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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保定市蠡縣法輪功學員崔小先被迫害經歷

1999年7月迫害法輪功開始後，崔小先去北京信訪辦反映法輪功真相，遭受蠡縣「610」（江澤民為迫害法輪功成立的非法組織，凌駕於公、檢、法之上）、環衛局多次騷擾。「610」指使環衛局局長派人到崔小先家監視。並把她騙到單位辦所謂的「學習班」，被迫交款1萬，後退回。環衛局長何萬里還到崔小先家拿走幾個煉功墊並恐嚇要送崔小先勞教。

2001年，環衛局長何萬里、「610」陳貴星把崔小先騙到蠡縣招待所迫害14天，晝夜派人看守。並強迫付招待所飯費、住宿費合計3600元。罰款1萬元（後又退回）。

2001年，崔小先在北大加油站幫忙，小陳派出所張根、蠡縣「610」（其中有一個叫韓紅賓）去抓崔小先，由於沒有抓到崔小先，他們抄走電視機一台、錄音機一台、錄像機一台和部份大法書，並把崔小先的妹妹和小姑（孩子的姑媽）分別抓到小陳派出所。把崔小先的妹妹轉移到東環一個破房子裏關了三天三夜。城關派出所沒有抓到崔小先，就在北大留路口設崗，拿著照片見人就問崔小先下落。

2001年臘月二十八（陰曆） 晚三點15分，蠡縣城關派出所十幾人闖進崔小先家抄家並大罵崔小先的丈夫為甚麼不著急開門，蠡縣電視台的一個人扛著錄像機東張西望，其他惡人翻箱倒櫃的大概搜了一個小時。抄家的人員中有一個是610的韓紅賓（南忠衛村的）。搶走了鍍金紀念章兩枚。

2009年9月19日，崔小先在講真相救人時，被國保王軍昌等十幾人連推帶踢推在車上帶走。隨後抄家，搜走MP4一個、錄音磁帶二十多盤（白盤）、《轉法輪》書一本、小剪子一個。公檢法司狼狽為奸，使用最毒辣的手段進行迫害，互相勾結，偽造證據以權代法，勾結保定中級法院凌駕於法律之上，以破壞法律實施罪為由判崔小先三年，並扣發退休工資。

直接迫害人：呂坤力　寧洪茂　張躍賢　王軍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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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我在北京市東城看守所、勞教調遣處遭受的迫害

2008年6月4日，在北京市東城看守所，晚上七八點鐘左右，被非法關押的幾個法輪功學員開始高呼「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還我師父清白等口號」，我們在最右邊的十號班，一出門就不斷高呼。這時別的班也在高喊。在東城指示犯人給法輪功學員張連英野蠻灌食的惡警張玉芹叫嚷著：「喊甚麼喊！不許喊！」我們幾個不理會她，一直喊到一層，那裏聚集很多要被送到勞教的法輪功學員，在樓下看到了清華大學的俞平，他們家被迫害的很嚴重，家裏五個人被判刑或者勞教。當時俞平的女兒才一歲多，沒有人照顧。就這樣邪黨卻繼續為了自己的利益去迫害，真是一點人性也沒有了。

不到一會兒，惡警叫我們的名字。我們幾個法輪功學員中老年居多，惡警開著依維柯汽車，連推帶搡地把我們弄上車，俞平不上，惡警就硬推上去，並且給我們都是背銬。那天天氣特別的熱。惡警又給俞平戴上了個黑帽子，把他銬得蹲也蹲不下，站也站不起來。我們一會就把俞平的帽子弄下來了，讓押車的惡警張玉芹很驚訝。

到了勞教人員調遣處，下車就檢查身體。當然大家都不配合。雖然過了幾個年頭了，至今我還清楚的記得打俞平的惡警叫區雷，此人皮膚黝黑，一米七左右。在檢查身體時打耳光，腳踹等暴力手段。很多犯人抱頭蹲在門口，俞平就站著，有個光頭惡警就威脅。我們沒有蹲下，有個姓袁的惡警就讓我們快走開。當時四個惡警包括叫區雷的惡警，一起用四個電棍到處亂電俞平。俞平高呼「法輪大法好」。

