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義，是指道義、正義等超越物質利益之上的道德原則；所謂利，是指物質利益。孔孟義利問題上的思想學說，崇義尚道、重義輕利、身任天下，影響了中國一代又一代知識精英的人生取向，成為中華民族不可磨失的文化傳統。

在孔子的義利觀中，認為義是人行動的最高規範，對於人來說，最重要、最根本的是堅持道義原則。孟子繼承了孔子的觀點，提出了「惟義所在」的價值選擇標準，凡事先問：「其所取之義乎，不義乎？」因此認為人的價值集中體現在道德價值上。孔子、孟子生活的春秋、戰國時期，都是禮崩樂壞的年代，然而他們都是義無反顧的周遊列國弘揚道義，堅持「道濟天下」，拯世濟民。孔孟思想中關於義利問題的論述很多，觀點非常明確，可歸納為如下幾個方面：

一、道義至上

「君子」是孔子論述的中心和重點，是儒家思想體系中的重要概念，君子是有著崇高的信念，集仁、義、禮、智、信各種高尚品質於一身的道德楷模。孔子談「義」就緊扣「君子」，這在儒家經典《論語》一書中多有闡述。孔子說：「君子義以為上」、「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指出義是君子對於一切天下事物的行事衡量標準，君子對於天下之事，無所謂行，無所謂不行，一切行事只求合於義。孔子認為義是君子的立身之本，說：「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遜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孔子指出君子「行義以達其道」，「君子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他對安貧樂道的學生顏回稱讚有加，孔子自己也是這樣，「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即使在陳、蔡絕糧，處於困境，仍「講誦弦歌不衰」。孔子認為君子能夠安貧樂道，對於品德高尚的君子來說，快樂不在於物質享受，而在於精神境界的追求，在於融於道的心靈深處的快樂。孔子說：「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指出如果知道義了之後，還不能修正自己的言行以求合於義，這才是真正令人憂慮的啊。

孔子強調「仁」、「義」是君子所必須具有的品德。顏回問怎樣才能做到「仁」，孔子說：「如果你能夠戰勝自己的私慾而復歸於天理，那麼天下人都會稱讚你是個仁人。」孔子說「君子學道則愛人」，君子效法天地之道，而天地之道的根本在於「無私」，君子學道就有了仁愛之心，只有能真正節制自己才能以仁德的胸懷面對世事，而成就「博施於民而能濟眾」的普遍仁愛。君子的意志不僅是無所畏懼的勇敢，而且有承擔重任的堅毅，「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除邪扶正，濟世安民，一切行為以能彰顯倫理道德及作為人民表率為目標，是道義的實踐者和克己的典範。孔子率學生弘道時曾幾次被困，一次，他詢問學生們的想法，有的學生說：「夫子之道達到了非常高的境界，所以天下沒有地方能夠容納。夫子是否可以稍微降低一些標準呢？」孔子說：「君子修養正道，並使一切能夠歸於正道，如今你不堅持自己的理想修道、並偕同他人一起向道使道德回升，反而降低標準以求別人所容納，你的志向不夠遠大呀。」

孟子同樣認為君子一切行動只能以義為標準，而不能顧及其它，提出「惟義所在」，這在儒家經典《孟子》一書中多有闡述。孟子常把「義」與「仁」、「禮」等字合成一詞使用，謂之「仁義」、「禮義」等，如：「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由此可見，孟子把「義」看作是人應遵循的，應內化於心的一種行為標準，喻之為「人路」，人之正路。同時，孟子還把「義」看作一種理想的人格，認為君子實踐道義、維護道義，任何時候都要保全自己的德性，都不能喪失氣節，這就是大節的體現。

孟子認為人們遵守道德，就能正確的、合乎禮義的對待外界的種種誘惑，做到「無為其所不為，無慾其所不欲」，達到完全自律自製、以德自慊的境地。他說：「唯有仁人才能夠無敵於天下，唯有仁政才能使國泰民安。如果在上的不依照義理度量事物，在下的不用法度約束自己，朝廷不信仰道義，官吏不遵守法度，君子觸犯理義，小人觸犯刑律，國家還能生存的，只是由於僥倖罷了。所以說，城牆不夠厚，軍隊不夠多，不是國家的災難；土地沒有擴大，財富沒有積聚，不是國家的禍害。不尊崇道德，才是國家的禍患。……《詩經》上說：‘永遠配合天命，將擁有眾多的幸福’。居住在天下最寬廣的住宅‘仁’裏，站立在天下最正確的位置‘禮’上，行走在天下最寬廣的道路‘義’上；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為仁人之所為。」

孟子周遊列國，所述乃唐堯、虞舜以及夏、商、週三代之德及王道，受到魏惠王、齊宣王等的禮遇，使其行仁政，民心歸附，多次避免了戰爭的發生。孟子在與諸侯王公交往中不卑不亢，表現出高度的原則，當別人問他為何有這樣的勇氣和膽量時，他回答：「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