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爾法克斯媒體旗下的墨爾本《時代報》（The Age）和《悉尼晨鋒報》（Sunday Morning Herald）二零一三年十月五日，刊登了署名記者賽亞（Mandy Sayer）的文章，文章說全澳大約有一千六百名病人在等待捐贈者名單上，但自願捐贈者的數量遠遠不夠。在二零一零年，每一百萬人口中只有13.8人 捐獻，這主要與澳洲的國情有關。澳洲是一個多元文化的社會，各個社區有不同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比如穆斯林人絕對不捐贈器官也不接受捐贈。澳大利亞土著人也是如此，還包括一些地區的猶太人。為了鼓勵澳洲人自願捐獻，今年七月，澳洲前總理吉拉德曾推出一項為期兩年的計劃，腎臟或部份肝臟的活體捐贈者有資格獲得六週的帶薪休假，使他們在手術後的復原過程中沒有太大的財政壓力。

「腎臟移植等待名單之所以如此長」，墨爾本聖文森特醫院 （St.Vincent's Hospital）的腎病專家戴維‧古德曼（Dr David Goodman）博士說，「是因為腎病患者通過透析治療可以保持無限期地活下去，而被診斷為心臟、肝臟或胰腺衰竭的患者沒有任何形式的生命支持，很多人等不到捐贈者就已經死亡了。」

澳洲腎臟移植的平均等待時間是四年，當患者苦苦等待器官不得的時候，在中國可以很快找到匹配器官的說法在病人的圈子裏流傳著。

費爾法克斯媒體記者在採訪中詢問古德曼醫生有關器官移植旅行的事，是否有過腎透析患者突然消失，兩個星期後他們再次出現，軀幹上多了一道疤痕？「很多次，」古德曼醫生說，「大約五年前，他們整個群體一起去了中國，回來後帶著移植好的新腎臟。據說，捐獻者為即將被處決的犯人，而且血液和組織類型早已經匹配了。」

「我強烈反對器官移植旅行，」古德曼醫生調整了一下他的無框眼鏡說，「這對捐獻者是一種侮辱，而且這些國家沒有後續護理。病人在手術後只得到五天的用藥，所以他們飛回澳洲時，都是直接搭乘一輛出租車從機場奔赴急診室。」

澳洲移植協會維省主席格林（Kevin Green）也是一名腎臟病患者，他通過腎透析等待了八年之後，於二零零九年接受了一位死者捐贈的腎臟。當記者問到他在這段時間是否受到器官旅行的誘惑時，他的眼睛睜大了，點點頭說，「經過五年左右的透析，我真的受夠了，幾乎經不住誘惑要去中國了。」

那甚麼改變了想法呢？他說，「首先費用是兩萬五千元一次付清，這只是富人們的選擇。其次，如果你的身體出現排斥反應，你再也不能回到澳洲的器官等待名單上。」

澳洲的病人們並沒有意識到他們正成為中共秘密殺人網「按訂單殺人」的客戶。中共每年處死的死囚在兩千到三千人，而中共公布的數據顯示，二零零五年中國有兩萬個器官移植手術；二零零八年中國腎移植累計八萬六千八百例，肝移植一萬四千六百四十三例，遠遠超過死刑犯的數量。

澳洲《新聞週刊》（News Weekly）二零一三年五月十一日登載了作者鮑勃（Jeffry Babb）的評論文章，標題為《中國可怕的器官盜竊：他們的罪行，我們的恥辱》，文章中指出，「沒有一個人能活著離開那個‘屠宰店’，這就是為甚麼沒有人談論它。沒有人知道有多少中國的法輪功學員遭受了‘被強制摘取器官’。」

「我們為甚麼會知道發生了這些呢？首先，我們有可靠的報告說它是怎麼回事。第二，中國所提供的移植服務，只有在‘應訂單來殺戮’才能做到這樣的供應。」

《國有器官》一書的作者之一，悉尼大學醫學和運動體育科學教授瑪麗亞‧辛格（Maria Singh）說：「出於任何情況，器官移植病人都不應接受這樣的器官來源，因為這是違反人的基本道德良知的，是反人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