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楊小明，女，今年41歲，原是昆明醫學院後勤服務發展中心物業管理科職工。我自幼體弱多病，因雙眼疾病無法就學，小學畢業就休學在家待業，於1984年參加工作至今。

1995年底我有幸與法輪大法結緣，通過學法煉功，讀《轉法輪》和法輪大法其他一些書籍後，我人生當中許多百思不得其解的迷團一個個解開了。從此人變得精神振作，心態平和，身體也健康了。六、七年從未上過一次醫院看過一次病，也沒有花過一分錢醫藥費。1998年我與丈夫結婚，生活一直幸福美滿。

1999年7月20日中共邪黨迫害大法弟子後，我一直堅持向學院領導有關部門講真相，告訴他們：「法輪大法是教人重德向善的高德大法！電視上都是欺騙造謠的謊言。」因此學院專門成立了一個迫害我的「專案小組」，逼迫我罵師罵法，放棄對真善忍的信仰，迫害小組成員之一的是部門領導秦德勇。我不配合，他們就將黑手伸向我的父親和丈夫，以停發退休工資和下崗相要挾。更卑鄙的是，他們竟逼迫我七十歲的父親跪在地上求我放棄信仰。

由於我堅持不放棄修煉法輪功，在我得知自己懷孕不到半個月，秦德勇竟找到我丈夫單位的領導，向我丈夫施壓，如果我不做人流，就要開除他的黨籍，並讓他下崗。在他們的威逼下，2000年1月7日，丈夫無奈，只好忍痛把我拉到醫院做了人工流產手術。

2000年2月24日，我與幾個朋友到昆明市下馬村一個熟人家做客，被衝入家中的惡警綁架到馬村派出所，非法審訊後還不准我回家，並通知學院保衛科的人把我帶到學院總務科辦公室非法關押了一夜。第二天學院領導又問我還煉不煉法輪功。我對他們說：「我信仰真善忍沒錯，我上熟人家做客，是我的人身自由，又沒有違法，你們為甚麼這樣對待我？」到了下午五點多鐘，他們以「擾亂社會公共秩序」為由將我送到看守所拘留十五天。

在看守所裏，每天從早到晚揀辣子，揀不完不准睡覺。每天還要交六元錢的伙食費，十五天共交了九十元錢。期滿那天又將我非法轉到海埂警察培訓基地關押了六天，每天讓我家裏拿一百元生活費，共交了六百元，前後非法關押了我二十一天。這一切對於很少經歷過挫折的丈夫實在是無法承受，於是他提出和我離婚。為了不再牽連他受苦，我就同意和他協議離婚。就這樣，我原本幸福的家庭被迫害得「夫離子散」。

我與丈夫離婚沒多長時間的一天，秦德勇讓手下的人把我叫到總務科辦公室，秦德勇就趁機溜到我家裏，在無任何搜查證件的情況下抄了我的家，並拿走了我的大法資料。當時只有父親一人在家，父親無法忍受這種侮辱，一氣之下跑到總務處把我叫出來，二話沒說，對我拳打腳踢，把怨氣全發洩在我身上。

2001年秋末冬初，為了使民眾不再受謊言所欺騙，我和許許多多法輪功學員一樣，印製、散發真相資料。於2001年12月29日被昆明市五華公安分局國保大隊的惡警抓捕，抄家後送五華看守所關押了三十天，然後就送到雲南省女子勞教所非法勞教兩年。

在勞教所裏，惡警對我進行強制洗腦、強制轉化，我被惡警的偽善所矇騙，聽信了他們的謠言，附和了邪惡的要求。於2003年被所外執行半年，回到學院後，我被安排到綠化組工作，六個月，每個月只發給我六十六塊一毛四的工資。我在勞教所一年半期間，學院後勤服務發展中心讓我父親每年交九千零十二元錢，說是保我在勞教所期間的工齡，並要求兩次交齊，後來只返還了五千多元錢給我。

2005年2月1日上午九點我正在上班，在花園裏澆花水，昆明市醫學院黨委辦公室主任（兼610主任）陳玲及兩名便衣警察（其中一名姓劉）拿出一份勞動教養通知書給我看，叫我簽字。通知書上誣陷我「擾亂社會秩序」，非法對我勞教三年，我當場拒絕。兩個便衣警察不由分說就上來打我，花園裏的人都目睹了這一惡行，然後將我拖到一輛車上，直接綁架到昆明市強制戒毒勞教所。

我在昆明市強制戒毒勞教所三大隊被非法關押的三年裏，遭受了多種酷刑，電棍擊打、野蠻灌食、性虐待、打嘴巴、暴打、不給睡覺、罰站、罰蹲，暴打使我的眼睛被打殘，腳背打傷，連續多天被罰站，每天站十七、十八個小時。

酷刑圖：毒打吊銬

2005年4月中旬的一天晚上，三大隊副隊長劉先敏、吳靜和警察周棗蘭唆使犯人：羅媛惠、張靜、王豔紅、劉喬麗、趙昆利5人暴打我，先打嘴巴，然後把我踢倒在地，將我的頭用力向水泥地上砸，我的後腦被砸起雞蛋大的一個血腫，還對我拳打腳踢，把我打的渾身是傷，之後我兩眼刺痛，睜不開眼，從那以後，我的左眼就甚麼也看不見了，右眼看東西也模糊不清，後經過醫院專家鑑定為一級殘疾。

2006年5月41一日下午，犯人施燕、魏紅毒打我，左腳被打的皮開肉綻，流了很多血還縫了針，我的衣服褲子也被打的破爛不堪。

我曾三次絕食抗議戒毒勞教所警察及犯人對我的暴行，遭到野蠻灌濃鹽水。集訓組長張靜多次將我的雙手綁在身後用腳踢我的陰部，出現血腫，使我五、六個月停了月經。警察張紅梅用電棍打我的兩個手掌，使我的雙手腫了一個多月不能動。

2005年12月底，我被非法勞教期間，昆明醫學院人事科、保衛科人員到勞教所給我送來了一份學校開除我工職的文件，叫我簽字，我拒絕了。

2009年3月我從勞教所回家後，沒有了工作，生活全靠近八十歲的工人老父親微薄的收入維持，還要給我治殘治傷，生活很困難。一年以後，父親強烈要求所在社區給安排工作，社區給安排在昆明醫學院花園裏打掃公共衛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