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秉公持正

宋璟，唐朝邢州南和（今河北邢台）人，少年時即博學多才，十七歲中進士，官歷刑部尚書、宰相等。經武后、中宗、睿宗、殤帝、玄宗五朝，在任五十二年。唐玄宗時，宋璟與姚崇並稱賢相，世稱「姚宋」，史稱「姚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宋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宋璟一生為振興大唐勵精圖治，與姚崇同心協力，創造了繼「貞觀之治」後的「開元盛世」的大好局面。

宋璟為人耿介不阿，守法正直。武后時，奸臣張易之、張昌宗兄弟二人權傾朝野，專橫跋扈，宰相魏元忠予以正言規勸，二張懷恨在心，於是誣陷魏元忠有不符合臣子身份的言論。武后將魏元忠下獄，命魏元忠與張昌宗當面對質，雙方爭辯不決，張昌宗便收買脅迫中書舍人張說作誣證，張說因畏於權勢就答應了。當時同為中書舍人的宋璟知道此事後，就在臨訊這一天預先在朝房等待，當張說將至御前當庭作證經過朝門時正碰著宋璟，張說急迫惶恐，宋璟便正色責以大義說：「人一生名義最重，鬼神難欺，不可阿黨邪惡，陷害正人，自求苟免，即使得罪貶謫，名譽節操也能傳揚，倘有不測之禍，我一定會到殿前救你，必將同你站在一起。努力為之，萬代瞻仰，在此一舉。」張說為宋璟這番義正辭嚴的話所感動，於是在廷辯時如實上奏：「臣確實未曾聽魏元忠說這些話，臣不能誣證魏元忠。」因此使魏元忠免受陷害。二張深恨宋璟，竟遣刺客謀殺，然而卻有人事先通報給宋璟，宋璟得脫，正可謂天佑善人。不久，二張因謀反被誅。

唐中宗時，京兆人韋月將上書告發武三思「潛通宮掖，必為逆亂」，武三思聞知後，暗使手下誣陷韋月將大逆不道。唐中宗聽信讒言，特令處斬韋月將。宋璟以為案情不實，請求查實驗證。唐中宗大怒說：「朕已決定斬首，你還有甚麼可說的？」宋璟說：「對於人家告發武三思之事，陛下不加過問就問斬，臣恐天下會議論，請查實後用刑。」唐中宗愈加發怒，宋璟面無懼色，說：「請陛下先查明核實，不然不能奉詔。」唐中宗無奈，才將韋月將改發配嶺南。宋璟也被改任檢校貝州刺史，出了朝廷。

宋璟任地方官時，仍專注改善民生，制定了很多惠民措施，他從不計較個人得失，為防奸佞小人私下在皇帝耳邊進讒言，上奏提出百官奏事，必定要有諫官、史官在旁的規定。唐玄宗時，宋璟為相，以擇人為務，隨才授任，使百官各稱其職，他刑賞無私，敢犯顏直諫，以身作則，雖然掌握朝政大權，但從不以權謀私，相反，對自己的親屬還更加嚴格地要求。如他的叔父宋元超當了「選人」（候選官）後，要求吏部予以優先照顧，宋璟得知後，不但不予優先錄用，並手示吏部「不能私害公」。按當時規定，每年地方各道要派人定期向皇帝、宰相彙報工作。而使者進京，往往多帶珍貴寶貨，四處送禮，結交權貴，許多官吏收禮受賄，使者也多有因此得以晉升。宋璟對此則異常不滿，勒令所有禮品一概退回，以絕僥求之路，杜絕收禮受賄之風。

當時人們都讚譽宋璟為「有腳陽春」，意言他如一縷春風，來到哪裏哪裏似春風煦物，倍感溫暖。宋璟一生愛民恤物，人敬天佑，雖遭小人陷害，都得化險為夷，消災解厄，其六子皆顯貴。他志在天下，與姚崇同當朝廷重任，為「開元盛世」作出了重要貢獻，杜甫《憶昔》詩中描述出當時的繁榮景象：「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虎，遠遊不勞吉日出。齊紈魯縞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二）清廉善報

