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者：您好。很高興認識您。

曉梅：謝謝您給了我這次機會。

採訪者：中共迫害法輪功十多年了，今天，您能夠坐在這裏和我談論法輪功，談論修煉，一定很有感慨吧？請談談您的感受好嗎？

曉梅：風雨十年路，感觸很多，一言難盡啊。

採訪者：對不起，又勾起了您痛苦的回憶。

曉梅：沒關係。中共鎮壓法輪功，一直在編造謊言欺騙世人。我們就是要把事實真相講給世人，揭露中共的邪惡。如果世人能夠通過聽我講述親身經歷明白了真相，我就很欣慰了，我們也沒有白白遭受那麼多的苦難。

採訪者：和很多中國大陸的法輪功學員一樣，您和您的家人也受到過迫害，是嗎？

曉梅：是的。我和我先生學煉法輪功不到一年，中共就開始迫害法輪功了。我們夫妻雖然學法輪功時間不長，但身心受益極大。身體好了，更重要的是，通過學法，我們終於洞曉人生真諦「真、善、忍」，人生觀發生了根本的改變，知道怎樣為人處世，能夠抵禦社會大染缸的污染，學會堂堂正正做好人了。這樣好的功法為甚麼不讓煉？我們夫妻多次上訪，向政府講述自己學煉法輪功身心受益的情況，希望政府能夠了解法輪功和法輪功群眾，停止迫害。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我們夫妻被市局警察綁架。當時我已懷孕六個月，他們把我秘密關押在市局裏三天三夜，把我送回家後又轉為對我監視居住。而我丈夫被他們非法關在看守所一年後，又被中共控制的法院誣判十三年，罪名是「破壞法律實施」。你看，法律根本就沒有說修煉法輪功違法，法院卻判「破壞法律實施」，也說不出來破壞了哪條法律的實施，所以我說是誣判，根本就沒有道理。中共對法輪功根本就沒講過甚麼法律，也根本就不講道理。

採訪者：十多年來，您一直在設法營救受迫害的親人，您能談談這方面的情況嗎？

曉梅：我丈夫被關押一年後，我才得到消息，說要開庭審判。印象最深的是開庭那天，法庭內外站滿了荷槍實彈的警察。

那天有十多名法輪功學員被非法庭審。主管迫害法輪功的中共「六一零」給法院施壓，法庭規定一名當事人只允許有一個家屬在庭上旁聽。很多人被非法關押在看守所一年了都沒見過家人一面。我作為家屬一進法庭大門，就被要求將隨身攜帶的所有物品，尤其是電子產品，包括手機、手錶等全部拿出來，交由法庭保管。然後又用一種掃描儀在每個人身上過一遍，保證沒有錄音、錄像等設備帶進去。法庭裏戒備森嚴，除了我們十多位家屬外，還坐了許多便衣。親人被帶進來的時候，我們所有的家屬都震驚了：他們面容憔悴，有的步履蹣跚，有的甚至被人攙扶著，每個人身上都還有被酷刑折磨留下的痕跡。

那個庭審，我一生都不會忘記！只有法官與公訴人發言，根本就不允許當事人講話。當事人回答問題只允許答是或不是，否則就立即有法警拉出去拳打腳踢。當庭的所有人都能聽到走廊裏傳來的打人聲和電棍的劈啪聲。在這種情形下，有一位法輪功學員要求退庭。警察把他拉出庭外，當場打斷了他的腿骨。有兩位在場的家屬忍無可忍，提出異議，立刻被警察拉出法庭，後來聽說被非法拘留十五天。

所有這一切指令都是一個坐在旁聽席上的人發出的，法官只是個傀儡，在法庭上顯得尷尬無奈。當時十多位當事人都請了律師辯護，而只有幾位律師象徵性的發言提問，多數一言未發。我請了兩位律師為我丈夫做辯護，兩個人都一言未發。退庭後，他們倆面帶愧意的告訴我，開庭前有人找他們十幾位律師開會，威脅他們，不允許為法輪功學員做傾向性辯護，否則飯碗不保。律師不做傾向性辯護何談律師？！從法庭出來，一位資深律師說：「這是甚麼法庭，傳出去都是笑話！」