後來我們被分到某大隊，進門就穿勞教服，我不穿。這時惡警王明東，還有姓楊和姓袁的叫來吸毒的犯人攻擊我。王明東還用書使勁戳我的肚子，甚至掐脖子，之後還不讓上廁所不讓睡覺。

在勞教所第一天要寫所謂的「保證」，如果不寫的話就進行迫害。當時我拒絕寫保證書。幾個吸毒的犯人就開始迫害我，其中有王芳、李玲、李青等一起上陣，拿著破毛巾堵我的嘴，還掐我的脖子。我就高喊「法輪大法好」。我斬釘截鐵地對惡警楊某說：「你逼著寫的都作廢！」

7月8日晚上12點左右把我們劫持到湖北勞教所繼續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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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寧省丹東市農婦劉竹雲自述遭受的迫害

我叫劉竹雲，家住遼寧省丹東市九連城鎮河西甸子村，九七年春在朋友的引導下走入法輪大法修煉。那時的我才知道了做人的真正目的。無論從身體、思想道德等諸多方面，整個一個人徹底變了樣，可以說用世界上最好的語言也無法表達對師父的救度之恩，師尊不圖弟子甚麼，只要弟子一顆純真向善修煉的心，真是幸福無比。

可是好景不長啊，九九年七月中共政治流氓集團對這樣一群善良的人進行了全面的迫害，那真是鋪天蓋地，使無數按「真、善、忍」做好人的人無論是從身體、精神、經濟上都受到了巨大的摧殘。那時的我為了討回我師父的清白、大法的公道，和同修一起走到丹東市錦江山公園集體煉功，記的那時正是陽曆12月5日，煉完功之後，我們就跟當地民眾講真相，告訴他們法輪大法是正法，是叫人真心向善，做一個好人，對社會、家庭都有利的。在那種情況下，當地的百姓有很多在那裏晨練，就非常佩服這些法輪功學員，在佩服之餘還為我們擔憂，告訴我們：你們快回去吧！我們知道你們都是好人，咱們沒有權力是幹不過他們的。還有劉中文市長也在這晨練。當時我們告訴他們：謝謝你們啦，我們不怕，因為我們修的是宇宙大法是正的，我們是受迫害的，我們要討回公道，還我師父清白。那時真的是不怕。

後來錦江山派出所公安人員把我們弄到了派出所逐個登記，做筆錄，當時由於沒悟到，還不懂怎樣不配合他們，覺得應該實話實說，後來他們和我們當地聯繫後，馬市邊防派出所就把我們用車拉回了當地派出所。那時的所長叫張文革，政委王路偉，副所長王傑，他們把我們拉回派出所後，逐個將我們審查，做筆錄，我們就給他們講真相，講大法的美好，講大法是怎樣叫人做好人的，講電視上所宣傳的都是造謠，是對我們師父的誣陷，希望你們不要跟他們一樣，將來不會有好結果的。經過我們講真相後，他們也明白了我們是怎樣的人，他們很佩服這些法輪功學員，他們說大法好就在家好好煉，為甚麼要上天安門、出去煉和政府作對呢？我們說：我們師父是讓我們來修煉的，不讓我們參與政治，是江澤民出於小人的妒嫉，將我們這些修煉真善忍的好人推到了對立面上進行迫害的，利用國家的宣傳工具進行造假陷害。國家法律是允許言論自由的，這麼好的功法不讓我們煉，我們修正法的為甚麼就不能有自己的修煉環境呢？這理不反了嗎？

經過我們不斷的講真相，他們對大法也有了一定的了解，這時他們就不再說甚麼了。但是他們出於政府的壓力，為自己的名利不得不按著邪黨的要求，當天晚上八點鐘還是將我們送到了拘留所。

