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地，暴政之下人民的反抗也從來沒有停止過。從1989年天安門學生運動，到1999年4月25日的法輪功萬人大上訪，再到2004年以來全國各地愈演愈烈的群體抗爭事件，都在述說著一個苦難民族爭取自由，反抗暴政的頑強不息。

「六四」事件爭取的是政治自由，現在風起雲湧的群體抗暴大多為的是物質利益和官民仇恨，而法輪功「四二五」上訪則是為了純粹的信仰自由，按「真善忍」做好人的自由，修身養性、強身健體、提升道德的自由，也正因如此，法輪功「四二五」上訪以及過去十三年反迫害極其平和理性。

如果我們把視野拉到這30年來中國大陸跌宕起伏的歷史過程中，就更能看出「四二五」上訪對於這個民族的未來負有何等重要的意義。

「四二五」上訪是指1999年4月25日，一萬多名法輪功學員到北京位於中南海附近的國家信訪辦集體上訪。當時的總理朱鎔基出面接待了法輪功學員，責成信訪局負責人與學員代表座談。在對話中，法輪功學員提出了三點要求：1）釋放兩天前在天津被抓的四十多名法輪功學員；2）給法輪功一個公正合法的修煉環境（97－98年公安在全國進行秘密調查並騷擾法輪功學員）；3）允許法輪功的書籍通過正常渠道公開出版（96年中宣部禁止出版發行法輪功書籍）。到了晚上9點多事情有了初步的結果，天津被捕學員得到釋放，法輪功群眾隨後靜靜地散去。事件和平落幕。「四二五」上訪事件並不是孤立的、突然出現的一個事件，是有關部門壓制煉功群眾，而煉功群眾試圖維護自己信仰自由權利的一個自然發展。

不幸的是，三個月之後的7月20日，急於樹立淫威的江澤民發動個人戰爭，脅迫中共傾一國之力全面迫害法輪功。

這場迫害發生的時候有一個大背景，就是中共追求GDP帶來的表面經濟繁榮。不少人對突如其來的文革式的迫害表現得漠不關心，理由就是經濟在發展，先不管別的。中共官員在面對國際上的人權譴責，常用的回答也是中國的經濟有多大的發展，解決了多少溫飽。急功近利的經濟發展，成了中共忽悠大陸百姓和愚弄利誘國際社會的籌碼，成了中共壓制信仰自由和毀滅民間道德覺醒的託詞。

然而，老百姓很快就嘗到了苦果。一方面是既得利益集團和巨富階層的迅速崛起，另一方面是對廣大低層群體的物質利益的瘋狂掠奪和對人民生命的極端漠視。農民失地，暴力拆遷，環境污染，工人維權，貧富不均，官民對立等等引發了大規模的群體抗暴潮。中共的應對措施就是進一步的暴力鎮壓，如此惡性循環，中國社會再次進入動盪時期。

據有關部門統計，1993年中國發生群體性事件約0.87萬起，1994年約1萬起，2003年則達到6萬起，2005年上升為8.7萬起，2006年超過9萬起。據《華爾街日報》引用清華大學孫立平教授的估計，2010年中國發生了18萬起抗議和騷亂等群體事件。由於互聯網和手機的普及，使得很多群體事件在政府封殺之前就在國內外被廣泛傳播和關注。

社會動盪在表面上看，是官民之間的利益爭奪。其實，伴隨著的還有另一條暗線，就是社會整體性的道德滑坡，這是以無神論為主導、以犧牲道德為特徵的中共經濟發展模式的必然結果。2011年4月，總理溫家寶面對一系列惡性食品安全事件，也不得不感慨「誠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經到了何等嚴重的地步」「（一個國家）如果沒有國民素質的提高和道德的力量，絕不可能成為一個真正強大的國家、一個受人尊敬的國家。」。中共喉舌《求是》雜誌在2012年元旦、2月和4月連發三篇論中國「道德現狀」的文章。雖然作者是為了給中共造成的道德滑坡尋找可笑的藉口，但是如此高調談論「道德」，可見中國道德危機之嚴重。

在層出不窮的群體抗暴背後，每一件其實都是道德滑坡的寫照，比如官員的貪婪腐敗，執法人員的不公正和漠視生命，利益集團勾結黑社會強取豪奪等等。人們渴望一個講究誠信、善良，富有正義感的社會。出路在哪裏？有人呼籲加強法治，可是，法律總是由人來執行的，如果人的道德敗壞了，民主、法治豈能是靈丹妙藥？有人呼籲政府重視道德教育。可是，道德管的是人心，而政府管的是人的行為。靠政府或者政治運動來重建道德只能適得其反，歷史也證明權力不能重建道德。不受約束的權力本身就是腐敗的根源，以無神論為信條的不受約束的權力更是突破「道德底線」的真正推手。

道德重建必須來自人的內心的改變，來自理念和信仰的約束。可以說，信仰的自由，是中國走出道德危機的第一步。這不是要政府做甚麼，而是要政府不做甚麼。有信仰的人，會發自內心地想要做好人。政府能做的，就是給人民這樣的權利，而不是去橫加鎮壓，殘酷迫害。

面對今天中國社會的道德亂象，回首1999年的「四二五」萬人大上訪，法輪功學員維護信仰「真善忍」的自由，爭取做道德高尚的好人的權利，就愈加顯示出其輝煌的歷史意義。江澤民沒有順應天意，不但沒有正面回應「四二五」上訪，把信仰自由還給法輪功學員，反而以此作為全民迫害的藉口。江澤民毀滅的不光是千千萬萬法輪功學員的信仰自由，更是對中華民族道德根基的釜底抽薪。單憑這一點，江澤民就將被釘上歷史的恥辱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