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王秀琴老人自述遭迫害經歷

我叫王秀琴，女，七十六歲，修煉法輪大法前，身體有各種嚴重疾病，如高血壓，冠心病，因類風濕雙腿嚴重扭曲變形，鞋都穿不上，每天只能趿拉著，那種痛苦沒法形容。修煉法輪功後半年時間，我的病就都好了。

自中共一九九九年七月公開迫害法輪功以來，我經歷了十幾年的迫害。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我去北京上訪，見證了「四二五」的整個過程。上訪回來後，村裏的治保主任郭永村就開始去我家找我，問我幹甚麼去了。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當天，我坐公交車去北京上訪，在燕郊白廟橋被燕郊分局的警察攔截住。當時被截的還有很多大法弟子。後把我們送到三河一個大院裏，中午就讓燕郊開發區鎮政府的人派車把我們接回來。當時我們村支書蔡中原也去了。就說我：「你們去北京幹甚麼呀？」回家後，蔡中原通知我們村的大法弟子去村大隊交書，還讓我們寫「不煉功」的保證書。我交了一本書。還給村裏寫了一個保證。這之後不時的讓我們去大隊，告訴我們別出去，別上訪。

一九九九年十月底，燕郊分局的李聯弟帶著三、四個警察到我家，在沒有任何理由和沒出示任何證件的情況下把我和另一個在我家的同修綁架到燕郊開發區電影院旁邊的一個房子裏強行轉化。同時被關押的除了本村的同修，還有附近的很多同修。把我們關進去後，直到第二天下午有同修家屬找來給我們買飯，我們才吃到飯。第三天他們把同修家屬親朋好友和單位的人都弄過來勸說讓我們放棄信仰，只要說「不煉了」就可以回家。如果你同意說「不煉了」，就被帶到一個叫高金寶的人那，在他面前罵李洪志師父，說「不煉了」，就可以回家。他們把我們村的村支書和大隊會計劉長雨以及我女兒女婿都找來，讓他們一起勸說我。因我不同意放棄信仰。第二天燕郊公安分局主管迫害法輪功的劉亞路把我和另一個不轉化的同修弄到燕郊分局，晚上送到看守所，因看守所不收，我們又被帶回分局。在水泥地上坐了一晚（當時天氣已很冷了，又陰又潮的）第二天又把我們送到三河看守所。兩天後，燕郊開發區政府又把我們接回來。去接我時，把我家幾乎所有的親屬都弄來了，讓我們寫「不煉功，不上北京的」保證。當時我兒子要替我寫，為了他好，我說我寫吧。就寫了「不到外邊煉功，不上北京」的保證。在看守所接見家人時還給我戴了手銬。當時把我們村的支書蔡中原也弄去了，讓他擔保我不上北京，如果我去北京上訪，他就得被解職。他無奈下作了擔保。回家後還是三天兩頭的來抓我，燕郊分局的李聯弟還雇了村裏的人一天二十四小時的在我家門口蹲坑看著我。一直看了一年多。

二零零零年四月二十日，我趁他們不備就去北京上訪。因不知信訪辦在哪，我就在天安門附近問一個警察。他就把我抓住，叫警車把我押到北京一所不知名的房子裏。當時房子裏有很多大法弟子，把我們都關在大鐵籠子裏。我把我寫的真相信給了在場的一個警察，讓他轉交信訪辦。在我報了姓名地址後，燕郊分局的人把我接回當地。到分局後，局長昝慶才對我破口大罵，把我銬在外面車棚子裏。到下午他們把我們村的支書，婦聯主任及我家人都找來對我連勸帶嚇唬。罰了家人二千元錢才讓我回家。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十四日，我和另一個同修去北京上訪。剛到天安門就被警察抓住了。把我們抓到前門派出所，和很多抓來的大法弟子一起關在地下室裏。因當時有一個工作人員說六十歲以上的可以回家。我就回家了。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我又去北京上訪，當時天安門廣場裏外都是便衣，根本進不去。我就隨著一隊來旅遊的學生進去了。一個警察攔住我問我幹甚麼的？我說上訪的。她說：「你帶了甚麼拿出來」。我就把寫著「法輪大法好」的條幅拿出來。又來了兩個人搶走了我的條幅。警車先是把我弄到前門派出所。因不報姓名地址，我和其他很多被抓的弟子一起被他們拉到門頭溝分局後又拉到妙峰山派出所轉化我們。我和來轉化我的警察講真相，他就罵我。先罰我面牆站了半小時。後讓我脫了大衣到院子裏站了一個小時左右（當時是十二月天氣，很冷）。看我們不轉化，又把我們弄到門頭溝分局。在哪呆到三十一日。從二十一日起，我就已經絕食抗議。十二月三十一日，把我們弄到天津北辰分局。到那後，一個叫魏志強的警察負責轉化我和另一個同修。當時有警察嚇唬我說要給我打針弄死我，把我的身體當花肥。晚上不讓睡覺，弄來帶響的東西連喊帶叫的。三天沒讓睡覺，當時我還在絕食。很多弟子也在絕食。他們強行給我們灌食。我不讓灌，一個警察就揪住我的頭髮，把我摁在椅子裏，雙手銬在椅子背上動不了。脖子拿東西夾上，嘴拿東西撬開。有的人脖子都夾出血了。灌食的過程很難受。魏志強偽善地騙我說：「只要你報了姓名地址，當地有親戚就可以領走或者自己坐車回家。」我問他是真的嗎？他說是真的。我相信了他的話就報了姓名地址。他就給我當地的燕郊分局的打電話來接我。分局的人讓我女婿自己花錢找車來接我，我女婿家條件不好，就找了一個麵包車。主管迫害法輪功的劉亞路嫌車破不坐。和我女婿打起來了，後我女婿一氣之下不接了。後來是我們村的治保主任找的車和劉亞路一起把我接回來的。回來罰了我一千元錢。

