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為避開當地專門迫害法輪功學員的非法組織「六一零辦」的騷擾，我跑遍近半個中國，在師父的呵護下，我正念解體過無數次邪警對我的監控、跟蹤和前堵後追，與各階層世人講真相勸退，基本事事順。二零零八年北京「奧運」前幾天，師父護佑我甩掉邪警的追抓，我到了澳洲。儘管語言有障礙，但救人的事沒受太大影響。

二零零九年七月底，我參加退黨服務中心向中國人勸三退，越勸退越感到需要救度的中國人越多。我知道許多同修很忙，救人項目多。我就由開始每個週末圍著退黨攤位打轉，改變到流動退黨，由先前的週末三退保證時間外，在平時固定的三件事項目外找出早晚時間，去華人多的社區、火車站、中國留學生多的校園必經要道和旅遊景點勸退，打破按部就班的常規。我心中請師父把有緣人帶到我身邊，用正念加大救人的力度。果然三退數量和質量明顯增加，經常三五成群的留學生聽我講真相後，高高興興的退出並表示「謝謝」。有位女碩士畢業生（已回國）退了團隊後向我提出要求說：「阿姨，我可不可以抱抱你？」我看她很真誠便答應了她的要求，她緊緊的抱住我時說：「阿姨，你怎麼那麼好，就像我媽媽。」我告訴她我是法輪功學員，是修真、善、忍的。她說：「我就喜歡善人。」

一次在退黨中心，同修指著一位五十多歲的河南來探望孩子的女士告訴我：她來了好幾次，就是不退。我與她講真相後，她熱情的拉著我的手高聲說：「大姐呀，今天我總算明白了，原來法輪功不是反中國呀。」她並連喊兩聲「法輪大法好！」樂呵呵的退了團隊，並答應回國勸老伴退黨。

我在澳洲勸退的中國人中，上至中央部委領導，下至一般平民各階層的人都有。勸退的留學生中，官二代、富二代很多，省人大主任的女兒、副市長、市公安局、檢察院長、法院院長及許多大公司老闆子女（對這些特殊人群，我另加特別的指導他們如何勸退父母保平安的方法）。其中在我勸退的留學生中已有二、三千人了。二零一零年六月，師父又一次鼓勵我，在我不常用的帆布箱蓋上開出二十五朵晶瑩剔透的優曇婆羅花。

在正法洪勢帶來的天象變化下，師尊良苦用心，成批成批的調來有緣的中國人，來國外「觀光旅遊」或「留學」、「考察」，為我們救更多的世人開創條件，我從內心感恩師父。其實，我只是「跑跑腿、動動嘴」，一切都是師尊在做。

通過「三退」的實踐，我明顯感到世人盼得救的渴望，他們幾乎都是認真聽過真相後高興的退出後再三感謝，其中，很多人抱拳或合十拜謝。

今年三月一天下午，我在景點給某部委兩個領導講真相時，他倆一前一後走著，我給前面一個講真相時，他幾乎就是移步，頭緊靠著我認真聽，我有意把聲音放到走在他後面的官員聽見，講完後發現只走了七、八米遠，我當時就問：「兄弟，你是好人，為了保平安，把那個黨員退了吧。」他略帶微笑的點點頭小聲說「好」，坐在咖啡吧座椅上。接著我轉身對已坐在他對面的另一官員說：「兄弟，您也聽清了，我用化名幫您也退了吧。」他笑著說：我有真名。我說：那好，我用真名幫您退了。他說：我的真名很好，並同意三退。

我給許多遊客「三退」時，他們許多人對我都是「一見如故」或「相見恨晚」。最近內蒙古來的一個老年知識份子旅遊團，女遊客擁抱我，男士拉著我的手。勸退在一片祥和的「聊天」中完成。最後臨走時，我說「歡迎你們再來觀光」。他們有的含著眼淚說：「就這一次呀。」再次抱拳道謝，並囑咐我「保重」。還有一次某省四個廳局幹部認真聽我講過真相後，全部同意退了邪黨組織，並表示感謝。

即使碰上不友好的人，我正念強時，他們也會退。六月中旬連連下了好幾天雨。有一天我在景點與一位站在屋簷下躲雨的五十多歲的男士講真相，我剛開口他就大聲呵斥：你是幹甚麼的？！我滿臉笑意的誠心告訴他說：「我是行善的。」他收了收兇相上下打量我，我心想：「我就一定要救你。」我邊笑邊給他講退黨保平安的事例，他一言不發很認真的聽著。最後我問他：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把那個「為共產主義奮鬥終身」的毒誓去掉吧。他舒了口氣說，「噢，是這樣啊，我是黨員，退了。」

以前，我一天能退十幾或半百人上下。今年，每天經常能勸退八、九十人，好幾次突破了一百人。因為感到救人的事時間緊、責任重，我常與個別大陸來的同修切磋，希望更多的同修參與「勸三退」救人。

在此我借明慧網一角，呼籲同修們百忙中去救度那些可貴的中國人吧！海外的大法弟子多數不存在語言障礙。提高救人的效率最重要，勸退一個就救了一個生命群。放下各種人心的執著，突破「金口難開」的魔障，抓緊稍縱即逝的時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