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被劫持在武漢市武昌區楊園洗腦班已一個多月，承受著一般人想像不到的苦難的堅韌女子，名叫彭燕。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大哥彭亮又遭綁架，彭燕千里迢迢趕回武漢進行營救，向有關部門反映她家的情況，向有關責任人要求無條件釋放她的大哥彭亮。從過年前開始，每天都有人來她家假借關心之名騷擾她，有時甚至一天來好幾趟，還安排人在她家外監視，嚴重的干擾了她家的正常生活。武昌區糧道街辦事處的吳主任和居委會的人以幫助解決困難為名還要求彭燕將家裏的房子租給他們，在遭到拒絕後，他們在門外對著彭家裝了攝象頭，甚至彭燕外出還有人跟蹤。

二零一一年初，彭燕在營救大哥過程中，發現很多部門都不予以接見，根本不聽她反映情況，於是彭燕就寫了《無條件釋放我哥哥彭亮》的公開信遞給有關部門。武漢市武昌區「六一零辦公室」的陳傳全和他的一個手下曾去彭家，威脅彭燕說：「別為了這事（營救彭亮）再把自己也搭進去」。彭燕說：「我要請律師打官司」。陳說：「你不知道對法輪功是不正常的嗎？！」

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七日，彭燕已經為彭亮請了律師出庭辯護，同時也拿到了彭亮委託彭燕出庭辯護的委託書，卻遭到了武昌區糧道街派出所的綁架，說是怕她生事，關幾天就放回家。但彭燕一直被劫持至今，她在楊園洗腦班高喊「法輪大法好」、「放我出去」！

這是彭燕第三次遭劫持迫害。彭燕二零零零年曾被非法判刑三年，歷經酷刑折磨。在武漢市第一看守所關押期間，惡警兩次強迫她睡「死人床」共長達三十九天。有一次睡「死人床」，朱梅玲、海濤（男）等三個所長巡監到她們監號，逼彭燕寫「保證」便可下鐐，但彭燕態度很堅決，朱梅玲便令她們監號一個刑事犯用拖鞋底抽打彭燕的臉，那個刑事犯不願意，朱梅玲就威脅：「你不打她，我就要‘外勞’打你。」那個刑事犯被逼哭了，彭燕看不過，就對她說：「你打吧，我不怪你。」那個刑事犯邊哭邊打彭燕的臉，所長還在旁邊不斷地吼叫，直到抽打了幾十下，惡警所長才罷休。

酷刑演示：死人床

之後，彭燕在武漢女子監獄遭受了更加慘烈的折磨，本文後附有彭燕自訴。

彭燕曾在《無條件釋放我哥哥彭亮》的公開信中寫道：「一個正常的政府，要抓，就應該把那些貪污腐敗、殺人、放火、盜竊、搶劫、坑矇拐騙的壞人抓起來。卻為甚麼要把我們這些信仰‘真、善、忍’的好人抓起來？！這樣慘無人道的迫害我們，難道不怕天懲嗎？！」

追隨中共迫害信仰「真、善、忍」好人的人員，確須捫心自問：真的「不怕天懲嗎？！」

關於彭燕及其家人遭遇的部份報導：

明慧網二零零二年一月三十日《武漢大法弟子彭燕的故事》
明慧網二零一一年一月二十六日《無條件釋放我哥哥彭亮》
明慧網二零一一年四月十六日《回憶我的母親和小哥》

彭燕自訴遭武漢女子監獄非人迫害

二零零一年八月七日，我自武漢市第一看守所被非法關押一年半後被轉到武漢女子監獄。在入監隊待了一日，次日被轉到噴織中隊。進噴織中隊當天，我就因為拒絕監規不認罪，而被以張彩虹指導員（當時為隊長）、程瑤管教為主的惡警採取各種方式迫害。

惡警指使犯人二十四小時對我包夾監控，寸步不離，就連上廁所亦在旁邊，晚上睡覺時包夾坐在床邊，對我的一言一行，所有情況每班包夾都做詳細記錄，甚至連我睡著時的夢話也詳細報告給管教。包夾分作三個班，每班三人，多時一天可達十二人，包夾的犯人有劉英（殺人犯被判無期），山林（殺人犯被判無期，後於二零零二年釋放，共坐牢十一年九個月），程琪（販毒，被判五年），陳紅珍（綁架，被判十年），黃瓊（經濟案，五年），易芬輝（經濟案，被判無期），王××（殺人犯，被判無期）等等，前後多達四十人。

