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張東蘭女士自述她的經歷：

我叫張東蘭，蘭州市榆中縣金崖鎮人。我曾經是一個被一種現代醫學無法解釋清楚的疾病折磨了很久的病人。從我十四、五歲開始，便經常莫名地暈倒，而且這種暈倒的症狀在發作前毫無任何徵兆，不分地點場合，說倒就倒，經常是倒在地上很長時間毫無知覺，啥也不知道，而每次醒過來後總是滿身泥土、滿身的傷痛。

歷經多年，那病非但無法治癒，而且還越來越重。看過很多所謂的名醫，也找過各種偏方，但最終都以無效而告終，那些年，被疾病折磨得苦不堪言的我幾乎放棄了活下去的信心，我的每一天都是在苦苦的煎熬中掙扎著度過。

修煉法輪大法後，在很短的時間裏，大法不僅讓我擺脫了頑疾，重歸健康；還讓我知道了人為甚麼在世間生活著。這是我曾經做夢都不敢想的啊，我深深地從內心感謝師父，感謝大法。

九九年「七二零」江澤民集團迫害法輪功後，我沒有因為漫天的謊言而放棄大法，我知道大法好，師父好。但這場對信仰「真善忍」、做好人的無數民眾的迫害卻一天天從城市漸漸深入到了中國大陸的幾乎每個角落。

二零零二年七月，當時正值農忙季節，我在地裏幹完活準備回家的路上，被惡警劫持回家裏。一進家門，院子裏站了很多警察，我的家裏已經被翻的亂七八糟，同時他們還給我錄像。那次非法抄家，他們搶走了我所有的大法書籍，真相資料和一台當時價值四、五百元的錄音機。

當他們劫持我走出家門時，我年僅三歲的孩子嚇得撲到我跟前號啕大哭，我將孩子緊緊地抱在懷裏，惡警代玉貴生拉硬扯，硬是生生地把孩子從我懷裏扯下來推到一邊。後來聽家裏人說，當時非法抄家時，惡警誘騙孩子問：「你媽媽是怎麼煉功的」，孩子天真無邪，便認真的學做了幾個動作，豈料這幫人居然說我的孩子也煉功，企圖迫害孩子。

後來，他們把我綁架到一家招待所的一間房子裏，由一個惡警看守著我。有一天，不知為甚麼，那個看守我的惡警突然間跳起來快速的去拉窗簾，我抬眼望去，就在窗簾拉上的一瞬間，我看見幾個穿著白大褂的人拉著一個吊著藥水瓶的人急速地進入了一個房間，緊接著就傳來了那個人的慘叫聲。從看守我的那個惡警的表情看，他們的情緒都很緊張。有個女警察用手指搗我的頭，嘴裏還罵著髒話。

那時，每天晚上都不讓我睡覺，只准坐著，睏極了，眼睛稍微一閉，就有人破口大罵。而且二個惡警晝夜不間斷地輪換看守著，連上廁所都被限制時間。在這期間，稍有不如意，惡警就大罵不停、髒話不斷。有一次，金崖鎮派出所所長於春、代玉貴、彭志龍等人曾經逼迫我看各種惡警迫害人、行惡毒手段時的圖片，以此來威脅、逼迫我出賣同修、放棄大法。

在連續幾天的精神折磨與誘騙中，我一直不為所動。惡警們見沒達到目的，一天下午，國安大隊的惡警頭目單永平、惡警於春、代玉貴秘密商量後找來刑警彭志龍（邪惡）合伙把我送到刑訊室進行迫害。他們先強制我蹲著，但還要蹲懸（就是一種近乎於半蹲的姿勢）。稍微有點不準確就要猛力地用穿著皮鞋的腳踩我的腳趾頭、踢屁股。在一通折磨後看我還不說（說出還有誰煉功等，即出賣同修），就把我壓倒趴在地上，用一種稱作「關公背大刀」的酷刑折磨我，他們把我的二個胳膊一個從脖子上繞過，一個從背後提起，用力將二個胳膊扯到一起戴上銬子，然後強拉起來並強制我跪下他們才開始所謂的問話。酷刑期間，曾有個進來取東西的警察頭目，在看到他們對我這樣迫害，非但沒有制止，而且還在問清我是煉法輪功的後，給那二個正在行惡的惡人說把電棍使上。於是，彭志龍更是罵聲不斷，並在我被反背著的胳膊下又塞了二個啤酒瓶，還一邊罵一邊威脅：再不說就把你塞到床底下。有時候，他們折磨累了就躺在床上睡覺，把我銬在暖氣片上，一直到晚上他們吃飯了才把銬子取下來。

那些天我的兩隻胳膊或被反背著銬、或在暖氣片上銬，到後來完全失去了知覺，耷拉著就好像不是自己的一樣，抬不起來。

更令人髮指的是，當時給國安頭目單永平開車的司機，竟然毫無廉恥，動手動腳，用最下流的語言在精神上折磨我，無休無止。

他們逼我寫所謂的「三書」。我告訴他們：迫害善良是要遭報應的。但是榆中縣國安惡警頭目單永平竟然大言不慚地說道：我們就是共產黨的劊子手。

整整四十天，我就這樣被反覆折磨，無論是精神還是肉體，在期間遭受的痛苦無法用語言來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