二零零一年至二零零三年之間，一到他們所謂的敏感日，就到我家門口蹲坑看著我。二零零一年二月一天，在我因為絕食身體很瘦時，燕郊分局的李聯弟、齊曉泉等三、四人闖到我家。在沒有任何理由，不出示任何證件的情況下。把我綁架到燕郊一個不知名的轉化班強行轉化。當時有很多被關在那裏的學員。他們通知我們村支書過去。村支書就對他們說我被煤氣熏了，不行了。之後村支書就把我送到我女兒家。這之後不久，燕郊分局的李聯弟、齊曉泉等三、四個人又到我家把我綁架到在燕郊幼兒園辦得轉化班。當時別的很多同修都去了很長時間了。為了轉化我們，他們找了三、四個所謂常人的老師給我們上課。看著我們的有燕郊分局李聯弟，齊曉泉等人以及燕郊鎮政府的馬局長，主任等，還有他們雇的城管和社會上的人。我們集體絕食了四天。我呆了一個星期左右，我們誰也沒轉化，後被放回家。放我們的時候還讓我們寫所謂的認識。回家三、四天後別的同修又被抓到燕郊幼兒園洗腦，我因為在親戚家，沒抓到我。

二零零一年七月左右，我去趙辛莊的趙淑蘭家。她不在家。她老伴在家。我到那不到半小時，燕郊分局的齊曉泉開發區的黃友軍等六、七個人就去了。齊曉泉說：「李淑蘭不在家，就抓你。」李淑蘭老伴對齊曉泉說：「今天老太太要死我們家，我就把他送到你們家去。」對峙了一個小時左右，他們才走。

二零零一年九、十月間，燕郊分局的隊長劉亞路帶了十幾個人跳牆闖入我家。都穿著便衣，他們每次抓人都穿便衣，不出示任何證件。其中一人拿了李洪志師父的法像就跑，我在後面追，沒追上。等我回家，他們抄走了我的書已經走了。我在後面追他們要書。追到趙辛莊才把他們追上。當時他們抄了另一對夫妻的書，別的人拿了書走了。當時劉亞路和三、四個人沒走，我就拽住劉亞路要書，不讓他走。他就打電話給燕郊分局讓他們來人。後來劉就撒謊說上廁所要溜走，我和另一同修把他拽住。這時燕郊分局又來了十幾個人，他們把我摁在地上，劉讓他們掰我的手指頭，掰開之後他們就跑了。可見他們對迫害是多麼的心虛。我們又去他們開來的車上，不讓車開走。司機把我們推下車就趕快跑了。過程中對峙了幾個小時。一次李聯弟又帶著一夥人闖入我家，我就把們反鎖不開門。他們只好走了。像這樣的上門騷擾就像吃飯一樣隨時都會發生。

一次，一同修到我家，可能是有蹲坑的給報告了。第二天燕郊分局的劉亞路就伙同開發區政府的我家來綁架我和同修。因我不給開門，他們就跳牆跳窗戶進屋，把我和同修抓走。還抄走了我的大法書。後讓我們村的人把我接回來，我和劉要書，他不還。

二零零八年四月一日早九點，610的賈志學和李偉等闖入我家，無緣無故的把我綁架到三河公安局。並抄了我家，拿走了一個手機，一個mp3，一個小電視，VCD，大法書幾本，真相資料若干。下午他們開始審問我問我真相資料哪來的？我說是撿來的。下午送我送到三河看守所。在檢查出我有冠心病的情況下，還是強行把我送到看守所。第二天在看守所繼續審問我資料哪來的？我說撿來的。在看守所絕食六天。到第六天，看守所警察說放我出去讓我簽字。我不簽。他說：放你，你簽吧。我就簽了。沒想到我又一次被他們騙了，他們把我直接劫持到廊坊洗腦班。因量我的血壓太高，他們怕出事。然後又把我弄回到三河公安局，讓我家人把我接回家。回家三、四天後，賈志學他們又去我親戚家抓我，因我沒在沒抓到。害怕他們的再迫害，我只好流離失所，在外面租房子住。在奧運期間，我們村還組織人到我租的房子去蹲坑看著我。

