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萬名法輪功學員去北京中南海附近的信訪辦上訪，要求政府還給法輪功學員一個合法的煉功環境。

山雨欲來風滿樓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之前，李豔就已經感覺到氣氛不對勁了。當時晨煉時，她經常聽到同修說起全國很多地方的煉功點都被警察和便衣騷擾，有的是一群警察在人們煉功時就在旁邊看著，有的開始登記學員的名字，還有的地方用洒水車對付一群閉著眼睛煉功的學員。

對於六十年代出生的李豔來說，這種「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氛並不陌生，當初中共歷次發起政治運動之前幾乎都是這樣的。但是從另一方面，她又不能相信真的會有幾十年前的政治運動那樣的血雨腥風在等待著他們這些煉功人。「畢竟是九十年代末了，社會方方面面都和幾十年前不同了」，她想。

四月二十五日：抓人消息傳來 決定上訪

四月二十五日清晨，李豔和往常一樣來到煉功點準備煉上兩個小時功。煉功音樂還沒響起，就看到一個同修急匆匆地騎著車過來了，他告訴了大家一個緊急的消息，大意是：前幾日天津的法輪功學員上訪，被警察抓了，當地法輪功學員去要人時，他們說這是「上面」的命令，要放人你們找中央去。因此一些學員要去中央反映情況，希望放人，如果誰願意去的話，可以去國務院的信訪辦。說完他又匆忙騎車而去。

煉功點上十幾個人聽了後，大家議論紛紛，大家都有些吃驚，但是也不覺得很意外，因為之前大家多多少少都知道了前一時間全國各地警察騷擾法輪功學員的事情，現在天津事件升級了，大部份學員都覺得應該去中央反映情況。李豔的第一個念頭就是，今天能抓天津的學員，明天就能抓北京的學員，就能抓我；煉法輪功做好人都被抓了，這不對啊，這肯定是中央領導不了解情況，我也得去反映情況。

和當時很多法輪功學員一樣，她相信政府是因為不了解情況才抓人的，她認為，如果通過法輪功學員上訪反映情況讓國家領導了解了法輪功學員都是在做好人，對社會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話，他們一定會為民做主的。

帶著這種對政府的信任，李豔和幾個同修商量好，當天早上一起搭上另外一名同修的車，走上了去上訪的路。這一天是星期日，但是事情緊急，大家也就顧不得是不是工作日了，而且平時大家還都要上班，也就只有週末有時間。

事後李豔得知，當時煉功點的學員中，有人因為害怕，有人因為家裏有其它事情而沒有去。「煉功本來就是自願的，上訪當然也都是自願的」，李豔說。

一整天的等待

大概早上八、九點鐘，李豔他們到了北海南門，也就是中南海的後面，他們只知道信訪辦就在這附近，但是具體在哪裏不知道。不過他們發現，這根本就不是問題，因為他們看到有很多人都在往同一個方向走，他們直覺認為這些都是和他們一樣的法輪功學員。馬路邊有很多神情高度緊張的警察，當他們向路旁的警察詢問上訪辦在哪裏時，他們的判斷得到了證實，警察告訴他們：跟著人流走就到了。

走了一小會兒，眼看著人越來越多，人流往前移動的速度越來越慢，馬路兩邊站滿了警察和便衣，警察指揮著說：「行了，就站這裏就行了，前面就是信訪辦了。」李豔他們再也走不過去了，就在原地等著。因為人很多，有法輪功學員自動出來維持秩序，讓大家站在路邊，不要堵住交通，同時還給路邊的行人留出行走的通道。

李豔不知道有多少人來了，她只看到馬路邊站了好幾排，遠遠地望不到頭，警察們指揮著讓人群怎麼站。到後來大家站累了，有人就坐了下來。又有法輪功學員提出，不要讓國家領導誤以為我們在靜坐抗議，不要給中央領導添不必要的麻煩。於是就變成了體力好的年輕人在前面站成一排，後面的人可以坐著休息，站著的人累了就被後面的人換下來。

人很多，可是大家都很安靜，雖然互相不認識，但人們都自覺地互相照顧。沒有人覺得這樣做有甚麼不同尋常，因為每個人都知道自己是修「真、善、忍」的，也知道旁邊的這些不認識的人也都是將「真、善、忍」當作生活準則的，那當然都會為他人著想。大家都沒有把垃圾扔到地上，每個人都自己找東西把垃圾收起來了，後來有人看到這個情景，就拿著垃圾袋走來走去收垃圾。這麼多人卻沒有阻塞交通，秩序井然，安靜平和。以致原本如臨大敵的警察們都無事可做，他們三五成群地閒聊著。李豔還親眼看到有學員把警察扔到地上的煙頭都撿起來了。

李豔從周圍的人那裏了解到，很多學員是北京本地人，也有一些人是從外地坐飛機過來的，還有一些人是前一天坐了一夜長途汽車風塵僕僕趕來的，一夜沒有休息好。李豔看到，在旁邊小胡同的門廊下，一些人靠著牆邊就睡著了，他們實在太累了。

一直等到晚上天都黑了的時候，從前面傳過消息來，說朱鎔基接見了幾名學員，事情解決了，天津那邊已經放人了，大家可以回去了。人們有些猶豫，不知道這個消息是否是真的，所以都還沒有散去。直到看到前面的人已經開始往回走了，聽說信訪辦前面的人都已經往回撤了，大家才知道這個消息是真的，都很高興。李豔想：你看，中央領導一旦了解了情況，馬上就放人了。

李豔又搭學員的車回去，因為車上還有空座，他們一邊開一邊找路邊往回走的年紀大的人來搭車，這樣車子裏又搭上了其他不認識的學員。「因為大家彼此之間都知道對方是好人，所以也根本不需要戒備，能幫到的當然就幫了」，李豔說。

不是圍攻，是上訪

第二天星期一，李豔和往常一樣去上班，一切如常，她以為所有的事情都已經解決了。沒有想到，之後的形勢越來越惡化。當她在電視裏看到，中共將四月二十五日法輪功學員的和平大上訪定性為「圍攻中南海」時，她覺得這是一個天大的笑話，「我們當時都是聽警察的指揮，讓站在哪裏就站在哪裏，‘圍’是警察指揮出來的。而且我們只是平靜地在那裏站著等消息，哪裏來的‘攻’呢？」她說。

一九九九年的四﹒二五大上訪已經過去十三年了，這期間，李豔和其他法輪功學員受到了各種各樣的精神以及肉體上的壓力和迫害。她也逐漸了解到，四﹒二五事件的起因不那麼簡單，從天津抓人事件開始，就有中共內部一些希望利用迫害法輪功撈取政治資本的人在故意激化矛盾。之後雖然全國各地的大批法輪功學員不斷和平上訪向各級政府講述法輪功的真相，但是迫害還是不斷升級，這根本就不是李豔當初認為的「政府不了解情況」這麼簡單的事情了。

歷史將給出一個公正的評價

兩年前，李豔離開中國，來到歐洲這片自由的土地，回顧十三年前的那次和平大上訪，她說：「當時我是帶著一個單純的想法去的，沒有想到這件事情將成為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對十三年前的四﹒二五法輪功學員大上訪的抹黑，就是對法輪功迫害的前奏。而在這場迫害中，每個人的良心都在被拷問，每個人都得在善與惡之間做出選擇。中共將四分之一的國力投入到了迫害法輪功裏，這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的一個死結。」李豔確信：「歷史一定會對一九九九年的四﹒二五萬名法輪功學員和平大上訪做出一個公正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