這樣我們在拘留所裏被非法關了15天，那時家裏所有的親人簡直是無法忍受，丈夫、孩子、父母、兄弟姐妹們以及所有的親朋好友根本就接受不了這個事實，在那段時間裏，在江氏集團的迫害下，我的親人身體精神都受到了很大的打擊，對我也不理解了，丈夫、孩子就更別說了，孩子整天哭，丈夫也沒心思幹活，整天喝酒，借酒消磨時間，母親整天以淚洗面，苦不堪言。

十五天回家後，我所有的親人都給我施加壓力，都不讓我煉功，磨難就一個接一個，丈夫就更不用提了：你煉功我就不幹活，整天喝酒罵人。當地派出所還幾乎是天天到家裏騷擾，記得那時的包片民警叫孔慶軍，天天來我家，丈夫氣得簡直快瘋了，除了喝酒就是罵人。

記的是二零零零年春陽曆三月上旬的一天，由於前段日子丈夫不幹活，孩子要上學，沒辦法我只好出去打工，當時在妹妹家服裝廠上班，是幹頭道工序的，有一天市裏一同修給了我一份聯名上訪信，叫我簽名聯名上訪，因為信訪辦就是讓百姓反映情況的，所以我就在上面簽了名，當時還有兩名同修也簽了名，等同修拿到上尖村簽名的時候，被人知道了，告訴了馬市邊防派出所，當時我還不知道。這天我正在上班，一公安車開到我妹妹家，找到我妹夫說要叫我去派出所有點事，妹夫告訴我：他們來找你出去有點事，我當時說我不去，他們就死乞白賴地叫我上車，把我帶到了馬市派出所。

到了那裏他們將上訪信拿給我看，他們以為這是證據來威脅我問這東西是哪來的，我說不知道。他們說你不說不要緊有叫你說話的。當時有一個惡警不知叫甚麼名，就打我兩個嘴巴子，還罵我：你不說你往外看看院子裏是甚麼。我往下一看院子裏一台車裏抓來了十幾位法輪功學員。他們說你說不說都是一樣的，我就是不說。然後當天晚上他們不讓我們回家，在派出所裏看著我們，第二天將我與另兩名同修送進了看守所。其他同修每人扣押五百元錢放回了家。

我與另兩名同修在看守所裏受到了精神及身體上的摧殘，整天讓我們縫手套幹活，幾天後經同修切磋，我們就絕食不吃飯，四天後管教讓我們吃，我們就不吃，他們告訴馬市派出所，派出所副所長王傑和一幹警叫杜剛的去看守所，問我們你們為甚麼不吃飯，想死啊？我們說我們不想死，而且還要好好的活。他們說想活為甚麼不吃飯，我們說不吃飯是因為被非法關押在這裏受迫害，我們是無罪的，這不是我們待的地方，我們要出去。我們再一次給他們講真相，他們聽後都沒說甚麼，這樣我們三名同修又被非法關了一個月。

這一個月裏，我們家人再一次受到了精神上的迫害，在我不知道的情況下，因為那時市公安局嚇唬我家人說這下我的事鬧大了，弄不好得判三年，家裏人害怕了，父母就拿錢找人疏通關係，花掉兩千元，經濟上受到損失。一個月後馬市派出所將我們接回當地派出所，逼迫我們寫保證書，不上訪、不串聯。我就不寫，妹妹氣得哭喊要讓我父母來跪在我面前叫我寫，我當時眼淚下來了，覺得他們太可憐了，就這樣僵持不下，到了天快黑的時候，丈夫勸我：你還要不要這個家了？我當時很傷心，我說怎麼不要，我做好人沒有錯，都是他們把咱們家害成這個樣子的，我以前是個甚麼樣的人你還不知道嗎？現在我修大法變好了，可現在卻受迫害，還害了我們全家。當時他一句話都沒說，看到他那可憐的樣子，不寫保證他們又不讓回家，這時候我就告訴丈夫：你去問一下所長，只要寫了字就讓回家嗎？所長說對，不管你寫甚麼都行，只要寫了就讓你回家，這時我拿起了筆，給派出所寫了一封短信，寫了我得大法後身心的變化，給家人帶來的好處，懂得了做人的道理等，王傑所長看了看，我讓他念給其他人聽，他不念笑了，說你可以回家了。當時扣押1千元作抵押，將我放回了家（後來一千元錢如數償還給了我）。緊接著回家後，包片民警幾乎是天天騷擾。

