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入大法修煉四個月　多種頑疾不醫而癒

得法修煉前我患有嚴重的皮膚病，牛皮癬和紅斑狼瘡，我還有胃病、手術後遺症、眩暈症，特別是還被動物附體等等。那幾年，鄭州、新鄉、開封各大醫院沒少跑，飯前飯後大把大把吃藥，可病越治越多，越治越重，到後來連臉都腫了。無奈之下進了教堂，信了基督。儘管那時心很虔誠，身體方面卻沒有任何變化，精神還是極度消沉。家人費盡心思找名醫尋偏方也無濟於事。

一九九八年三月，女兒為我請來了《轉法輪》。因基督教也講「不二法門」，任憑女兒費盡口舌我就是不接受。後來女兒的朋友又來苦口婆心的勸說，無奈才答應跟她們去試試。

第一天晚上在煉功點上煉完功回家女兒為我糾正動作，做頭頂抱輪時我驚奇的發現我的左臂能舉起來了，以前由於淋巴結做手術後，梳頭手都搆不著頭。剛接觸大法奇蹟就在我身上出現，我的心情非常激動，從心裏堅定了學大法的信心，一家人都為我高興。

從走入大法的門後，師父就一直為我淨化身體，起初紅斑狼瘡的症狀在身體表面都顯現出來了，雖然很痛苦，但每天晚上我都堅持到五、六里地遠的煉功點煉功，四個月後，我身上的頑症全不醫而癒，無病一身輕，人人都說我變了一個人。

為師父和大法去北京說實話遭迫害

正當我對生活充滿希望時，「七.二零」鋪天蓋地的打壓開始了。從此失去了集體煉功的環境，我的精神又垮了。家人和同修鼓勵我說：師父費了那麼大的心血為你調好了身體，你不能這樣被擊倒了，不能讓師父看到你這樣而痛心哪！要振作起來！後來在家我自己先學法煉功，後來找到附近的同修，得到大法的一些情況，聽說全國各地不斷有同修到北京去上訪，我也萌生了去北京的想法。二零零零年七月十五日，我和兩位同修結伴前往北京。

我們順利的來到天安門廣場。廣場上人來人往，我們在天安門一側的台階上坐下休息，一會兒有人過來讓我們排成隊，然後跟著他走。來到一輛警車前，這人讓我和另一個同去的同修大姐上車。車上已經關了很多大法學員。我們大聲的背誦《論語》和《洪吟》，沒走多遠，警察要我們換車，就把我攆了下來。我又到廣場找到了同去的另外一個同修。傍晚我們被北京附近的同修用車接回了家。

一進屋，看到地毯上擺滿了大法資料，同修們就拿著看了起來。不一會兒，就有人翻牆闖進院裏，搜走了我們放在門口的鞋，又讓我們所有的人都出來抱著頭面向牆蹲下。後來我們不知道被拉到了甚麼地方，讓報名、報地址，不說就打。一個長的很結實的男警察將我左手無名指放在木椅腿下壓，自己還坐上去，後來還穿著皮鞋站在我的小腿上來回搓，當時我也不覺得痛，現在想想若沒有師父的保護，我不知會被他們折磨成啥樣子。最後我被我縣公安局拉回，關了一星期。惡警向我家人勒索了三千元錢，才放我回家。

十二年來我被綁架過三次，被勒索的錢在一萬元以上。但我修煉的決心不變。

去公安局面對面給警察講真相

二零零四年《九評共產黨》問世，我開始講真相、勸「三退」。雖然勸退了很多親朋好友，但對陌生人講真相講不好，我就騎車到附近村莊發資料，從那以後，一年四季無論遇到甚麼天氣，從未間斷過。

二零一零年夏季的一天午後，我正在家中休息，有人沒打招呼就進了屋，抬頭一看，原來是政保科李建和李學文。他們二話不說就拿走了桌子上的《轉法輪》，又問了我一些最近的情況，並讓我下午去公安局一趟。他們走後我找同修切磋此事，同修讓我暫時躲開。

我悟到正法已到最後，邪惡之所以找上門來，是因為我真相講的不到位，我必須直接面對他們，我讓同修幫我發正念，決定下午三點直接去公安局給他們講真相。

下午三點我一路發著正念來到公安局。看到李學文在，我就先給他講了我煉功受益的情況，告訴他：做人不能昧良心，這些年你接觸不少煉功人，大法是怎樣的功法你心中有數，希望你不要再做對不起大法和大法弟子的事，給自己留個美好未來。他一直靜靜的聽著，說他岳母也煉功。後來李建也來到辦公室了。這次他們都沒說詆毀大法的話，四點多鐘他們將書還給我，我堂堂正正走出公安局。這次我能走進迫害大法弟子的公安局，成功的給直接迫害大法的警察面對面講真相，是因為有師父對我的加持，讓我有了足夠的正念的結果。

回顧隨師正法這十幾年，一路上磕磕絆絆走到今天每一步都離不開師父的慈悲呵護，願同修都在正法的最後階段穩健走好每一步，圓滿隨師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