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煎熬中等待大法

我四歲時母親就去世了，父親沒有固定職業，靠打零工維持生活，把我寄養在姨家，姨家小孩子多，生活很困難，七、八歲時父親又把我接回來了，隨他過著流浪的生活。十八歲時父親收了三十元錢，就把我嫁給了地質勘探隊的一個隊員──我現在的丈夫。從此我又開始了新的漂泊不定的生活。

從小到大長期惡劣的生活環境，把我的身體摧殘的滿身是病，文革期間丈夫不願意參加單位的「鬥批改」，沒有工作，每日在家閒悶難熬，共產黨打著打擊壞分子的旗號，為了完成指標湊數字，硬是把我十二歲的小兒子抓進監獄，工廠又開不出工資，我拖著病體承受著各方面的壓力去上班，我得了肝炎都不能休息，我在死亡線上掙扎著。我常常在內心深處呼喊著蒼天：「老天爺啊，我為甚麼這麼苦啊」。黑夜裏做夢，我流出的都是滄桑的淚，苦不堪言，真是叫天天不應，喊地地不靈。

一九九六年十月，我已退休，早晨有晨練的習慣，這天下著小雨，街上沒甚麼人，我看見有一些人坐在地上，奇怪的是他們那片地上不下雨，地上是幹的，他們一個個盤著腿，閉著眼，坐在那裏一動不動，旁邊還有音樂。於是我也學著他們的樣子坐在那裏，他們有墊，我直接坐在地上，他們閉著眼我睜著眼，其它的動作都和他們一樣。音樂停了，他們都睜開了眼。我問他們：「這是幹甚麼？」他們說這是在煉法輪功，還說：「你不也在煉嗎？」我說我不會。於是他們就教起我來了，他們聽我口音不是當地人，就問我是哪裏人，我說：「我是吉林公主嶺那一帶的人。」他們都高興的說：「哎呀，你緣份真大，你是師父老鄉啊，你真有福氣，我們是一個人教很多人，你是很多人教你一個人。」就這樣我走進了法輪功。每天早晨三點起來煉功，五點多回家做飯，甚麼也不影響。四天後我身上的病不翼而飛。很快他們給我拿來了《轉法輪》我看見這本書就抱在懷裏哭：「我得了天書了，得了天書了！這是用多少命都換不來的啊！」我看見誰都說，別人都在笑我了。

一個星期之後，我又拉又吐，我知道這是師父在給我淨化身體，我對非要拉我去醫院的丈夫和兒子說：「你們都不要管我，我就是挺了屍也別管我，我都會活過來的，我師父會管我的。」三天三夜之後我沒事了，又過了一個星期，我從頭頂疼到腳跟，疼得我只在床上打滾，這時丈夫明白了，給我放師父講法錄音，還把同修叫來，大家都說：「師父多偏愛你啊，剛進來就給你消大業。」我說：「這生生世世的我不知道造了多少業。」四天之後，我輕鬆無比，走路生風，老像飄起來，到體育館、公園等遠處集體煉功，我步行和別人坐車的速度一樣。我的心性也很快的提高上來了，人們都說我變了個人。

二、被迫害走向北京

正當我在大法中修煉、明白了人生的意義、知道了人生的真諦，身心健康得到迅速昇華的時候，江澤民伸出了黑手，全面迫害法輪功開始了。四二五剛剛過去不久，七二零就來了，我毫不猶豫的和同修們去了北京。但是當我們乘坐的火車剛剛開到石家莊的時候，就被勒令下車。無奈我們在石家莊被警察截住了。我們向警察講真相，要回了我們的身份證，決定化整為零，分散北上，坐人力車、三馬車或步行繼續去北京。

一個明真相的司機對我們說：「我不要你們的錢，我為大法做點貢獻，我只能把你們拉到北京邊上，你們可以租豪華車進京，記著代我向你們的師父問個好！」我們在明真相司機的指點下到達了天安門廣場。但是天安門廣場上的便衣比大法弟子還多，大法弟子都有一個共同點，衣著樸素，面帶祥和，所以我們一到廣場就被那些便衣盯上了，他們強行把我們拖上了警車，拉到了東交民巷派出所。那裏已經關押了很多大法弟子，我們在那裏背法、切磋。

三、為師父說句真話

一九九九年臘月二十號，當地派出所叫我去，問我：「你還煉不煉？」我說：「煉！」他連問三遍，我連答三個：「煉！」把所長氣的直蹦高：「你這個老太太，你就不會說一句謊話，你就不會說不煉？」我說：「我們師父是最偉大的，我要為我們師父說句真話！」就這樣我被派出所送到看守所去了。警察頭頭一看我：「又是你這個老太太。」他氣急敗壞的當著眾多犯人打我的右臉，我馬上把左臉伸過去，警察又抽了一個耳光。打完後他自己都不忍心了，於是他說：「你這麼大歲數了，為甚麼也和他們（年輕大法弟子）一樣去搞政治？」我說：「是，我們師父就是要我們做一個正直的人，所以我也要搞正直。」氣得他哭笑不得說：「是政治不是正直。」我說：「聽不懂，政治是甚麼玩意兒？」警察氣的直跺腳，後來把我放了。

