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就是這樣一種實實在在挽救人類、救度眾生的高德大法，卻遭受中共惡黨十一年多的殘酷打擊迫害。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打擊迫害法輪功開始後，遼寧東港惡黨各級部門緊跟江澤民流氓集團迫害法輪功學員。以下是我與丈夫慘遭迫害的具體事實。

一九九九年九月的一天，東港市前陽公安分局惡警於明亮，片警梁某與協警趙景利等多人到我丈夫孫永勤所在的工作單位（我家原住東港市前陽鎮農村，遭迫害後搬遷到東港市內），將他強行綁架到前陽公安分局，他們把我丈夫，還有其他幾個法輪功學員關在鐵籠子裏，第二天又以「傳遞經文」為由將法輪功學員送進東港市拘留所。非法拘留十五天後仍不放人，又以「國殤日」到來，害怕上訪為藉口，又將我丈夫和這些法輪功學員轉押東港看守所非法關押了一個月。釋放時，東港看守所又向家屬每人勒索五百元。在以後的日子裏，片警粱某經常騷擾我和丈夫，多次逼迫我們寫「保證書」、簽字，逼迫我們照相等等，一直騷擾不斷。

二零零零年九月的一天，東港市公安局當時的政保科長王潤龍（現國保大隊長）與前陽公安分局的畢世奎、片警梁某等幾個人來到我的臨時住處，房前屋後進行搜查。見沒找到甚麼，王潤龍用偽善的態度誘騙我跟他們走一趟，說要調查我一件事，沒甚麼大事，意思是不會把我怎麼樣。可是到了前陽分局後，畢世奎逼我在一張「行政拘留十五天」的紙上簽字，並於當天晚上直接將我綁架到東港拘留所。

在拘留所裏，惡警畢世奎、姜昆去提審我。畢世奎問我還煉不煉功以及在別的法輪功學員家裏抄到的真相資料的來歷。他們連續提審我三次。第三次他們是選在晚間，畢世奎、姜昆，還有公安局政保科的王潤龍，他們把我提到了當時東港市內的花園派出所進行審訊。王潤龍繼續逼我講出資料的來歷。他恐嚇我說：「快實話實說吧，否則的話，沒有你的好果子吃。」後半夜他們睏了，王潤龍將我關進了鐵籠。鐵籠子放在花園派出所的樓上，就是他們提審我的那個屋子裏。鐵籠子在水泥地上，一人高矮，左右僅有伸開胳膊的距離。我被關在鐵籠子裏，當時身上衣服很單薄，很冷。我就開始煉功。有一個人，別人叫他沙局長，對我破口大罵。同時王潤龍積極配合他，強行將我兩隻胳膊劈開、伸直後銬在鐵籠上。我的手又痛，又麻，被他們關了大約有兩個小時。半個月後他們沒有放我回家，而是強行將我轉押到東港市看守所。

在看守所，我被非法關押三個半月。二零零一年一月，在沒有任何法律依據的情況下，他們非法勞教我三年。得知此消息的第二天，我與其他九名法輪功學員一起被送進臭名昭著的瀋陽馬三家教養院。在押送的途中，惡警強迫我們替他們交過道費。其中一名法輪功學員當時就被他們勒索一百元。惡警還嫌不夠，又繼續逼我們其餘的人交錢，被我們嚴厲拒絕後才收場。而後，惡警把花我們錢買來作為中午飯的麵包都給丟在警車內座位之間的過道上，以此報復我們。其行為沒有一點做人的道德和素質。

在馬三家教養院，惡警迫害法輪功學員無所不用。剛進這個黑窩時，惡警每天強迫法輪功學員坐小板凳，看誣蔑大法與大法師父的錄像，還有惡黨炮製的亂七八糟的書籍。而後逼著法輪功學員「轉化」，放棄修煉。我當時被他們關押在馬三家教養院的女二所二大隊勤雜分隊。分隊長叫王雪秋，二大隊的大隊長叫邵麗。邵麗在大會上公開宣稱：如果「轉化」，三個月就可以釋放回家。企圖以此誘騙法輪功學員妥協、上當。他們利用刑事犯人、猶大等白天黑夜的折磨法輪功學員，用各種歪理誘騙法輪功學員。學法不深的法輪功學員就被他們給欺騙了。

相反，對堅定不妥協的法輪功學員，他們用各種手段實施迫害。連續多日不讓睡覺、加班加點幹勞役。做手工、剝大蒜、拔旱草、剝玉米等，從早到晚奴役，最長時間每天長達十七小時。同時每個月都要逼著法輪功學員向他們寫「思想彙報」。其實就是想看看法輪功學員被他們折磨到甚麼程度了，他們好有針對性的進行下一輪的迫害，就是進一步在身體和精神上摧殘法輪功學員。

對於始終堅定不放棄信仰的法輪功學員，他們就使用的手段更加慘無人道。可在表面上，他們卻把自己宣傳的「春風化雨，柔情似水」。實際上全都是無恥的謊言。

我被迫害期間，家裏拋下兩個年幼的孩子，大孩子只有十一歲，小的不足四歲，我丈夫一個人又得賺錢養家，又得照顧兩個孩子，根本照顧不了。只好一個送我媽家，一個送我婆家。一家人妻離子散。直到二零零一年十一月，才被釋放回家。

