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有一些人，做過一些事後，卻再也無法解脫，深深的自責揮之不去，沉痛的悔恨常常縈繞，致使自己精神疲憊，痛苦不堪。有的幾十年在陰影中徘徊，已經是作繭自縛，枷鎖自扛了。他們究竟做了甚麼，他們為甚麼無法原諒自己？

「文革」期間，在一場紅衛兵武鬥中，十六歲的王冀豫揮舞大棒砸向了對立派的王岩宏，就這樣十九歲的王岩宏的生命，在血泊中溘然而逝。在以後的日子裏，王冀豫常在黑夜中醒來，問自己：「我打死人這事兒該怎麼算呢？」再後來，六十二歲的王冀豫選擇站出來向世人說出自己的罪。他說：「人年輕的時候，有些事兒根本就不在乎，或者能給自己找各種各樣的託詞，只有到了五十多歲以後，發現這事兒是個事兒，晚上會睡不著覺。倒不是會做噩夢，就是覺得良心上對不起人家，難受。」「那年冬至日燒紙，給我奶奶我爸爸點的，火柔順平順；給王岩宏燒，就是點不著，我急了：‘不用你原諒，我欠你的！恨我，也別和自己過不去。’‘火’突地燃起來，兼有陣風，風助火勢燒了個痛快！」

平心而論，那時候，王冀豫才十六歲，他還是個不懂事的孩子。在「造反有理，革命無罪」宣傳下，在日復一日「黨讓幹啥就幹啥」鼓舞中，少年的他迷信盲從、狂熱躁動，他積極參加武鬥，以打擊異己為能，但是命運跟他開了個荒誕悲哀的玩笑，參加中共的革命沒有給他帶來絲毫的益處，卻使自己成為了窮凶惡極的暴徒、殺人犯。他說「四十二年了，越來越背負著殺人的自責。」

「反右」、「文革」結束後，當大多數人憤憤控訴那個時代裏那些窮凶極惡者時，巴金老人首先指責和揭發的卻是自己。在《隨想錄》中他寫道：「我對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為吧），也感到噁心，感到羞恥，今天翻看三十年前寫的那些話，我還是不能原諒自己，也不想要求後人原諒我。」實際上，巴金當時迫於壓力，只是為了自保而違心地批判過馮雪鋒的「凌駕在黨之上」，批判艾青的「上下串連」。那時為了蒙混過關，大多數人都要跟風表態。但是當塵埃落定後，他重讀自己當年的文字時卻感到「我好像挨了當頭一棒，印在白紙上的黑字是永遠揩不掉的，子孫後代是我們真正的審判官，究竟對甚麼錯誤我們應該負責，他們知道，他們不會原諒我們。」就這樣，巴金始終無法原諒自己「跟在別人後面丟石塊」的恥辱行為。

客觀的說，「那時候人變成了狼狗，只會聽從主人的命令去咬人，真理已經泯滅，中國淹沒在黑暗之中。」（茅於軾）在那樣混亂的年代，巴金沒有上躥下跳的揭發檢舉，也沒有處心積慮的栽贓陷害，更沒有置人於死地的惡行。他完全可以把自己的所作所為歸於迫不得已、無可奈何。而事實上，罪惡就是枷鎖，巴金只有「把筆當作手術刀，十分笨拙地，一下一下割自己的心」，寫下了三十八萬字的《隨想錄》

自從一九九九年中共對法輪功群體發動迫害以來，在中華大地上，再一次上演了同室操戈、人整人的悲劇。中共動用整部國家機器迫害手無寸鐵的善良修煉者，利用特務跟蹤、利用警察毒打、甚至利用醫生毒害修煉者。有特務在抓捕學員時說道「這是我的工作，我也得養家糊口」，有警察在毆打學員時叫嚷「共產黨給我飯吃，讓我打誰我打誰」；有的獄警在虐待學員時吼道「我不怕報應，我就要整死你。」十四年來，這樣的悲劇每一天都在上演。在世界走向文明的今天，人整人在中國還繼續著。在這場慘絕人寰的迫害中，已經證實有四千多名修煉者被迫害致死。這是全體中國人莫大的恥辱和悲哀！

回顧歷史，今天的我們能夠清醒的認識到：在歷次運動中，施暴者和受虐者，同是被害者，施暴者也只是中共棋盤上的一個棋子，任由中共擺布，而最終作惡者自負。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任何的歧視、迫害、運動無論多麼黑暗殘暴，終會有結束的那一天。當真相大白於天下，當政治清明，法律公正到來時，一切的罪惡都要面臨正義、道德、良心的審判。人可以犯錯誤，但不可以犯罪。錯誤可以原諒，罪惡不能饒恕。殺人放火、栽贓陷害、亂施酷刑，就是罪惡。罪惡也許能夠逃脫法律的審判，道德的譴責，但靈魂卻從此不得安寧。所以，無論我們的職業是甚麼，無論我們的權力有多大，我們都要保持理智、清醒的頭腦，不要迷信忠於邪惡，不要盲從施暴於人，不能構陷良善，更不打人殺人。做一個明白真相、明辨是非、有道德良心、有行為底線的人，讓自己的所作所為，能經得起時間檢驗、歷史的考驗。這樣，才能給自己的靈魂一個安寧的家園。

信仰自由、修煉自由，暴力迫害才是罪惡。今天誰參與殺害了法輪功修煉者，誰的明天就會像王冀豫那樣，背負著殺人犯的罪名苟且偷生。誰落井下石參與了迫害，誰的未來就會像巴金那樣，自己割自己的心，用餘生去懺悔贖罪。

我們都會老去，當我們白髮蒼蒼的時候，都會躬身自問，我做了甚麼，我對得起自己嗎？無論甚麼冠冕堂皇的理由，無論怎樣的無可奈何的境遇，不要盲從、跟風作惡。要明白，給別人留生路，就是給自己留後路。不要作惡到無處可逃、自尋死路。

心裏有罪不得安寧，這是人類最起碼的道德水準。害別人就是害自己，這是世間最根本的道德鐵律，千萬別走到無法原諒自己的那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