錢徽，唐朝吳興（今浙江嘉興）人，官任翰林學士、吏部尚書等，一生謹慎厚道，重道義，立身清廉，深受百姓的愛戴，人們都稱讚他有長者之風。

錢徽考中進士後在湖北谷城縣當謀士。縣令王郢喜歡結交各類人士，揮金如土，經常用公款請客送禮，案發被革職查辦。朝廷派出的觀察使樊澤負責處理此案，查閱王郢的賬簿，發現涉案的人很多，只有錢徽一文不取，清清白白，於是上表舉薦他擔任官署的書記一職。

錢徽任翰林學士時，唐憲宗見他辦事有條有理，舉措得當，很為欣賞，經常讓他參與機密事務的協商和處理。一次，唐憲宗曾經單獨召見錢徽，錢徽從容地說：「其他翰林學士也都是精選出來的有識之士，應該都參與機密事務，廣泛討論決斷。」皇帝稱讚他謙虛謹慎，是懂得謙恭禮讓的長者。

宣武馬步都虞侯韓公武想結交朝廷官員，以方便自己日後提拔升遷，拿出大批銀錢行賄結交公卿，也贈送錢徽二十萬貫錢，被錢徽拒絕。有人說他不是手握大權、官職顯要者，可不必謙讓。錢徽卻正色說道：「收取與否取決於道義而不是官職大小。」錢徽潔身自好，正義敢言，貪官污吏懼怕他，連皇帝也對他有所顧忌。朝廷曾頒布詔令，嚴禁地方官吏進獻財物。但各地仍源源不斷地往京城送錢送物，有時皇帝也收納地方進貢。錢徽屢次毅然上書，指出進獻之風的嚴重後果，請朝廷停止納貢。皇帝看後不得不告訴下屬，以後如有進貢不要進右銀台門，以免被錢徽發覺。

錢徽任禮部侍郎時，掌管科舉會試事宜。前刑部侍郎楊憑為使兒子楊渾之考中進士，將自己收藏的一些珍貴的古代名人字畫送給了宰相段文昌請其幫助說情。段文昌多次給錢徽寫信推薦楊渾之，還親自跑到錢徽家中說情。翰林學士李紳也去找錢徽求情，希望能夠讓周漢賓考中進士。可錢徽不為所動，照樣公事公辦，對兩人的請求都未予採納。等到發榜，楊渾之和周漢賓都沒有中選。為此段文昌極為惱怒，便上奏說錢徽會試取士，全憑私心，於是錢徽反以「取士以私」被劾，貶為江州刺史。當時，周圍的人都讓他拿出段文昌、李紳的私人書信呈給皇上看，但錢徽卻說：「我只求無愧於心，得和失是一樣的。做人要修身養性謹慎行事，又何必拿私人書信去為自己作證呢？」人們都稱讚他是德高望重的長者。

江州府內備有輔導農作金錢百萬，前幾任刺史都充作聚會宴飲請客送禮之用。錢徽到任後說：「這筆錢是農耕的備用資金，能夠挪作他用嗎？」於是命令將這筆錢替代貧民交納賦稅或濟助其租田耕種，由此改善了州內貧困農民的生活，深受百姓感戴。當初，江州有強盜搶劫進貢的船隻，負責捕捉的官吏抓了江邊的二百人拘禁審訊，錢徽查知他們冤枉，全部釋放。幾天後，在舒州抓住了真正的強盜。唐文宗即位後了解到錢徽賢明德政，於是提升任用他為吏部尚書。

錢徽嚴於律己，為官不貪，竭盡全力為社會、為百姓做好事，所到之處，政績卓越，至於廢除宴飲費用，改善貧民生活，處理至為允當，如此善德，應該享受福祿康寧壽考，福澤遺留子孫。其子孫皆顯貴、賢明，為官清廉，被人們稱為清官、賢人，這也是錢徽積善餘慶的善報。