然而，他們對我的迫害並沒有停止。二零零二年四月，我姐姐（法輪功學員）和姐夫同遭到東港市公安局的綁架。姐姐當時走脫，東港市公安局就把黑手伸向了我。當時公安局指派政保科王遠軍用車將我連同我當時照顧的四個孩子（有我姐姐三個孩子，最大的十四歲，最小的才四歲）一起拉到花園派出所，當時的公安局副局長周恆臣和王潤龍逼我說出我姐姐的下落。面對他們的恐嚇、威脅，我沒有配合他們。見問不出究竟，他們才將我和孩子們放回去。然後東港市公安局四處追捕我姐姐。沒抓到，他們又將黑手再次伸向我和我丈夫。我和丈夫被迫流離失所。我和姐姐兩家人再度妻離子散。姐姐後來遭他們綁架、判刑。

東港市公安每逢惡黨敏感日更是窮凶惡極，在中共十六大之前的一天晚上九點多鐘，在前陽鎮石門村大隊治保主任劉禮祥帶領下，前陽鎮公安分局四、五個警察闖入我家中。當時婆婆住我家帶孩子，老人不認識他們，婆婆和孩子驚恐萬分。他們追問我和丈夫的去向，並欺騙我婆婆說：「我們只是找他們談談心。」事隔兩天，晚上九點多鐘，又是那幾個惡警再次闖入我的家中，抓捕我們。幸好我們都不在家，沒有落入他們的魔爪。但婆婆卻受到了極度的驚嚇，至今，只要聽到門鈴的響聲，老人腿就顫抖的不停。

兩次綁架不成，惡警於明亮等幾名惡警又竄入東港市內姐姐家中去抓捕我們。相隔幾天後，丈夫在回家的途中與當地治保主任劉禮祥碰了對面。丈夫知道被此人看到凶多吉少。回家後又馬上離開家中。不出所料，沒一會兒前陽分局的幾名惡警就開車追來了。見我丈夫不在家，又驅車追趕。而後又在我丈夫工作的地點附近蹲坑、抓捕我丈夫。老人和孩子每天生活在極度的恐懼之中，精神上造成了極大的傷害。

隨著時間的推移，對於東港市公安系統那些參與迫害法輪功的人，法輪功學員以洪大的慈悲，反覆的向他們講述法輪大法救人的真相，告訴他們善惡有報的天理和迫害法輪功學員的悲慘的下場，可是他們並沒有因為知道了大法的真相而停止作惡。

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六日，也正是我的女兒中考的前兩天，我正在家中陪著女兒準備考試。中午吃飯的時候，國保大隊長（原政保科長）王潤龍、指導員高峰、副大隊長林永全、街道片警韓長河等人闖入我的家中非法抄家，搶走家中所有的大法書籍和大法師父的法像。林永全一邊抄家，嘴上還一邊罵些髒話，連牆上掛著真、善、忍的圖片都給撕扯下來帶走，作為他們迫害的證據。王潤龍還拿出筆要我在他們所寫的東西上簽字，被我拒絕。東西是我家的，你們非法闖入我家中隨便搶劫，幹了如此違法的事情，反過來還要我簽字認可，真是無恥！

而後他們強行把我和丈夫綁架。兩個年小的孩子眼看著父母被綁架走，孩子還正面臨中考，還有家裏的一大攤生意無人管理。一家人再一次被迫害的妻離子散。然而，在我和丈夫被他們直接投進看守所時，王潤龍卻對人說：「你看張小平煉功，連家裏的孩子和買賣都不管了。」就連這種話他都能說出來！由此可見，中共培養和使用的人，不但無恥，連人性都沒有。

這一次丈夫被關押了半個月。我被關押了三十一天。關押期間，我絕食抗議，被看守所的女惡警遲愛民拳打腳踢。她唆使刑事犯人打我、罵我，強行給我灌食。我被放出來時已骨瘦如柴。這次迫害，給孩子和家裏的親人再一次造成極大的傷害，經濟上也造成嚴重的損失。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早晨，東港市公安局調動所有的警力對本地法輪功學員進行大規模的綁架迫害。他們入室搶劫，一次就綁架了十四名法輪功學員和四名家屬。我們夫妻仍是他們迫害的目標。

早晨我丈夫剛一打開房門，國保大隊副隊長林有全、片警韓長河等幾人從樓下一擁而上，企圖奪門進屋。我丈夫見此情景，迅速把門關上，站在門外用身體擋住房門。幾個惡人撲上來按住我丈夫，搶走他手中的鑰匙，把他綁架到樓下的警車上。丈夫高聲質問：「我犯甚麼法了，你們憑甚麼抓？」隨後大喊：「警察抓好人了！大夥都出來看看！」惡人心虛的把我丈夫趕快推進車裏。

林有全等人奪門未得逞；又用搶來的鑰匙開門，門被反鎖上了，打不開。林永全等人非常惱火，又把我的父母找來開門，並威脅老人說：「我們可以破窗而入，還可以把牆打個洞鑽進去。」隨後，他們又請來鎖匠強行開門也沒打開。從早上六點多一直折騰到中午十二點多才撤去。下午我丈夫被放回來。他們沒有抓到我，東港市公安局又派人在我家附近蹲坑監視，連過年那幾天都沒放過。

我們是按照法輪大法「真、善、忍」的要求做一個修心向善、道德高尚的好人，既不損害別人的利益也不違反國家憲法，利國利民。這在哪個國家、哪個民族都是受歡迎的，都是大好事。而中共惡黨為何要不遺餘力的迫害這些好人？這足以暴露中共惡黨的邪惡本質。

善惡有報是天理，中共滅亡是天意。所有那些參與迫害法輪功學員的人，在天滅中共時，不但自己會成為惡黨的陪葬品，還可能殃及家人。再次誠勸那些執迷不悟的人趕快停止作惡，彌補損失，挽回自己的生命與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