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我心中動一念，跟師父說：師父，我要回家學法煉功、救人講真相，還沒救夠呢。警察小隊長看我歲數大，將我分到老年隊。我也經常跟她講真相說：你也是年近六十歲的人了，法輪功是修真善忍的，是佛法。我們師父讓我們做好人，遇事找自己的原因。師父告訴我們「就是倆個人發生矛盾的時候，各自找找原因：我這兒有甚麼問題？自己都找找自己有甚麼問題。如果第三者看見了他們倆個人之間有矛盾，我說那個第三者都不是偶然讓你看見的，連你都要想一想：為甚麼叫我看見了他們的矛盾？是不是我自己還有不足的地方啊？這才行。」[1]我和她介紹了我以前脾氣不太好，得法後變好了。每個人的性格都不一樣，我也有自尊心，也有頭腦，能分清好與壞，我師父給我講那麼多法理，為我淨化身體，我以前多種疾病全好了。

這個警察比其他人強一些，一天，借外出放風時，她向我透露：「我給你辦手續讓你回家。」（後來我想是師父借她的嘴說的吧）沒過幾天我就回家了。當時家中人還不知道這個消息，當告訴我收拾東西時，就這樣回家了。

在馬三家教養院回家後，我學法煉功調整了兩個多月後，就開始跟同修們發資料。日子長了，本市發完就去鄉下老家，一個人坐車去有一百里的路程，家鄉那裏的同修看《明慧週刊》時要走幾十里路才能拿到幾份大家傳閱著看，真相資料就更少了，經過這些年日復一日發真相小冊子、傳單、光碟。特別是二零零四年《九評共產黨》的問世，勸三退，我覺得更應該去農村了，因鄉下資料少，人多地偏，一個村子有五、六百人家，一個大法弟子也沒有，先發資料，後講真相並勸三退。

有一次，和同修結伴去，背了兩大兜子《九評》、光碟、護身符挨門挨戶地勸三退，先從親戚開始，然後到其他鄉親。講真相時說，共產黨是天上的紅色惡龍，你加入就是它的一份子，就給你打上獸的印記，共產黨是大邪教，你看咱們老年人都知道三反、五反、大躍進、文革、六十年大飢荒，吃大鍋飯，不讓各家煙囪冒煙，敲鑼打鼓上你家來翻箱子找糧食，翻到糧食給揚到大院子裏，不讓吃，本來豐收的糧食很多，秋天深翻地把沒收到家的糧食埋土地裏，不讓你收到家，那年收了的糧食給蘇聯還外債，換回來的大炮，拿回來都是淘汰廢品，做游泳汽艇，餓死多少人。就說咱村子裏有一個叫白玉老人（成份高）臨死前手裏拿把小蔥，嘴裏喊餓呀餓呀。現在，有錢的，他是怎麼享受的，喝的都是茅台，吃的都是山珍海味。過去有錢的，吃的啥，喝的啥，吃塊豆腐都捨不得吃。共產黨來了把人家的錢搶光了，還得把人打死，歷次政治運動殺死八千多萬人民。幾年一個運動，你以為現在生活好了，現在人吃的糧食都含有化肥、農藥，肉都是毒肉、防腐劑，過去殺豬都是殺年豬，現在四個月就吃肉，餵飼料的豬肉通過電子儀器檢測，提煉出的東西用斧頭剁都剁不動，你想一想，人吃了會甚麼樣，所有的肉都是有毒的，都是慢性殺人，你還說共產黨好，種地不要錢，吃大米、白麵。共產黨種錢長錢了嗎？都是我們老百姓的納稅錢，欺騙百姓也欺騙自己。這麼一說，百姓都認可了，都說是這麼回事，退了吧。

豁出來了：不要回東西就不走

二零零九年夏天，我在本地講真相，被便衣跟蹤綁架到派出所。這一回出了大漏洞，國保大隊、派出所來了四個人，把師父法像和《轉法輪》經書十幾本和手抄本都拿走了，當時我想：你怎麼給我拿走，都得還給我。第二天，我去公安局國保大隊要書、法像。第一次去要回一本書、一張法像，其它的不給。我第二次找到副局長說：你是局長，我是修煉真善忍的法輪功修煉者。給局長講真相，講老伴膽小，你們一下黑令抄家、騷擾、找我，他就不敢睡覺，零八年他死了，你們害的我家破人亡。二零零零年你們去我家搜查，搜走我的師父法像，因我追要，勞教我三年。這次不同往次，我要我的東西，不給，我就不走。這是我最大的心病，我七十六歲也豁出來了。局長看我真不走了，就把東西全給我了。書、法像、四張帶框用衣服包回來了。

回憶這幾年的修煉之路，我也是跟頭把式的跌跌撞撞的走過來的。在向內找自己的同時，也就是修煉的過程。信師信法，抓緊有限時間，多救人，兌現史前誓約。

註﹕
[1] 李洪志師父著作：《美國西部法會講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