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胡澤聰，修煉法輪功以前，我患多種疾病：風濕痛、手不能拿筷子、腳不能走路、哮喘病曾經使我昏死過幾次，到醫院輸氧才搶救過來，後來中西醫治療都無效，錢花了不少，生活不能自理，我真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一九九八年，經親友介紹，我開始修煉法輪功，才一個月，我全身的病狀就消失了，從此我像換了個人一樣，一天種地、做家務、帶孫子全都能幹，身體輕鬆了，心情也愉快，是法輪大法給了我第二次生命，給我家庭帶來幸福。

多次被非法拘留、關押

二零零零年三月，有法輪功學員要去北京信訪辦，我也簽了個名，就為這事，公安局一科楊紹亮帶人反把我綁架到紅旗派出所「審訊」，接著又非法拘留我十五天。

二零零零年九月，我縣法輪功學員到縣政府，準備向政府人員說明我們是一群做好人的人，修真善忍沒有錯。結果被公安局一科罰款二百元。收據上經手人是李永坤。從那以後鄉政府經常派人來家威脅，不准煉功，不准外出。

二零零一年一月，我因講真相被人構陷，清早五、六個人闖進我家，到處亂翻，沒搜到甚麼東西，就把我綁架到派出所，折騰到下午又非法關進拘留所，一關就是半年，還讓我給所裏做飯，洗菜，餵豬。

六月十二日，一科俞明剛拿勞教書，讓我簽字，我說：不會簽。他就代簽了，說要勞教我一年半。然後也沒通知家屬，就把我送到資中楠木寺女子勞教所。在勞教所我舊病復發，一個多月後，勞教所怕我死裏頭，承擔責任，我被放回家。

二零零七年二月一日，我在順城東路的一條小巷發真相資料，被祁順華和其兒子打電話構陷。一會兒，國保大隊的楊紹亮帶來兩個警察把我綁架到公安局，國保隊成員溫曉紅問我：資料哪來的？我沒回答。他們就去抄我家，搶走了家人很多私人物品。然後，將我關進看守所，第二天，溫曉紅又來問我資料的來源，見問不出結果，她走了。又過了幾天，來了幾個我不認識的人，他們說我被判刑了，問同不同意？我說：不同意。他們說：同不同意，都要簽字，他們才能交差。

大概過了半個月，一天晚上，我突然呼吸困難，折騰到凌晨三點，所長秦世君看我很嚴重，怕承擔責任，才喊了幾個人送我到縣人民醫院。第二天一早，他們喊來我女兒、女婿要他們去付我的醫藥費，我女婿說：人進所這麼長時間，我們都不知道現在變成這樣了，我們也管不了，就拉女兒走。所長秦某又讓人叫我兒媳去辦手續，並叫交一千至一千五百元錢。兒媳說家裏困難拿不出，他們又讓我老伴拿錢，老伴也沒拿，無奈只好放我回家。

二零零八年三月二十日，我和法輪功學員準備到鄰縣去發光碟，當我們乘坐的班車到我縣與鄰縣交界時，司機接到一個電話，班車就停下了。我們還沒有反應過來，不一會，城北派出所警車就追來了，他們將我們綁架到城北派出所，又打電話。一會兒，國保大隊江豐良，溫曉紅，劉建平和另有一人，他們非法搜身，把我們帶的資料和光盤全拿走，並追問資料哪來的？我說：我不會說的，省得你們會迫害別人。江豐良說：「不是迫害，是挽救。」他見問不出啥，就把法輪功學員和我非法關進看守所。

第二天，我兒子到看守所去問，裏面的人說我沒在那裏，過了十多天國保的和送拘留的才送通知書到我家，見大人都不在，就讓我十四歲的孫女簽字，家人才知道我確實在獄中（通知書上有辦案人江豐良的簽名）。在看守所呆了一月，我們被轉到拘留所，才知道法輪功學員羅繼平被勞教一年半，我被勞教二年。四月十九日中午，我從床上摔下，所長啟興友叫獄醫給我檢查，他說沒甚麼。直到晚上十點，他們見我一直吐，一直咳，只好送縣醫院，醫生說是哮喘病發作。啟興友問醫生：能否住醫院？醫生說：沒床位。我聽後趕快表示我家沒錢，無奈他們只好又拉我回拘留所。

過了幾天我女兒、兒媳聽到我的情況後就去看我，當時我是由同監室的兩個人架著出來的，我呼吸困難，說不出話，所裏警察張德瓊見狀忙說：缺乏營養，判了刑又不送走，人變成這樣，不是他們的責任。讓女兒、兒媳去找公安局說情況。二十九日，在兒女們強烈要求下，交了三百五元錢，說是檢查費，才叫他們帶我回家。

再次遭綁架 被送楠木寺勞教所

二零零八年六月十一日晚，拘留所所長啟興友帶了三個人到我家，看見樓上有燈，就上去找我，看我不在，就走了。第二天又去找我也沒找到，聽鄰居說他們去了好幾次，還一天出三十元錢讓隔壁的監視我，看我回家就打電話給他們。

二零零八年六月十三日二點左右，我在法輪功學員家，國保大隊楊紹亮、江豐良、溫曉紅等七、八人將我綁架到拘留所。

二零零八年六月十六日，女獄警張德瓊用手銬銬住我往楠木寺勞教所送，一路上我都在吐，甚麼都吃不下。中途住了一晚，他們還把我銬在床上。到了資中楠木寺勞教所，他們把我架到三樓上體檢，啟興友對醫生說我是暈車，在家我甚麼活都能幹，醫生讓他們留下五百元輸液就交差了，而我就被扔進了勞教所這個迫害法輪功學員的魔窟。

在楠木寺勞教所，他們讓雜案犯人逼著我寫「三書」，我說：不識字。就讓被「轉化」人員徐曉蘭（音）代我寫，並強迫按手印。

由於裏面生活環境、條件極差，思想壓力大，我病狀越來越重。一天甚至出現幾次危險，把他們都搞煩了，為了不擔責任，他們給我辦了「保外就醫」手續，並通知家人。

十月底，我家人為辦接我的手續，從縣委找到公安局、派出所，他們一個部門推一個部門，就是不接人，也不辦手續。直到十二月，家人自己到勞教所，勞教所見我病況無一點好轉，就同意家人接我回來。

二零零九年四月，有一天，楠木寺勞教所有人打電話給我女兒說,我回家後，還到處竄，還去法院旁聽（法輪功學員被判刑，我去聽了）並威脅女兒說是她給我作的擔保。我女兒問她是誰，她不說。

我修煉法輪功，身體好了，心情舒暢，還能幫助家庭料理家務，減輕了兒女的精神和經濟負擔；而中共邪黨卻不要老百姓過好日子，多次的迫害我，給我和家庭帶來嚴重的精神和經濟損失，這筆債中共和參與迫害者是要償還的。