還有一次記的是二零零零年的夏季，一天民警孔慶軍叫我到派出所去一趟辦點事，當時把我和另一位同修弄車上拉到馬市派出所，告訴我倆今天去丹東電視台說是讓我們看甚麼氣功表演，當時我們不去，硬是把我們弄上車拉到了一個不知道的地方，讓我們看所謂的「氣功表演」，這邊「表演」，那邊批判特異功能是不存在的，妄想用此方法來給我們洗腦。那些小把戲當時就被我們識破了，我們要求孔慶軍我們要回家，不看這些壞東西。他們的陰謀再一次破滅了。

還有一次記的是零一年正月初九那天，一個不識字的老年同修撿了一個真相傳單叫我念給她聽，當時在家我就給她念了，念完後我就給她念了一篇師父發表的新經文，還沒等念完馬市所長王傑帶領兩名警員來到我家看到我們倆在一起，弄上車拉到派出所，問我們這東西是哪來的，我們沒有答覆，就說是撿的，他們看了看手上師父的經文，又看了看傳單說要向上級反映情況，這時我們知道堅決不配合他們，沒辦法他們只好讓我們回家了。可一次次的打擊使我丈夫承受不了，就氣急敗壞的給我父母打電話，告訴我父母，我又讓派出所弄去了，特意讓父母不得安寧。都是他們害的我們家親人反目為仇，父母那時對我丈夫真是又氣又恨，攪得我們家人一塌糊塗的。後來我們地區包片民警換了一個叫侯爽的，在邪黨的壓力下也不斷在我地區亂竄，搞得我們地區的法輪功學員及家人都不得安寧。丈夫和孩子為了我都承受很大的痛苦，一次次的打擊丈夫再也承受不住了，就打電話給我妹妹，讓她們把我接回娘家。我妹妹們接電話後，來我家又是哭又是勸，說只要你不煉功，姐夫說了甚麼活都不用你幹，你天天看電視、玩他都不管。我當時真是傷心，我修煉了，學好了，她們不但不理解反而這麼說，真是苦不堪言啊！我說這個大法我修定了，一修到底永不回頭。當時她們氣得走了。她們走後我想了好久，就這樣下去也不行啊！孩子上中學，他也不幹活，孩子上學還需要錢哪！就這樣我再三考慮還是出去工作吧！誰知從此走上了流離失所的路。

我找到一個工作，服裝廠的活兒，住進了妹妹的家裏，丈夫、孩子也沒人照顧，實在太可憐了，就這樣丹東市公安局、分局馬市邊防派出所，還不斷的騷擾我的家人，有時蹲坑，在我家附近進行騷擾，片警侯爽到處打聽我的去處，說是上邊要找我辦甚麼學習班，總之是不讓我家人有一天好日子過的。就在我工作三個月的一天，我突然覺得鬧心，活兒也幹不了，找到經理講明了情況，辭去了工作，又回家去了。

一個星期後的一天，妹妹突然來娘家告訴我們孩子在學校開冬運會把腿摔壞啦，在學校衛生所讓我去照顧照顧，當時我和父母也沒多想就跟妹妹坐車走了，在車上妹妹又給二妹妹打電話說孩子出事了，我當時感到了事情的嚴重性，就問了一下小妹孩子到底怎麼啦？她沒回答我，我覺得事情不妙，轉眼車到了地方，我一看是丹東市第二醫院，下了車後又迷糊又噁心，她們把我扶到了孩子的病床前，我一看孩子正在打氧氣處於昏迷狀態，當時就眼前一黑，甚麼都不知道了，家人將我扶下去，醒來後，才知道是怎麼回事：由於母親不在家，父親對生活失去了信心，整天喝酒不幹活，孩子承受不住壓力，精神、身體受到了摧殘，在接力賽中倒下了，就這樣永遠地離開了我們，年僅十六歲，正是青春年華。眼前的現實我是無法忍受的，都是邪惡的江氏政治流氓集團害的，使我們的這個好好的一個家庭弄得家破人亡。