採訪者：您以一個遭受迫害的法輪功學員家屬的身份面對中共的公檢法司系統，您怎麼有這麼大的勇氣？而且您自己也修煉法輪功，您不怕也被迫害嗎？

曉梅：我在外面相對還有那麼一點自由，而我丈夫是在一個幾乎完全喪失生存權的環境裏，不能發聲，不能自由的思考，甚至有時連維持生命體能的吃喝都很難保證。每天面對他的是洗腦、酷刑和奴役，每天都有失去生命的可能。在這種情況下，我必須站出來替他發聲，為他爭取哪怕是非常渺茫的一點權利與自由。因為我知道，我這樣做會成為他在那樣殘酷的環境下生存的一種動力和希望，這一點我非常清楚。我丈夫被無辜迫害，能夠幫助他，我責無旁貸。

採訪者：在營救親人的過程中，您遇到的最大的困難是甚麼？您是怎麼克服的？

曉梅：監獄規定一個月可以接見一次。很多時候，我帶著年幼的孩子按照日期去接見時，獄方卻不讓我們見，沒有理由，就是一句：「停止接見。」再問就是：「不知道。」看不到丈夫，不知道他在裏面是死是活。那種滋味，真是……

我知道，監獄裏酷刑、關小號、各種體罰是家常便飯，我丈夫又性情耿直。我還聽說監獄有死亡名額，人打死了算正常死亡。作為妻子，我沒有一天不為他擔心，我怎麼能漠視不管呢？我就帶著孩子找到監獄管理部門，找監獄長、獄政科長、所謂教育科長、刑法科長，挨個找，要求了解我丈夫在裏面的真實情況。同時，我也給他們講法輪功真相，講法輪功在世界各地弘傳，講我丈夫煉法輪功後的身心變化，講善惡有報……開始他們還接待我們，後來，他們受到中共「六一零」的壓力，不讓我們進辦公樓，再後來就讓門衛阻攔我們，不理睬我們。我就領著孩子在他們辦公樓外等，等到他們下班走出來，我就迎上去詢問我丈夫的情況。

那時的心情難以描述……我克服著自己軟弱、愛面子的性格，一次次不放棄。有時當天沒看到，第二天或一兩天後再去找、去問。漸漸的，監獄大部份人都認得我了，知道我是監獄被非法關押的某某人的妻子。後來，從裏面出來的人告訴我，因為我一次次去找，監獄的管教都不怎麼敢迫害我丈夫了。

採訪者：看您外表柔弱，內心卻這麼堅強。那您是不是也有心灰意冷的時候？是甚麼使您堅持下來的呢？

曉梅：難肯定是難了，可是我這兒再難也比我丈夫在監獄裏強啊。一想到有人在那麼艱苦的環境下還在堅持自己的信仰，用生命守護自己的承諾，用生命證實著「真、善、忍」，而這個人又是我至親至愛的丈夫，我怎敢輕言放棄。

採訪者：您丈夫因為修煉法輪功被中共關進監獄，您一個人帶著小孩，除了精神上的痛苦，經濟上也很難吧？您是怎麼解決生活問題的呢？

曉梅：我懷孕六個月時，我丈夫被關進去。從那時一直到孩子兩歲，我的生活主要靠我身邊同我一起修煉法輪功的同修幫助，還有就是我的家人和朋友。那時很難，從孩子的奶粉到孩子的衣物、用品，都是大家幫的。我好像生活在一個大家庭裏，修煉人無私的心境常常讓我心裏充滿溫暖和幸福，在那些淒風苦雨的歲月裏，成為讓我堅強的生活下去的動力。孩子兩歲後，我就自己出去打工掙錢，孩子送幼兒園。

