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張培清自述被迫害的經歷。

我叫張培清，一九九九年開始修煉法輪大法。那年我雖然才五十歲，身體卻已患有多種疾病。煉法輪功功不幾天，我的身體康復了，各種藥都不吃了。家人及左鄰右舍，在我身上看到了法輪大法的美好，也都和我一起修煉法輪大法。自然而然地，我家成了一個學法煉功點，學功的人越來越多，家裏整天人不斷。

被強制「洗腦」

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邪黨開始打壓迫害法輪功修煉者，當地不法人員把我視為「重點」人物。七月二十日之前，就有人總在我家門前轉悠，一些輔導員遭綁架後，我就去北京上訪，想去告訴中央的那些人，大法和師父是被冤枉的。但當火車開到省城哈爾濱時，我被綁架劫持到佳木斯市向陽分局。惡警崔榮利強迫我們看誹謗法輪大法的電視，快半夜了，才叫我家裏人將我接回家。

從那以後，居委會主任喬淑芬開始不斷在我家門外蹲坑。一九九九年冬天，中共橋南辦事處針對法輪功學員搞了兩期「洗腦班」，喬淑芬上我家來強迫我去「洗腦」。

在洗腦班，我就向他們講法輪大法的美好，祛病健身的奇效，拒絕放棄修煉大法。之後，喬淑芬就強迫我去警區報到。到那裏我仍然天天講法輪大法的美好，祛病健身的神奇。

有一次法輪功學員代麗霞去警區報到，上衣兜裏裝了一本法輪大法書，喬淑芬看見了，就跟著代麗霞到了警區，唆使小警察去搶代麗霞的書，警察們都不敢動，喬就自己動手搶。警察看她搶，他們才去把書搶走了。其實那些警察都知道法輪功真相，知道我們是好人。

上訪遭綁架，勒索錢財

二零零零年中國傳統新年的正月初十，我到北京信訪辦上訪，沒想到到了北京也沒地方講理。信訪辦門外全是便衣、壞人，三、四個膀大腰圓的人來綁架我，我就抱著一棵樹不走，告訴他們說我哪裏不去，我是來上訪的。警察們哄騙我說，領我到能說話的地方。結果我被騙到佳木斯駐京辦。

在駐京辦，一個很小的屋裏就關了三、四十人，都擠在一個破墊子上坐著。不但人太多了，而且男女都有，根本沒有辦法睡覺，有的只好坐著睡。我身上帶的三、四百元錢被警察搶走了。

三天後，佳木斯橋南派出所工農玻璃廠警區姓張的片警和我單位（東風廢品收購站）主任徐德明，將我從北京劫持回來。在火車上，我和一名法輪功學員被銬在一起。一到佳木斯市，我就被關進了佳木斯看守所四十天。回家後，聽家人說向陽分局來勒索去了四千元，單位勒索了三千，共七千元，都沒有給收據，也沒有給任何憑據。從此，單位也常派人來我家搞所謂的「轉化」，門外天天都有人看著，只要家裏來人，他們就打電話報告，警區就派人來看來的是誰。

二零零零年七月份，我要回山東老家看父母，把買來的火車票放在桌子上。警區李姓片警到我家發現了這張車票，就給拿走了。我的父母和其他親人正在等著我呢，我也去不了了。我等於被軟禁，完全失去了人身的自由。

兩次非法勞教，遭受多種酷刑折磨

為了反迫害，讓民眾了解法輪功被迫害的事實真相，二零零零年十月份的一天晚上，我就自己出去貼法輪功真相標語，結果被綁架。隨即被非法勞教兩年。

被關進勞教所的第一件事就是被強迫「轉化」。當時法理不清，我違心「轉化」了。被非法關押了八個月後他們放我回了家。

在非法勞教期間，八十七歲的老父親因為擔心我的狀況病情日漸惡化，不久去世，我卻沒能去給老父親送終，家人告訴我父親在臨終前還喊著我的名字，因為他就我這一個女兒，最後硬是沒能見我一面。

二零零二年，我和老伴回山東看望八十多歲的老母親。過完春節，大女兒打電話給我說二女兒病了，情況嚴重，要我倆馬上回來。回來後我和老伴就天天跑醫院，護理女兒。第五天早，我剛要走，委員會主任喬淑芬領著警區一個小警察進了院，進屋後小警察就對喬說：你給我打電話時，我正在忙呢。警察說這話的意思，是告訴我是喬打去電話叫他們來人的。喬在我家動手亂翻，發現錄音機裏有講法帶。他們就給橋南派出所打了電話，不一會兒，就來了一車警察非法抄家，一本書也沒翻去，把我硬拉上車，我說我孩子還在醫院裏，病情嚴重，我得去上醫院照顧她。他們根本不聽，把我綁架到橋南派出所，之後，莫名其妙的又對我非法勞教兩年！

酷刑演示：吊銬

我被劫持到佳木斯勞教所那天，血壓高達二百毫米汞柱，我心裏掛念著醫院裏的二女兒。非法勞教期間，一天，惡警李秀錦、劉亞東和孫麗敏等以有人舉報我煉功為由，將我的兩個胳膊伸開，分別銬在床邊上，銬了我八天。他們還說：本應銬七天，因為你一直絕食，所以就銬你八天。惡警穆振娟、李秀錦、劉亞東和孫麗敏等，強迫我「轉化」。我被強迫長期坐小板凳碼坐，「裝豆包」（一種酷刑折磨：受迫害的人被強迫碼坐在小板凳上，讓另一個人緊貼著坐在後面，用兩腿頂著前面受迫害人的腰；被迫害者的身體兩側都有人緊靠著）。被暴力強制「轉化」那天，我們先被強迫坐了二十個小時，再一個個給上大背銬進行折磨。我的手因大背銬受重傷，過了二、三年還沒有完全恢復。

酷刑演示：大背銬

因我不寫「週記實」，又被罰站。我非法勞教二年期滿了，他們還不放我，不在他們編造的謊言上簽字，惡警又給我加了三個多月刑期。加期後的日子到了，穆振娟、李秀錦、劉亞東和孫麗敏等七、八個女惡警把我壓在桌子邊上，強抓著我的右手簽了字，我才獲得自由。

回來後，孩子們怕我再次遭迫害，不讓我在原來的房子住了，把房子賣掉，又在別的地方買了房子住下來。

二零零九年春，不知同修劉秀芳已被綁架，我與另一同修學員去她家看她，結果被在那蹲坑的警察也綁架到友誼路派出所。三天後才放我回家。過後友誼路派出所警察深更半夜闖入我孩子家，給孩子嚇的夠嗆，精神造成很大的傷害，造成孩子一直心臟不太好。惡警他們常到兩個孩子家裏找我，也不斷打電話找我。

二零一一年三月份，我的退休工資莫名其妙的突然被停發了。我失去了生活來源，這是我一生勞動所得，誰也無權沒收。我多次到勞動局去問，那裏的工作人員竟然對我說：你得到佳市公安局「六一零」、向陽公安分局「六一零」和派出所及社區開證明來，我們才能發給你。

為此我不停的奔波，直到十一月份，才從新領到本該屬於我的退休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