孩子走後，我在娘家一住就是將近三年，那個階段全家人由於我被中共邪黨迫害進了兩次監獄，再加上失去了我全家人最心愛的孩子，使我們全家人都承受了無法想像的痛苦，對大法也產生了誤解，對我也失去了信心。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惡人還不斷地進行騷擾，那時是零一至零二年迫害最嚴重的時期，馬市派出所又換了一個叫孫海的所長，領著當時不知姓名的兩個警察又去我娘家進行騷擾，父母也受了驚嚇，他們不讓我與外人接觸，整天看著我。從我身上他們知道了大法好，但就是害怕，因為他們經歷了歷次運動，都是被中共邪黨搞怕的。

回到家後，方方面面還是不斷干擾，記的那是零四年七月十五那天，九連城鎮政法委、「六一零」（江澤民為迫害法輪功成立的非法組織，凌駕於公、檢、法之上）協同河西甸子村黨支部書記尹向風等好幾個人來我家進行騷擾，我予以抵制，給他（她）們講真相，告訴他（她）們我絕不背叛師父和大法，一日為師，終身為父，頭頂藍天，腳踩大地，良心長在中間，我是不會寫「保證書」的。於是他們找到了丈夫的大哥，讓他勸我，我也堅決抵制，給他講了大法帶給我的好處，在你們家怎樣做人的道理，如果怕影響你的工作前程，你可以聲明與我脫離親屬關係，不影響你。（他是元寶區水利局副局長）他當時看我堅決的樣子就不再說甚麼了，因為他知道我在這個家族中能按大法要求做人，他很佩服我，所以就不再說甚麼了。

還記得那是零九年三月份一天，突然馬市派出所所長蔡俊傑，帶領兩名幹警闖入我家，不由分說翻箱倒櫃就翻起來了，我當時正告他們：你們這樣做是犯法的。他們拿出搜查證晃了一下說這是搜查證，當時沒讓我看，我說你們這是知法犯法。他們不說甚麼繼續翻，當時拿走了一本《轉法輪》、兩個光盤，還有幾本小冊子、週報等，後來把我拉到了派出所，告訴我丈夫調查點事一會就回來。到了派出所，他們拿我的鞋子看，逼迫我寫字，按手印，照相，我不讓他們照。當時管我們的片警叫王海洋，還有兩個不知道叫甚麼名字，他們當時挺兇的，後來經過我講真相後，他們不再說甚麼了。我說要找所長，我要回家，丈夫肯定著急了。他們為了拖延時間就讓我寫字，我就寫我是法輪功學員，修煉法輪功的變化，邪黨怎樣迫害我，孩子已沒了，家庭險些破裂，要不是修大法我們就是家破人亡。他們看完後都誇我字寫得好，水平高，說看了我寫的信眼淚都快掉下來了。當時王海洋就說你們那兒我再也不去了，說我真了不起，老百姓看我們都害怕，你們為甚麼不害怕。我說我們是修大法的，按「真、善、忍」做好人沒甚麼可怕的。他們說真佩服你們，我說我們所有的一切都是大法師父給的，當時他們也挺願意和我嘮的，所長那時把鞋子照完相後送到了市公安分局做檢驗。後來才聽說我是被舉報的，說傳單是我貼的，共產邪黨實在是太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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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寧東港法輪功學員葛仁鳳被迫害事實

我叫葛仁鳳，今年六十六歲，退休教師。我是一九九六年五月開始修煉法輪大法的。

修大法之前，身體患有偏頭痛、高血壓、宮頸癌等多種疾病。醫院已經判了我死刑。那時，我每天都在死亡線上掙扎，心裏的痛苦和壓力真是無法形容。修煉法輪大法不久，我身上所有的病一掃而光。整個換了一個人。通過修煉法輪功，我明白了做人的真正目的和意義，我嚴格按照「真、善、忍」的理念要求自己，無論在單位，在家庭中，還是在社會上，我牢記大法師父的教誨，時時處處做一個好人。