（三）以德教化

陸九淵，宋朝金溪（今江西臨川）人，曾任國子正教，著名的理學家和教育家，被後人稱為「陸子」。他自幼聰穎好學，三、四歲時，曾問其父「天地何所窮際」，其父笑而不答，他就日夜苦思冥想。長大後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說：「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於是忽然省悟道：原來「無窮」便是如此啊，人與天地萬物都在無窮之中，他提筆寫下：「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他對宇宙無窮與對聖人之心廣大的感悟，使其「篤志聖賢之道」，說道：「人須是閒時大綱思量：宇宙之間，如此廣闊，吾身立於其中，須大做一個人……天之所以命我者，不殊乎天，須是放教規模廣大。」

他任國子正、敕令所刪定官等職時，慨嘆於靖康之難的慘痛事件，和力主抗金之士共謀恢復失地，並上書朝廷陳述五論：「一論恢復失地，願博求天下之俊傑，相與舉論道經邦之職；二論願致尊德樂道之誠；三論知人之難；四論事當馴致而不可驟；五論人主不當親細事。」因此舉觸怒朝中權貴，落職還鄉。

宋光宗即位後，陸九淵任荊門知軍。當時荊門是南宋邊地，金兵南侵壓境，陸九淵見荊門沒有城牆，腹背受敵，於是，他「乃請於朝而城之」，修築了城牆。他「厚風俗」，嚴格實行保伍之法，境內盜賊因而遠避而去；興辦學堂，並親自講授儒家經典，境內民事訴訟越來越少，外地商販紛紛前來荊門做生意，使荊門稅收日增。他到任時當地已久不下雨，他便設壇親自禱告祈雨，隨即下雨。上元日（正月十五日）率屬下舉行「為民祈福」的儀式，隨即下雪。一年後社會風氣即大變，民心皆向善。各級主管部門交相列舉陸九淵在荊門的政績奏報朝廷，宰相周必大稱讚說：「荊門之政是陸九淵事事躬行、教誨諄諄的結果，可作地方長官效法的榜樣。」

陸九淵一生熱心教學，無論是政務之餘還是回歸家鄉，皆從事辦學和傳道授業活動。他注重尊重德性，認為教育對人的發展具有存心、養心、求放心和去矇蔽、明天理的作用。他主張學以致用，其目的是培養出具有強烈社會責任感的人才，拯民濟世。認為學儒最終目的、最高境界，是形而上的「道」。認為只有通過對道的深入體會，才能達到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人的目的，因此，要求人們在「心」上下功夫。他名望很高，「每開講席，學者輻輳，戶外履滿，耆老扶杖觀聽」。

當時著名理學家朱熹曾邀請陸九淵在其辦的白鹿洞書院講習，陸九淵講孔子《論語》中「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章，詳加析釋，發揮義理，暢達透徹，聽眾感動得淚下。朱熹當即離座向眾人說：「熹當與諸生共守，以無忘陸先生之訓」，認為足以醫治當時學士長久隱藏在內心的病根，又請陸九淵書寫講義，將講義刻於石以作紀念。

陸九淵在「義利之辨」中談道：儒家以義利判君子小人，其核心問題是辨志。志於「利」者，必被「利」所趨；志於「義」者，則以「義」為行為的準則，所以為學之要在於立志。他聯繫到當時科舉取士選拔人才的制度談到：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為士者固不能免此。然而很多為學者卻只注重做文章的技藝，及是否投有司之所好，甚至有唯利是圖者，「喻於利」則與聖賢的教導背道而馳了。他指出，為克服這些蔽害，必須提出「立志」，以「義利之辨」來決定做人的標準，不以科場得失為目標，去名利之念，以聖賢為志，以治平自任。天有天道，地有地道，人有人道。人而不盡人道，不足與天地並。無論是讀書，還是考科舉，都是為了義、為了公，而不是為了利、為了私。他認為，以這種態度來問學，才得「正學」。

陸九淵以德教化，每次講學時聽者雲集，以至有感動泣下著，可想其心，若非與道相應，何能如此？可知其一生事蹟，為學聖賢之道真正深入有得者的表徵。至於他祈雨得雨、禱雪下雪，則正是其為民祈福的善德所感召，正可謂「人有善願，天必佑之」。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