罰站折磨五十四天，生不如死

每天早晨5：00到深夜2：00後，被罰站，站不好，就被反銬在兩床相連的床柱子上，或被銬在大廳與管教辦公室之間的柵欄上。具體細節如下：

一、剛開始時管教程瑤要求包夾犯人將監規讀給我聽，後乾脆她自己把監規錄音機反覆播放，逼著我聽，她們還說「不肯背，就站好」，若是認為我站不好，就將我反銬到床柱子上。

二、張彩虹把我反銬在床柱子上，指使惡警王歡以及其它管教，包括她自己，非常惡毒的對大法、對師父謾罵，並且在我睡的床板上寫上對師父極為不敬的話，當我好言制止時卻更為惡劣，不僅不停止謾罵，還命令包夾犯人用寬膠布將我的嘴貼上，用繩子將我的腿繫上。由於實在無法忍受，我用盡力氣去砸銬在我手上手銬，如此之後她們才離開，將我銬到晚上。由於我開始發燒，這才將我放下來，可仍要我罰站。

三、惡警聞孫當班時，認為我沒站好，就將我反銬到高低床的上部鐵架上，我想要站到下面床上，卻將我拉下，在折磨我好一陣後，就又將我反銬在鐵床柱子上，這樣折磨我實在是殘忍，又將我銬一晚上不許睡覺。

四、惡警周××隊長，當班時，那是夜晚，就找藉口說「別人幹活，就你不幹活，就把你銬上」於是將我銬到鐵柵欄上，包夾將我的雙手反拉到背後，反銬到鐵柵欄之間的橫桿上。由於橫桿太高，我的身體無法站直，就只能向下彎著，而且腳還不能完全著地，只能踮著腳尖，又由於長時間的罰站，腳本身就非常疼，整整一晚上，其痛苦可想而知，第二天放下後仍繼續站。

五、噴織中隊有幾十個管教，以張彩虹為首每個管教都有一套她自己的折磨人的花樣，每個當班的管教都會來折磨我，只是因人不同，程度不同而已。如李冉、李豔等人稍好些，並不主動將我掛銬。也有管教，不許我睡覺，讓包夾看著我整晚罰站，稍有閉眼時，就會又是掐有是拉的，推的，拉眼皮，動手打我。一次將我推倒時，由於這樣長期的罰站，反吊銬，不准睡覺，很痛苦，頭暈，頭痛，渾身無力，非常的疲憊，已無力從地上爬起來，就說我在耍賴，包夾劉英拿拖鞋打我，管教假裝不知。一次不准我去上廁所，逼得我不得不說：「再不准我上廁所，我就拿自己的盆子，尿到盆子裏，否則就尿到褲子裏就會尿到地上」，這樣才讓我去上廁所。

六、由於點名時不答「到」，管教就命所有參與點名的犯人，一起罰站，致使犯人們對我非常大的意見，因為犯人們是三班倒，點名在早7：00和晚7：00。

七、由於身體越發沉重，對於這樣的折磨越來越無法忍受，我於是煉功，可是剛開始煉，就被包夾按住，叫來管教就將我反銬在床柱子上，這種情況時有發生，每次都會銬我一天或一晚。

這樣直接殘酷的折磨從八月八日一直持續到九月三十日，由於十一放假，值班警察少才停止，由負責監號內加工活的管教隊長安排我每日拿著竹棒子搓橡皮筋。

得知母兄死訊悲痛難抑

二零零一年十月十一日中央電視台「焦點訪談」放了有關我家的事，雖說是誹謗，可此時我方知道母親李瑩秀也同小哥彭敏一樣被迫害離世。面對這樣的慘景，我不能抑制自己的悲傷。

二零零一年十月十二日，我的親戚來監獄看我，監獄許多領導都來了，教導員程菊輝騙我親戚說，在監獄裏沒有人欺負我。悲傷的我號啕大哭，說「她們長期不讓我睡覺，罰站，每天至少要站二十個小時。」於是接見也就早早結束。

