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政法委是中共違憲違法的罪惡工具

中共是邪惡的非法組織

「中共的起家史是一個集邪惡之大全的過程，毫無光彩可言。中共的起家史恰恰說明中共政權沒有合法性。」（《九評共產黨》）

1954年制訂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憲法時，作為國家主席的毛澤東就曾公開表示：「我們不少同志，就是迷信憲法，以為憲法就是治國安邦的靈丹妙藥，企圖把黨置於憲法的約束之下。我從來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憲法，我就是要破除這種憲法迷信。」「制定憲法，本質上就是否定黨的領導，在政治上是極具有害的！」「當然啦！憲法制定是制定了！執行不執行，執行到甚麼程度，還是要以黨的指示為準。只有傻瓜和反黨分子才會脫離黨的領導，執行憲法。」

斯大林曾經說過，「假如不制定憲法，那麼敵人就會說你是暴力奪權。他們會說這個政權是強加在人民的頭上。你們必須將這個武器從你的敵人手中拿走。」中國目前的憲法恰恰正是這個目的。中共制定憲法的出發點永遠不是限制政權的權力，而是在保證政權的權力不受制約的同時把門面裝點的漂亮一點。假如真的把中國憲法當一回事的去研究，就會發現在中國的憲法框架下，中共「違憲」是幾乎不可能的；當中共沒有任何「違憲」的可能時，中國的「憲法」就沒有任何意義。

北京大學一位法學教授，在2006年京郊舉行的內部中國經改形勢座談會上一針見血地說。「共產黨是一個違憲組織，整個黨沒有註冊登記的，卻行使權力，是一種法外的權力，這是嚴重違法的，怎麼能說‘依法治國’？」會上，許多黨內精英都能大膽吐露心聲。表面上看起來似乎全民都「與中央保持一致」，實際上，不僅老百姓罵共產黨，就連黨內都罵共產黨。

中共違憲違法，但是為了做表面工夫，獲得中國人特別是正常的國際社會認可，又不得不立法立憲。於是政法委就起了保障中共「合法」的做非法的事的特殊作用：政法委不借助法律當工具，就沒法給中共的非法行為披上「合法」的外衣；中共不借助政法委當工具，就沒法堂而皇之的用司法系統迫害中國人。

1985年，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的彭真在被記者問道，在中國是黨大還是法大時，彭真回答說：「這個不好說。」惹來哄堂大笑，成了一個大笑話。2011年，全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明目張膽說：「黨大於法，立法為黨。」

2012年4月，中共政法委書記周永康在全國政法委書記首期培訓班開班式上說：「黨委政法委書記姓黨，講政治始終是第一位的要求。」

長期以來，中共一直給人們灌輸法律是體現統治階級的意志，是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將法律視為統治階級的工具，給中共的黨委審批捕人、殺人制度尋找依據，即「黨比法大」。這和法律體現的「公開、公平、公正」原則背道而馳。然而這個完全背離了現代法治精神的「黨比法大」，卻成了中共統治下的公理。「講政治不講法律」成了政法系統的準則。

從中共的「黨大於法」的角度來看政法委，很多事情就一目了然了：中共中央政法委是個法律之外的半秘密性的非法組織，在幕後控制和操縱著中國的公檢法系統，是中共黨權在體制上凌駕在法律之上的體現，是中共高層的意志在體制上凌駕在法律之上的體現。即在體制上，中國的司法直接受控於中共中央政法委，中國沒有司法獨立。中共政法委的存在表明中國不可能實行真正的法治，因為沒有司法獨立，哪來真正的法治？

政法委是踐踏法律的罪魁禍首

司法獨立是現代文明社會的共同價值標準，也是憲法的基本原則。在西方自由國家都是嚴格實行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中國憲法規定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任何機構所執掌的國家權力，都必須經過憲法和法律的授權，沒有得到法律授權或認可的機關是非法機關，中共政法委就是這樣一個凌駕於法律之上的非法機構，其「聯合辦案」沒有任何法律依據。政法委系統下的「六一零」、綜治辦、維穩辦等分支機構，同樣也都是非法的，在憲法和法律上沒有它們的位置。