二、法輪功學員徐少尊自述遭迫害經歷

我叫徐少尊，女，今年四十八歲，普通家庭婦女，家住河北省三河市燕郊經濟技術開發區。十多年前，我曾患有嚴重的慢性乙肝以及多種慢性疾病，如風濕，肩周炎，胃炎等。整天和藥打交道，渾身沒勁，甚麼活也幹不了。在加上家庭貧困，孩子又小，真有生不如死的感覺，整天愁眉不展的對生活失去了信心。

一九九八年我開始修煉法輪功，學法第一天，李洪志師父就為我清理了身體，當天我騎車像有人推我一樣，無病一身輕的感覺真好。我好激動啊，那時我就在想：難道真的有神佛嗎？如果沒有的話，我只是讀了幾頁書，看了別人煉的幾個動作，怎麼就這麼大的變化呢？無神論的思想在我的頭腦中開始坍塌了。後來我如飢似渴的學法，明白了人生的意義及做人的道理。脾氣好了，身體的各種病不久都好了。

修煉前我脾氣暴躁性格強勢，經常為一點小事和丈夫吵架。學法後學會了為他人著想，能無怨無悔的包容他的一切。丈夫看到我的變化，高興極了。說：「你怎麼不早學大法呢？」他特別支持我學大法。我們再也不吵架了。那種久違的笑容又重新回到我的臉上，溫馨幸福的感覺瀰漫在我的小家庭裏。

就在我沉浸在幸福中時，一場史無前例的迫害開始了，我無數次的遭到了迫害和騷擾，丈夫和孩子也受到了極大的傷害，以下是我受迫害的過程。

一九九九年十月底的一天晚上，燕郊分局的李聯弟帶著幾個人突然闖進我家，無緣無故的把我綁架到燕郊開發區的一個會議室（當時家裏只有十歲的孩子，丈夫不在家）還抄走了我的大法書。那有個姓曹的頭讓我們寫「不煉功」的保證書，還讓我們罵師父。不寫就不讓回家。同時關押的還有幾個同修。因我們一直沒寫保證，燕郊公安分局的隊長劉亞路就把我們送到三河看守所，在那裏被非法拘留五天，才被放回家。

在後來幾年，只要到了他們認為的敏感日，就把我和其他同修綁架到開發區，關押十幾天後才放回家。在裏面不讓煉功。那時參與迫害我的有燕郊分局隊長劉亞路，警察李聯第，祁姓警察及局長郝仲伍副局長馬局，黃友軍等。

二零零一年三月十五日，我被綁架到洗腦班。裏面已有幾個被非法關押進來的同修。他們讓我們走軍步，放假的自焚偽案的片子，強制洗腦，我不看，黃友軍就打我。還讓我們寫認識。後來我們集體絕食抗議。他們說是我帶的頭，就把我單獨關在西邊的小屋裏。讓分局姓祁的打我。他打我嘴巴子，把我的牙都打流血了。我們一直絕食到四天才被放回家。

可從那以後，我們家就再無寧日，不是今天抓，就是明天逮，後來被逼無奈，我只好流離失所。在外面打工也是提心吊膽的，隨時擔心他們會抓到我，家裏大人孩子沒人管，還得整體為我擔心。真是痛苦之極；

最終他們通過跟蹤蹲坑還是找到了我。那是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份，我正在打工的地方做飯，他們就來綁架我。我趁機拿起地上的一塊碎玻璃說：「你們誰敢動我，我就死在你們面前。然後我就撩起衣服，照著自己的肚子劃去（那時因為被常年迫害，心裏承受到極點，其實是不理智的）。他們見我玩真的，就不得不退後一步，給他們的頭打電話請示。我趁機逃走。他們沒找到我就走了。至今我的肚子上還留有那時劃的疤痕。

二零零三年，他們又把我綁架到在燕郊行宮賓館裏辦的洗腦班。在抓我時，兒子見他們抓我，拽著他們不讓抓，就被劉亞路打了一個大嘴巴，兒子哇哇大哭，眼看著他們把我帶走。當時我的心好像在流血。在洗腦班，他們找來一些幫教整體圍著我，強制灌輸他們的歪理。不讓我睡覺，打我的眼睛，軟硬兼施，偽善不行就威脅說不寫不煉功的保證就送去勞教。在壓力下我屈服了，寫了保證。

在後來的幾年，他們還不斷的騷擾我，一到他們認為的敏感日，就上門騷擾，讓我簽字等。

二零一二年他們又來騷擾我，當時我兒媳正坐月子，他們就直接闖進我兒媳婦的房間找我簽字。後沒找到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