒人給帶飯了，隊長孫寶蓮硬逼著心臟不好的趙娟和任淑賢下樓開飯，她倆說，不是不想下去，平時想出屋還不讓，這也是一個出去活動、透氣的機會，巴不得能去呢。但身體情況確實不行，到樓下累、喘的也吃不了飯。孫威脅說，如果她倆不下樓就把她倆分開。不能吃，自己拿飯盒往回打，也得去。結果趙娟第一次到了飯廳就犯了心臟病，被弄到了醫院。以後每每開飯趙娟和任淑賢都和別人拉的很遠，一步一步地挪，常常心臟說不行就不行了，趴在飯廳的桌子上看著別人吃，再拖著無力的身子爬樓。開飯的時候要求報數，趙娟和任淑賢不配合，結果，又被劉茗封閉在了屋裏。

隨著勞教制度的全面解體，九月份所有的學員必須全部釋放完。戒毒所也陸續放人，但四大隊的警察對趙娟她們這些不配合「管理」的封鎖消息，欺騙她們說不寫「五書」的到期放，怎麼講真相也不行。為了不讓這些不明真相的警察繼續造業，趙娟、任淑賢、張淑英和王英霞等四名法輪功學員8月19日開始絕食。第六天，趙娟心臟出現異常，將她抬到哈爾濱第二醫院搶救，結果心律達到每分187次，醫生說她是嚴重的心臟病，需要馬上手術，費用要幾萬元。為了減少搶救費用，勞教所不顧趙娟隨時會有危險，將她拉回勞教所。

趙娟身體越來越弱，神智已經不太清醒，任何活動和激動都能導致生命危險。但勞教所草菅人命，四大隊隊長丁傑和警察王瑩逼著神智不清的趙娟寫保外就醫申請，裏面還得有保證的話。第二天趙娟清醒過來，給隊長寫了一封信，申明昨天神智不清被逼寫的東西作廢。說明不走保外就醫，要求無條件釋放。因為自己沒有違法，保外還在承認罪名，只有無條件釋放才是對她們好。誰都珍惜生命，誰也不想絕食，但為了警察們不再造業，選擇自己承受來喚醒她們的良知。

看到生命垂危的趙娟，很多警察都說：趙娟，我們沒迫害你吧。實際上勞教所不僅一直在參與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而且把這種迫害延伸到當地。他們暗中勾結當地610企圖把趙娟釋放後直接送到洗腦班，因趙娟身體實在是有危險，才不得不放棄迫害的圖謀。讓當地來了一台120將她接回。

絕食的第十二天，8月30日，趙娟被警察用擔架從三樓抬到一樓。看到臉蠟黃、喘著粗氣、打著氧氣的趙娟，120跟車的醫生也不敢拉，叮囑家人趙娟的病太重了，一路顛簸會有危險，你們要考慮好。家人憤怒了，拒不接人，要求勞教所給治病，勞教所心虛，唯恐家人不接，隊長丁傑把家人找到一邊偽善的說，如果不接走，到醫院治好還得送回勞教所。

最後，好不容易見到了趙娟的家人，為了早點帶她離開這個鬼地方，冒著危險、忍氣吞聲將人接回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