由於心情沉重，面對慘況，無法釋懷。在二零零一年十月到二零零二年四月，管教對我的迫害也並未因我的心情而改變。每次她們找出各種藉口迫害我時，我感到難以忍受，曾有過過激行為，自己被逼無奈而撞牆，換來的也是反銬在床柱子上，只是這種情況比起之前要少了許多。（註﹕法輪功學員在任何艱難情況下都不能自傷自殘，要堅強面對邪惡，揭露惡人惡行。）

二零零二年四、五月時，監獄要求做體檢，我不肯做，獄警指使包夾犯人強行按住我抽血，滿滿的一大管子。

監獄的「轉化」迫害

二零零二年五月監獄專門成立一套班子來「轉化」我，有政委韓漢雲、副政委周瓊、科長王××、教育科科長、教導員程菊輝、教導員蔣春、副指導員張彩虹、管教孫思思、管教黎君，管教媛X、管教李冉，隊長陳智、隊長孫X紅等。

從二零零二年五月開始，由張彩虹安排的，在包夾的夾控下時常將我帶到拘留室內強迫觀看誹謗法輪功與師父的各種錄像，甚至還要其他法門如淨空法師所講的那一套，完全是強迫式精神洗腦。

他們注意我的一言一行，這班人有唱黑臉的，如蔣春、孫X紅、張彩虹，有唱紅臉的，如陳智，孫思思，周瓊，韓漢雲等，但大部份則時而對你關心，時而舉起鞭子。

開始時正好監獄做彩燈，於是張彩虹、程菊輝就安排我做加工活，說要和別人一樣，別人做多少你就得做多少。開始時，要我拉燈線邊子，每天要做四千八百個頭，第一天我就因為無法完成而不准許我睡覺，管教讓包夾盯著我，不准他們幫我做，在天快亮時才做完。可是，隨後就漲到五千七百個頭，再後來到六千四百個頭……這期間，還被要求做穿燈泡，每天六袋，打包每天四十個，手指都被打腫，手無法握緊。一直換工種或加任務，這樣加碼的用勞動來迫害，持續到八月。

監獄裏除了之前安排的這些固定班子裏的管教們每日與我談話，就有許多別的監區的管教或外面來的，如華中理工大學的教授、甚麼退休的老幹部，與我談話。在這一切不如他們意時，張彩虹、蔣春，將我關進禁閉室，先將我反銬在鐵柵欄上三天，我的腿腫的非常厲害，連血管都爆出。三天後用手銬將我反銬，並要我對牆站著。在長期的迫害下，身體的承受也更為艱難，在一週真感艱難、痛苦與悲傷。這之後回到監室後，談話也更為頻繁，被安排上午，下午，晚上，會有不同的人來找我談話。

九月初，程菊輝、陳智、張新虹、蔣春說不用我幹活了，讓我和他們專門談，將我關進監獄的接見樓，將接見樓空出，不許犯人們接見。監獄安排有七名固定獄警二十四小時守著，四名犯人包夾。七名獄警為：教導員蔣春、隊長陳智、隊長孫*紅、管教黎君、管教孫思思、管教李冉。四名犯人有：易芬輝（經濟犯、無期）、一名殺人犯、一名經濟犯、一名盜竊犯。這十一人與我同吃、同住，除了打飯時間由管教去監獄食堂拿來盒飯外，不准外出。從早上6：00起來到晚上12：00，時間被安排的滿滿的，完全沒有屬於自己的時間。

談話的對像一波一波的，有先前所一直談話的監獄獄警，有外面進來的，到半個月後又有龔良漢帶領的班教團。談時，我若不理她們，更會對我厲聲叫喊、責罵，說我沒有禮貌，讓我罰站，甚至威脅說要再將我送進禁閉室，這多為蔣春所為。

逼我每日休息前必須寫好當天的日記，否則不准休息。她們直接告訴我說她們都在研究心理學，每天她們都在不斷的開會，每天監獄的領導都會來。有監獄長、周瓊、政委韓漢雲、教育科王科長、科長黎亮等等許多人來，人多開大會，人少開小會，不斷的看到他們在開會，甚至晚上我已睡下，她們仍在總結，安排下一步，會開到深夜二－三點。而我只感到自己身體在急劇的下滑，越來越沉重，到後來腿也腫起來，坐都坐不住，頭痛欲裂，胸口、心臟部位更是痛的使人發瘋，身體也極度疲憊。自進入接見樓所辦的洗腦班以來，我沒有一天能睡著，在我休息時旁邊就坐著兩名包夾犯人，隊長孫*紅還拿手來摸我的頭，盯著看了好一會，然後叫旁邊的人看好。

