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始時，好心的同事勸我說：你這樣做沒有錯，但你一定要謹慎的處理這件事，家長送禮你不要，人家會誤認為你嫌少，這樣他們會恨你的。」我說：「不會的，我們修煉人不求名，不求利，真正為別人著想，只要我做好，他們一定會理解的。」

家長會上我告訴他們我是修煉法輪大法的，我不接受家長的任何禮品。開始有的家長不相信，試探著給我送禮，都被我一一退回去了。就連書店到學校向學生推銷書時給老師的回扣，我都把錢包成包一一還給學生。

「孩子交給你我們放心」

一天，我們班從南方轉來一個小女孩。幾天以後，家長打電話約我出去吃飯，說和我溝通一下孩子的情況。我謝過家長以後，告訴她，我是煉法輪功的，不必破費請我吃飯，我隨時歡迎家長到學校與我交談。第二天放學時，她到班級來找我，交談了一會兒後，她掏出幾百元錢（大約三、五百）說：「請你吃飯你不去，這點錢你拿著，孩子就讓你費心了。」說著就往我兜裏塞。說實話，如果我沒修煉，這白白送到手裏的錢我會毫不客氣的收下，但是現在我是一個大法修煉者，我絕不會為了自己的私利給大法抹黑。我真誠的說：「飯我不吃，錢我也不要，昨天我跟你說了，我是煉法輪功的，任何一個家長的錢我都不要。孩子在我們班你儘管放心，我一定對她負起責任。」她激動的說：「昨天給你打完電話，我跟朋友說孩子的班主任是煉法輪功，請她吃飯她不來，我說給她送錢行不行？朋友說那你去試試吧。沒想到煉法輪功的人真的這麼好啊！孩子交給你我們放心了。」

「老師，等你回來我們還回咱們班」

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氏流氓集團開始了對大法鋪天蓋地的誣陷宣傳。因為我去北京上訪，回來後，學校剝奪了我上講台的權利，讓我去打掃廁所，我們班的學生被拆散插在其它幾個班裏。

知道我今後不能再教他們，孩子哭成一團，喊著：「讓我們老師回來！」一個平時少言寡語的小男孩，竟以不寫作業的方式為我抗爭，說：「不讓某某老師回來我就不寫作業！」不管學校領導怎麼訓斥他，他都不聽。沒辦法，他的新班主任只好讓我勸勸孩子。看著這個滿臉淚水的孩子，我也流著淚告訴他：「老師沒有錯，只是想按真、善、忍做一個好人，你們不是說過也要像我一樣，做一個好人嗎？那你們要好好聽課，好好寫作業，做聽話的孩子，這樣人家才會說，某某老師教出的學生真好！」他哭著點點頭說：「老師，等你回來我們還回咱們班。」

這些善良的孩子，他們哪裏知道，大法弟子正面臨著一場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最邪惡迫害。因為我再次進京上訪，接下來的是關洗腦班、進拘留所、被勞教，四年多的關押迫害，我回到學校時，他們已經畢業了。

家長的回信

二零零四年，從勞教所回來以後，在師父的慈悲呵護下，我從新走上講台。隨著人類道德水準的急速下滑，教師的這種職業也成了社會上最「黑」的職業之一。有的學校分班要錢，調座位要錢，教師節及其它節日就更不用說。做班主任，面臨的第一個考驗就是家長送禮的問題。我不忘自己是修煉人，家長送的錢和物，有的當面謝絕，不便直接拒絕的就在以後通過其它方式還回去。有時我還利用退錢、退物的機會給家長寫信，告訴他們我是修煉法輪功的，法輪大法叫我按「真善忍」做好人，我不能因為過節而增加家長的負擔。有一次我給家長寫信時，把自己因為信仰「真、善、忍」而遭受迫害的親身經歷寫給他們，告訴他們不要相信電視媒體對法輪功的誣陷宣傳，那都是騙人的謊言，要記住「法輪大法好」。

幾天後，家長給我回信說：「看了你的信我的眼淚都流下來了，我從心裏佩服你，你們煉法輪功的太了不起了。」有的家長發來短信說：「現在像你這樣的老師太少了，孩子能在你們班是我們的福份。」甚至有的家長直接把電話打到校長那裏，說某某老師對學生好，還不收家長的禮，這樣的老師你要好好表揚。

這幾年，學生換了一屆又一屆，我給家長退回的錢，少的一、二百元，多的上千元，錢包、背包、圍巾、衣服、手鐲等等，我自己也記不清到底有多少。我們學校附近的小區裏，很多家長都知道有一個煉法輪功的某某老師不收禮。因此很多家長都托人把孩子送到我們班。

感謝慈悲偉大的師父，感謝大法！是師父淨化了我的身體，使我從一個疾病纏身，幾乎不能正常工作的人成為一個身體健康、精力充沛的人；是大法淨化了我的心靈，使我從一個心胸狹窄、重名重利的人，成為一個處處為他人著想、不爭名不求利的人。我知道，我還有很多執著心沒有去，慈悲心不夠，我會更嚴格要求自己，不斷用大法的法理歸正自己的言行，用自己的行動告訴世人：法輪大法好！法輪大法是正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