以前，家務活兒都是我丈夫和兒女們做，修煉後，所有的家務活兒我一個人全包下來，而且身體輕飄飄的，一點都不覺得累。法輪大法給我身心帶來的巨大變化使我們一家人其樂融融，也使我周圍的親戚朋友、鄰里鄉親看到了法輪大法的神奇和美好。我無法用語言來表達我對我們偉大師父的無限感恩！

可是就是這樣一部造福於全人類的高德大法，中共惡黨卻要殘酷的打擊迫害，億萬信仰「真、善、忍」，修心向善的好人遭受惡黨的無辜迫害。我因為堅持信仰法輪大法，被惡警綁架迫害。以下是我被綁架迫害的經歷。

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十二日下午兩點左右，我正準備帶外孫子出門，突然門鈴響了，小外孫忙把門打開，進來的是三個便衣警察，還有一個是我家西樓梯口的大個子男人。他們不出任何證件、證明，就開始抄家。我質問他們：「我犯了甚麼法？你們憑甚麼抄家？」

接著我嚴厲地制止他們說：「你們沒有證件，不許抄家！」被我制止後，一個警察說：「你是煉法輪功的。」說著就掏出手機給一個人打電話，向對方講我不讓他們抄家的事。對方在電話中回答說：「照樣抄，不管她。」放下電話惡警就開始抄家。

這三個惡警中有一個是我教過的學生的家長。惡警在發現了四包複印紙，就有打電話給甚麼人，不一會兒，東港市公安局國保大隊長王潤龍帶著潘寶昌闖進我家，和先前的幾名惡警一起抄家。我家所有的地方都被他們翻遍了，連冰箱的每個抽屜都打開一個一個翻，衣櫃裏也被他們翻了個底朝天，他們甚麼也沒翻到。隨後，他們又打電話，把我丈夫和我女兒找了回來。要帶我走，我嚴詞拒絕。他們說帶我到派出所去核實一下就回來。之後惡警將我強行帶走。走到樓下，惡警又逼著我丈夫把我家的披屋門打開，又把我家披屋翻了個底朝天，家中的大法書籍和大法師父法像被搶走。後來知道我的電話號碼本也被他們給抄去了。

我被綁架到大東鎮花園派出所後不久，看到另一名法輪功學員也被綁架到派出所。當晚惡警叫我在他們列的清單上簽字。約八點以後，他們把我和另一個同修送進東港市看守所。

第二天一大早，來了兩名警察（當時沒有記清他們的名字）提審我，他們問我甚麼我都拒絕回答。相隔三天，他們拿著我的電話號碼本又來提審我。他們逐個指著電話號碼本上的名字，逼著我說出他們都是誰？我質問他們：「你們家都沒有電話本嗎？難道我的親朋好友是誰都得告訴你們嗎？記電話號碼還犯法嗎？」

一招兒不行，他們又來一招兒。逼我出賣兩名同修就放我。他們的卑鄙行為再一次被我嚴詞拒絕。他們走了再沒來過。

東港市公安局和花園派出所以捏造的事實和罪名，將我和另外兩名被關押的同修非法勞教。同年十二月一日晨，將我和另外兩名被關押的同修送押瀋陽馬三家勞教所。事先既不通知我們，也不告訴家屬。

當日下午一點，我和同修被拉到馬三家勞教所，押送我們的惡警和馬三家勞教所強行給我們檢查身體。我想這些人都被惡黨的謊言欺騙來迫害法輪功學員，毀掉了自己卻不知，心裏很難過。我就抓緊利用這個機會給他們講真相，從大法祛病健身給我身心帶來的巨大變化，講到法輪大法教人向善做好人，講到我遭受的非法迫害。醫生一邊檢查，我一邊講。醫生測量我的血壓是高壓230，勞教所不收。就這樣我又被拉了回來。

他們把我拉到花園派出所，強迫我的家人交兩千元的「保證金」。為了救我回家，家人沒辦法，只好交給他們兩千元錢。最後我被他們以「取保候審」的罪名放回家。兩千元的「保證金」後來被我家人給要回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