龔良漢帶隊的班教團，成員有劉卓莉、李*平、王麗、里文蘭等許多人。里文蘭說她們應該將我銬上，說還沒整好。她們每日輪流上陣，完全是車輪戰。

我由於身體的承受到了極限，精神也出現恍惚。九月二十四日，我違心的妥協，做出了背叛大法與師父的行為，作出了有違大法弟子稱號的事。接下來她們要求我寫揭批材料，可是我實在寫不出，就在她們給的書中抄了一些。當犯了嚴重錯誤後，一連串的放任就不可收拾，配合著她們所做的一切將我拖進深淵。身體的嚴重不適並未有所好轉，時常頭昏、頭痛心慌、疲憊，站不住，也坐不住。還在接見樓時，她們曾將我帶出去轉了一圈，坐在車上看看外面，沒多會回來後便是吐的厲害。

十月中央電視台來做採訪，她們叫我換了衣服出去，開始我並不知道去哪兒，後被帶到楊園洗腦班，我也不知道此時正在對我父親彭維聖、大哥彭亮採訪。由於暈車，我被關到樓下的小號內，身體的不適，讓我吐的難受，隨後被帶到二樓的會議室內，邊上坐著許多人，採訪的記者正是焦點訪談自焚偽案中的那個惡人。她一直是用他們那套誹謗大法的套話問我。記得最清楚的是「你相信彭敏是自己搞的嗎？對這事你怎麼看？」竟誹謗彭敏是自殘！我說彭敏的死是因為「如果不修法輪功，就不會進監獄，不進監獄就不會出事，也就不會死」。對我所說的話，她們未採用，但是我知道自己做錯了，沒有直接指出他們的罪惡。這些也是由於自己自二零零零年二月二十六日被非法關押以來，對自己家裏所發生的事一無所知。竟然在他們害死我母親的當天，武昌區檢察院給我送來了起訴書，半個月開庭，半個月判下來，說是給我找個地方待一陣。

採訪後回監獄，張彩虹仍安排包夾犯人二十四小時看著我，只是人數上大減，改為每班二人，後在我強烈的反抗下，就剩下二人，但直到我出監獄一直都有包夾，仍然每日做著記錄。相對要寬鬆了些，可以坐在大廳裏。那時又被利用去給別的同修做洗腦工作，雖然我並未說甚麼，可是那種附和行為，也讓我深感痛悔。我的身體狀況並未好轉，到出監獄時以及回到家後很長時間，腿都站不住，走不動，精神極差，無法入睡，右側腹部疼痛，稍動就痛得站不起身，虛汗如雨，衣服從裏濕到外，順著衣服往下淌，時常發著低燒，身體也腫起來。

出獄後的遭遇

二零零三年二月二十三日，非法判刑三年到期，監獄將我送到楊園洗腦班，當時武昌區委「六一零」、武昌區糧道街派出所、武昌分局、武昌糧道街辦事所都準備將我留在楊園洗腦班，我一再要求讓我姐姐接我回家。當時我父親彭維聖、大哥彭亮也關在那兒，在我全家三人的強烈要求下，下午他們才同意我由家裏親戚姑媽家的大姐將我接到她家，要求她負責看守我。

二零零三年三、四月間，我去楊園洗腦班看被非法關押在那兒的父親和大哥時，見到了中共中央「六一零辦公室」主任劉京，他看到我家三人並未和我們說甚麼，只是見了個面。

二零零三年三月，街道說給我安排工作，實際上是叫我掃馬路，並且還安排了一個人跟著我，我無法接受這樣的情況，沒有去做。二零零三年九月我去南京的親戚家，剛到，武昌分局的一名公安和武昌六一零的陳傳全科長，就到了，要帶我回武漢，威脅我的親戚不准她們收留我，說若留下我，她們要負責，若我跑了她們得承擔責任，並且安排了派出所、甚至南京市委的人介入。我的親戚們無奈不敢留我，叫他們將我帶回武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