採訪者：您的小孩有沒有受到影響，他能理解爸爸嗎？他相信法輪功嗎？

曉梅：我有一個非常了不起的孩子。這可能是上天給予我的恩賜！十年的風風雨雨，時刻都有這個孩子的陪伴。他小小的年紀，卻承負著許多大人都沒有經歷的磨礪與苦難。

那些年，每個月裏都有那麼一天，在所有孩子都在酣睡的清晨四點多鐘，他要起床陪著媽媽趕火車，去另一個城市看爸爸，無論嚴寒酷暑，也不管風霜雪雨。在監獄，他小小的生命就要和媽媽一同去面對那個人間地獄裏管教警察的種種嘴臉。有一次，見完爸爸往外走時，他忽然說：「媽媽，別人見完出來都是哭的，只有你一個人是笑的。」

孩子的心裏從小就種下了「真、善、忍」的種子，他知道：爸爸是天底下敢於說真話的好人，最善良，最勇敢。他可以沒有其他孩子擁有的玩具、零食，他最怕的是離開媽媽。總是在我疲乏、失落、無助時，身邊這個孩子仰著天真快樂的小臉對我說：「沒事的，媽媽！爸爸一定會回來的。」無論在任何艱難的環境下，這個孩子總會帶給我快樂和安慰，因為他心裏也擁有「真、善、忍」！

採訪者：十多年來，在營救親人、與公檢法司人員接觸的過程中，最讓您難忘的和感動的是甚麼？

曉梅：記得庭審前，我為律師介紹案情：我們如何去北京上訪，如何相信政府又如何被抓……律師聽著聽著眼裏噙滿了淚水。我丈夫在監獄裏因為堅持煉功遭到非人的迫害，我找到監獄管理人員，向他們講述我丈夫學煉法輪功前後的身心變化，講述中共的法庭如何在光天化日之下漠視法律，在法官、律師和家屬面前公然施暴……他們流露出氣憤和同情。那一刻，在這些人身上，我看到了人的良知善念尚存，中國人還有希望，這些是最讓我感動的。

採訪者：中共迫害法輪功的這十幾年，您直接了解最黑暗的監獄，那裏是迫害法輪功學員最嚴酷的地方，那麼從這個角度，您是怎麼認識這場迫害的？

曉梅：通過公安局、法庭、監獄這些國家機器，我看清自己生活在一個沒有法律、沒有人權、沒有信仰的國度裏。表面上冠冕堂皇，媒體宣傳說的天花亂墜，其實那都是騙人。中共是個撒謊大王。但中共不代表中國。在這風雨十年裏，我看到越來越多的中國人了解了法輪功真相，越來越多的善良中國人在幫助我們。我相信這場迫害就像烏雲一樣，不會永遠遮住太陽，一定會有雨過天晴那一天。

採訪者：對現在仍有親人被迫害的法輪功學員家屬，您有甚麼建議嗎？

曉梅：不要無奈、不能漠視。我們被非法關在監獄裏的親人是在用生命實踐著「真、善、忍」，這樣的好人我們能不去為他們申冤嗎？能不為他們說句公道話嗎？家屬的沉默是在助紂為虐呀！還有親人在監獄裏的法輪功學員家屬，請你們一定要常去看望自己的親人，不能去的，寫信也行。總之，一定要讓監獄知道：我們家裏人還在關注著裏面的親人，絕不允許中共肆無忌憚的迫害他們。要相信邪永遠壓不了正！

採訪者：您還有甚麼要對讀者說的嗎？

曉梅：謝謝給我這次機會，讓我回憶起十年來的風風雨雨。我希望有更多的中國人了解這場迫害，了解法輪功真相。希望有更多的善良人伸出援手，幫助還在中國大陸被迫害的法輪功學員，世界需要真、善、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