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祚庥在《青少年雜誌》上寫了一篇《我不贊成青少年練氣功》的文章。文章中有對法輪功進行污衊的不實言論。於是天津法輪功學員自發的給天津教育學院主編張紹祿寫信。據當時大家說開始教育學院負責人已經同意將何祚庥的文章刪除並公開道歉。大家覺的事情就此完結。然而，天津教育學院突然變卦，先前所答應的更正全部不算，於是四月二十二日很多法輪功學員前往天津教育學院，希望反映一下情況，並希望他們真正的了解一下法輪功，並對先前的文章做出更改。

我於四月二十二日知道大家去天津教育學院。當我去時大家都在院內靜靜的站著。到後來人越聚越多，教育學院院內已經站滿了學員。據學員說當時有六千多人。大家沒人願意離開。就在院內學法、切磋、煉功。我從四月二十二日至四月二十四日一直沒有離開。

記得在天津教育學院院內突然大雨傾盆。當時並沒有下雨的徵兆。大家沒有慌亂，有的拿衣服遮擋是因為怕書被淋濕。大家就靜靜的在大雨中。當時看到這個場景心裏特別感動。當時大家都被大雨淋濕，沒有人離開。一會刮起了風。我們身上被淋濕的衣服被烘乾了一樣，一會就不濕了，太陽也出來了。

在這過程中有外地的學員也來到天津，也有四郊五縣的來到天津。他們離市區較遠，市裏的同修就給他們免費送飯，就這樣大家相互鼓勵，到了四月二十四日，也就是四月二十五日前一天，發生了天津警察大規模抓捕和毆打法輪功學員的事件。

四月二十四日，警察就陸陸續續的到天津教育學院內讓大家離開。可是教育學院不予答覆，大家不想離開。當天晚上，突然衝進上百警察，其中一個領頭的人物手裏拿擴音器大喊：「趕快離開，現在清場！」當時大家感覺不對勁，就集體高聲背誦《轉法輪》〈論語〉，聲音響徹整個教育學院。大約晚上八點左右大批警察開始暴力驅散。我當時坐在學院主樓的台階上，雙盤打坐，我看到對面的樓上有紅色的小圓點。發現對面的樓上有人影晃動，就是說已有人在樓上開始拍攝這一切。

當時院內一片混亂。警察們野蠻的驅散人群，不管是老年、少年一律強拉硬拽。當時有五個警察來到我身邊不由分說抬腳就踢。把我從六、七級的台階上踹下來，然後又是踩又是踢。隨後有兩個警察拽住我的左腿和右腿就往警車上拖。因當時就穿一單衣，倒拖的時候後背直接摩擦地面。這時旁邊有一警察說：「別拖死了」。於是又來兩個拽住我的兩個胳膊，將我連抬帶拖的拖了十多米，扔到馬路上的依維柯警車上。

當時我思想清晰，蜷縮在兩車座之間的空隙中。不一會車停了。我拒絕下車。這時，車上的警察過來對我又是一陣拳打腳踢。當時車上還有其他學員。這時我突然站起來高聲喝斥他們：「你們這是人的行為嗎？」這時一個四十多歲的警察說：「不要打了。」於是他們將我蒙著頭推搡著進了派出所。就是天津市和平區四面鐘派出所。

當時在派出所裏他們做筆錄，其中一個警察問：「你承認你們有錯嗎？」我回答：「沒錯。」他說：「沒錯這麼多人上這來搗亂？」我說：「我們是反映情況的。」他問：「你們怎麼不去中南海？」我問：「去中南海幹甚麼？」他問：「你們敢去嗎？」我沒說話。就這樣我們在派出所呆到四月二十五日凌晨二點。他們才將我們釋放。據當時被抓進派出所的學員都說：被問到你們怎麼不去「中南海」？

我和一個同修光著腳走出派出所，因當時很晚我們就寄宿在一同修家中。當時我很疲倦，很快就睡著了。第二天（即四月二十五日），我回家後同修告訴我說：在教育學院被強行驅散後大部份人並沒有回家，他們於當晚就去了市政府反映情況，並要求釋放被抓的那些學員。於是我又打車到了市政府（我全然不知道有同修去中南海）。

當時有一個像記者的女士問：「昨天誰被打了？請幫助找一下。」我正好聽見，說：「我被打了。」於是就讓大家看我的後背和身上。我自己看不見。他們很吃驚，後背青一塊紫一塊。於是這位女士將我帶到一位法輪功輔導員那裏，簡單說明情況後。就帶我去見當時天津市公安局的某個負責人。當場撩開衣服讓他看了被警察毆打的身體，那個負責人在事實面前也無話可說，就應付這個輔導員和我們。

後來學員說：「市政府的接待人告訴學員：他們也管不了，你們有事的話去北京反映。」後來才知道在四月二十五日有很多的法輪功學員去了中南海上訪。

後來在電視新聞中看到天津公安局發言人在電視上說：天津沒有打人也沒有抓人。我當時一下子就明白了這是一場徹頭徹尾的騙局。他們是有預謀的將法輪功學員進行誘騙。回憶天津事件中，無論是教育學院主編從答應公開道歉到否認，從派出所警察作筆錄問：「你們敢去中南海嗎？」從市政府接待人說：「我們管不了，你們去北京反映。」等不難看出江澤民集團是有預謀的把法輪功學員引向世界注目的北京，然後尋釁迫害法輪功，這就是我親身經歷的天津事件過程。

法輪功學員四二五上訪，是在中共江澤民集團的暴政和陰謀面前，堂堂正正的堅守自己的良知，堅持做好人的權利。他們心中沒有個人的得失，只有正信和公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