二零零零年二月份兩會前又把我抓起來了。我說：「你們開兩會，我又不參加，你們抓我幹甚麼？」又把我放了。

本年六月份我再次上訪去北京，惡人把我送到石家莊勞教所我被勞教三年。我和以前一樣，天天煉功，背法，發正念，並以絕食來表示我的反抗。警察問我：「老太太，你甚麼時候圓滿？」我說：「我們師父告訴我，這修煉就像學生上學一樣，只要好好學習，一定能考上一個好大學，你整天想著想考上好大學，卻不好好學習，那你就不會考上好大學，至於甚麼時候圓滿，我不去執著追求，我只要好好修煉，每個人的路都不一樣，全憑自己的心去修。」「我生在戰爭年代，長在運動時期，共產黨一個運動接著一個運動搞，鬥地主我還小；反右派，大躍進我不懂，六十年這個紅色政權差點把我餓死；文化大革命整死多少知識分子不告訴我；六四坦克開到天安門廣場追著學生壓，反過來還說學生搞動亂；今天我煉了法輪功，師父教我們做好人，江澤民迫害，那些科痞、文痞、氣功痞，唯恐天下不亂，張牙舞爪齊上台跟在江澤民屁股後面拍，不給我們一個說話的窗口，還要說我們犯了甚麼法，真正破壞法律的是執行法律的那些人而不是我們，真正搞動亂的是政府而不是人民。」警察說：「這老太太，說的一套一套的，還挺有道理。」

一個警察又問：「老太太，甚麼時候這個法能正過來？」我說：「有一天上邊叫去抓壞人，你二話不說就去執行；上邊叫去抓法輪功，你脫下警服說：‘給你這身狗皮吧，我還要我的老婆孩子呢。’到那時法就正過來了。」他們都不吭聲了。」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晚上，大法弟子甲大喊：「法輪大法好！」全中隊的人都齊喊「法輪大法好！」樓上樓下的中隊聽見後也都喊「法輪大法好！」這氣勢磅礡的喊聲在勞教所上空迴盪著，震撼著所有邪惡。第二天惡警察要把甲拉出去迫害，我就站在她面前說，不許你們拉她，他們說，她太壞了。我說：你們說她壞不行，得用我們師父的話來衡量，我們師父說：「有人說你好，你不一定真好；有人說你壞，你不一定真壞，因為衡量好壞的標準都發生了扭曲。只有符合宇宙這個特性的他才是個好人，這是唯一衡量好壞人的標準，這是得到宇宙中承認的。」[1]警察聽了說：「老太太，你說的對。」都走了。

第二天，讓我們看天安門自焚偽案的錄像，我們不看，我說：「我去天安門廣場，還沒走進去就被抓了，哪有機會坐那自焚，煉功人不殺生，怎麼還會去自殺？再說哪個警察會背著滅火器巡邏？」警察聽了都走了。一個頭頭說：「你這個老太太，別在這呆了，你完成任務了，你趕快回家吧。」就這樣判了我三年，六個月我就正念闖回來了。

不管邪惡把我抓到洗腦班也好，派出所也好，還是看守所或是勞教所，學法、背法、煉功、發正念我一天也沒有停止，出來我就又自由講真相了。

四、講真相四處奔忙

回家以後我四處奔走，忙著講真相救人，有一天晚上，我正在往電線桿上貼：「法輪大法好」，被警察抓住了。他們六個人很吃力的把我抬到警車上，到了派出所那個頭頭一看：「又是你這個老太太，哪兒都缺不了你。」我被關押到公交大廈。市裏的同修都知道了，他們滿市貼揭露邪惡綁架的真相材料。把不乾膠貼到公交大廈的門、窗上。於是邪惡把我送到本市第二看守所，在看守所裏我毫無顧忌的向犯人們講真相，邪惡的頭頭氣的直晃腦袋：「抄你家吧，你那些東西扔到馬路上沒人拾，罰你錢吧，你窮的叮噹響；抓你進來吧，你跟誰都講，你就不會講一句瞎話。」我說：「腦袋掉了，身子還在打坐，法輪大法好，我就要說實話。」邪惡頭頭說：「真拿你沒辦法。」我又被放了。

我的丈夫很早就明真相，並且站在我這邊，向邪惡說我煉功後變得怎麼怎麼好，不許警察抓我，護我，並保護著大法書不被抄，一有風吹草動，他就藏大法的書。來不及藏，他就把書都抱在懷裏，不讓邪惡奪走。我的鄰居老倆口被我講的都走進大法中修煉了。

我多次尋找昔日的同修，把他們拉回大法中來，我那掉下去的小弟弟，經過我多次拉又回到大法中來了。我多次正念十足的冒著危險去找那些邪悟者，我讓他們來我家看新唐人，給他們送真相光盤，終於有的邪悟者回來了，他說：「我錯了，我回來了，我上誰那我都不方便，我就上你這方便，我甚麼都沒有了，你救救我吧，我還要去拽他們。」

我每天都有半天的時間去講真相，救人，我遇到的人甚麼職業都有，警察，法官，邪黨頭頭，有時他們說：「你知道我是甚麼人，我是專門抓法……」我說：「不管你是甚麼人，你都是宇宙中被救度的眾生，你都有善良的一面。我不看中你甚麼職業，我就是要救你。」有時他們明白後還說：「你們要注意啊，你跟我說我保護你，共產黨就是不講理。」有時因為救的人太多了，會重複給他們講真相，他們說：「你忘了咱們是老鄉，你早給我退了。」

師父說：「再艱苦的環境、再忙的情況下，都不能忘了學法，一定要學法，因為那是你們提高最根本最根本的保證。」[2]最近師父又說：「一定要學好法，那是你們歸位的根本保障。」 [3]

不管是被非法關押還是在家，我從未停止過學法，我們家的集體學法小組一直堅持著，在最嚴酷的日子裏我們也沒有停止過，每週兩次。我們都認識到學法是我們最根本最重要的保障，只要學好法，甚麼問題都能解決，只要學好法，認識就能上去，就無所不能，就能跟隨師父回到自己的家園。

[1] 李洪志師父著作《轉法輪》
[2] 李洪志師父經文《各地講法二》〈美國佛羅里達法會講法〉
[3] 李洪志師父經文《大法弟子必須學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