現代法治觀認為：首先，法是主體，憲法至上；法是理性、正義，權源於法，沒有任何一種權力能凌駕於法律之上，而必須受法律的約束。所謂法治，是指法律是社會最高的規則，法律‘凌駕一切’，沒有任何人或機構可以凌駕法律之上。所謂法律‘凌駕一切’，指的是任何人都必須遵守，甚至是法律的制訂者和執行者本身亦需要遵守，法律本身不得被輕慢。政府的行為必須是法律許可的，而這些法律本身是經過某一特定程序產生的。

從表面上看，中國的「刑事訴訟法」針對公安、檢察機關，法院之間的相互制衡關係進行了規定，但政法委的設立和存在，則完全侵蝕掉了公檢法三權分立和三權制衡的關係。

業內把中國的辦案過程喻為飯局，公安做飯，檢察送飯，法院吃飯，這一說法的確是對中國司法體系的一個絕妙的諷刺和揶揄。如果用通俗些的話來說，其含義就是將公安、檢察、法院的辦案過程比喻成一場飯局──公安局是做飯的，他們負責抓人，固定證據（時常發生刑訊逼供），然後移交給檢察院；檢察院是送飯的，他們在審查起訴時一般就是把公安移交的案子整理一下，然後「例行公事」式向法院提起訴訟，其情形如同送飯工；法院則是吃飯的，因為飯是公安做好的，檢察院送來的，法院就囫圇吞棗給出判決了事。當公檢法三家意見不一致時，就要交由黨的政法委來「定奪」。政法委就是中國司法體系的真正老闆。

中國的政法委員會制度是一種非正式的制度，一些學者稱其為「隱性司法制度」，但這個「隱性司法制度」對老百姓的生死予奪起著決定性的作用，而在台面上的「顯性司法制度」，只不過是個擺設而已。中國最高法院院長肖揚要向公安部長周永康做工作彙報（當時周永康是中央政法委員會副書記，兼公安部部長），這在外國肯定是個笑話，但在中國卻絕對是個嚴肅的政治問題，因為周永康雖然是個公安部長，但他是中央政法委員會副書記，而肖揚只是一個中央政法委員會委員，他當然要聽周永康的。在民主國家，最高法官的權力幾乎是和總統或首相相等的，但在中國卻要受制於一個警察頭子，這不能不說是中國司法的悲哀。

無論是從法治出發，還是從司法獨立出發，中國司法體制都規定了公安機關、檢察院、法院各自獨立行使職權，相互配合、相互制約的制衡關係。從理論上講，這三個機關在權力上應該是平等獨立、相互平衡和制約性的。但在實際當中，在三個權力機關之外又設置了屬於高一級位階的黨的政法委，對三個職能機關進行統括，同時又基本是由公安局長兼任政法委書記，就變相形成了公安局指導檢察院、法院的扭曲和錯位的關係。

在中共迫害法輪功的這些年中，公安權力不僅急劇膨脹，而且在公檢法司中形成了獨大的局面。前任中共中央政法委副書記周永康兼任公安部部長（周現在是中共中央政法委書記），現任中共中央政法委副書記孟建柱兼任公安部部長，而最高檢察院檢察長、最高法院院長、司法部部長等只是政法委委員，因此，實際情況是公安部部長領導最高檢察院、最高法院和司法部。在地方上很多政法委書記兼任公安廳廳長（或公安局局長），於是檢察院檢察長、法院院長和司法廳廳長（或局長）要向公安廳廳長（或公安局局長）彙報工作。近年在各界的呼籲壓力下，有的地方政法委書記辭去了公安廳廳長（或公安局局長）的職務。中共政法系統的畸形怪胎和在幕後操控司法，造成了無法無天地迫害法輪功。

東南大學法學院一位教授說，政法委的權力和機構的設立，不僅沒有憲法和法律上的依據，甚至明顯與憲法相抵觸。由於中共政法的職能是「領導和管理政法工作」，這就決定了政法委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權力，有權行使憲法賦予專門機關才有的偵查、檢察、審判等權力，甚至有權決定逮捕、限制人身自由，造成判的不審，審的不判等極為惡劣的後果，使法律形同虛設，成為中國走向法制社會的攔路虎、絆腳石。

經濟學家、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茅於軾也在其新浪微博中建議，「取消共產黨各級的政法委」。他認為取消或嚴格限制政法委對司法的干涉，否則司法獨立永遠是一句空話。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