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一年六月二日，劉勇的母親配合邯鋼將劉勇送進保定第六醫院。在那裏，惡醫們每天強迫劉勇吃破壞中樞神經的藥，每次還要他張嘴檢查是否將藥咽下。參與迫害的惡醫對劉勇說：「我們知道你沒病，我們這麼做是迫於壓力，不得不這樣做。」為了讓劉勇達到精神病的狀態，醫院強行給劉勇注射一些不明藥物，在極度痛苦中，劉勇險些喪命。

酷刑演示：打毒針（注射不明藥物）

二零一三年七月十三日，劉勇走出被囚禁了十二年的精神病院。河北保定第六醫院明白真相的醫護人員發出正義之聲：「劉勇根本沒有精神病，身體一直很好，每天也就是打坐煉功，還幫助別的病人，是一個很好的人，是得到全醫院公認的好人。」

然而僅僅兩個月，劉勇的母親竟然再次將劉勇推入精神病院。人們不禁要問：這是一個甚麼樣的母親？怎麼能忍心將自己的兒子送入虎口？她本人是不是精神病？

這樣的事情發生在一個母親身上，確實令人匪夷所思。可是，在對法輪功十四年的迫害中，這樣的事例卻有許多。

江蘇省南京市鼓樓區十四所法輪功學員張玉龍，二零零一年從江蘇方強勞教所被非法勞教回來後，又被劫持到南京腦科醫院（精神病院）。十四所「六一零」打手張長愛等人對張玉龍父母多次恐嚇，強迫其在迫害書上簽字。其母因極端恐懼，不許張玉龍在家學法煉功，只要發現，就主動聯繫當地派出所，導致張玉龍一次又一次被送進南京腦科醫院迫害，至今陸續遭南京腦科醫院迫害已十多年。

第一軍醫大學原副政委崔宏沈，賣力迫害法輪功，曾親自將女兒送勞教，強迫其「轉化」。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山東青島平度市雲山鎮長嶺村法輪功學員李京東被迫害致死。而李京東早已離婚的妻子得知兒子李興剛也修煉法輪功，便找上門來強迫兒子放棄信仰。兒子不從，她就伙同李興剛的姨媽強行將他送到萊西精神病醫院迫害，並用李興剛打工一年的工錢作費用。

讀著這樣的案例，人們的身心有一種被噬咬的感覺。常言道：虎毒不食子，又說：父愛大如山。誰人不知父母對子女的愛是世界上最無私的親情！可是在現今的中國，怎麼會出現如此違背人倫的事？我們如果把這樣的罪惡和中共惡黨的獨裁聯繫起來，會發現這樣的罪惡出現在惡黨統治時期又是必然的。其實，這樣的罪惡在文革時期就已經多次發生過。我們看兩個事例。

據香港媒體報導，中共現任黨魁習近平，文革開始的時候，他才十三歲，可是卻被打成了現行反革命分子。中央黨校召開批判六個走資派的大會，最後一個人就是習近平。他戴著鐵製高帽子，帽子重，只好用兩隻手吃力地托著。他的母親就坐在台下，台上喊打倒習近平時，媽媽也被迫舉手，跟著大家喊口號。一天夜裏下大雨，趁著看守不注意，習近平跳窗戶跑回了家。媽媽嚇壞了，問他怎麼回來了？習近平哆哆嗦嗦地說：媽媽，我餓。他想讓媽媽給弄點吃的，然後進房間換衣服。習近平萬萬沒有想到，媽媽不但沒有給他做飯吃，反而在他不知情的情況下，冒著大雨向領導告密去了。習近平知道後，只好餓著肚子又跑進了雨夜。

《九評共產黨》還記述了這樣的一個案例：周恩來和孫炳文是同志，孫炳文死後，其女兒孫維世被周恩來認作乾女兒。文革中孫維世挨整，孫維世的家人在她死後發現她頭上被釘進了一顆長釘子，可是在孫維世的逮捕書上簽字同意的卻是周恩來。

以習近平的身世和周恩來的身份，這樣的事情也能發生在他們身上，父母將子女投入虎口的事情該有多普遍。那麼為甚麼會出現如此泯滅人性的事？這只能說明一個問題，中共是六親不認的。任何一個人，官位尊貴也好，身處卑微也罷，在需要表明立場時，都必須無條件的和中共保持高度一致。中共的黨性主宰了一切，而人與生俱來的人性、人倫、人情在與中共黨性發生衝突時，都必須自行割裂，哪怕那是最純真、最天然的母子、父女之情，也概莫能外。當然，親情割裂了，子女就落到了一種孤立無援的處境，中共想怎麼處置就怎麼處置。對這些父母親來說，割裂了與子女的關係就等於完全放手讓中共處置。而對於自己的子女該不該被處置，他們一點表達的權利都沒有，一切由黨說了算。

中共的罪惡超出世人想像之極限，由此可見。這是中共統治下中華民族的悲哀，也是中華民族的大不幸。然而文革過去二十多年後，這樣的罪惡在對法輪功的迫害中又大面積的出現了。從人情上講，父母對子女的愛是最無私的、最偉大的；從人性上講，無論是自私還是無私的人，都會將自己的子女放在最安全的地方，有風替子女擋著，有雨替子女遮著；從人倫上講，長幼有序，父母理應為子女承擔一切。即使子女做錯了事，父母也會攬在自己身上。可是中共卻用謊言和暴政把人最聖潔的人倫、人性、人情扭曲。中共邪黨是想把中國人民的父母都蛻變為獸類。

作為父母不能正面認識自己的子女，卻聽任一個邪惡政黨的謊言，將自己的子女投入虎口，這樣的事情也只能發生在共產黨統治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